歷史的垃圾時間．消失的 「改革家習近平」 ．如何解讀三中全會決定 (Patreon)

當帝國走向最終章，往往出現權力繼承的問題。或者我們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也是外界對中共經常提出的疑問：「究竟誰可以繼承習近平？」

今天的長文，包含了三個題目。第一個就是剛剛結束的三中全會。第二個是在三中全會前，新華社出了一篇文章「改革家習近平」，但後來文章被落架。最後我想討論中國很多人談論的「歷史的垃圾時間」；這個命題被官媒公開反擊，而我認為這三件事其實都導向到同一個核心問顯。

（聲音版稍後補上）

三中全會

三中全會，坊間討論先入為主的是人事問題，尤其是秦剛；他雖然被免職，但保留黨籍仍被稱為同志。有很多分析都說對秦剛是非常格外開恩；但也有少數的說法指秦剛自去年六月被突然撤職，一直都沒有一個處置，當中事隔超過一年時間，而最終得這個結局，其實是牽涉到中共內部的權力的鬥爭。

另一邊廂見到，真正的內部矛盾其實是對軍方的高級將領的處理。今年三中全會之前中共出了一份通告，撤除兩任國防部長魏鳳和和李尚福的黨籍及軍銜，而三中全會上再加上李玉超和孫金明，基本上整個由習近平開始建立的所謂火箭軍團遭到「團滅」。還有不在名單上軍官將領，有自殺的，有可能被自殺的。

其實中共自從十八大開始，就已經政府機器設置在黨建之下，由國務院到解放軍；而解放軍將領，最初被整治的都是很多所謂的「江派」，後來就是胡錦濤年代晉昇的軍方將領，而今次的特點是，幾乎所有被整治的人都是習近平親自提拔任命的。

我亦看到有另外一個觀察，就是在中國解放軍的歷史中總共有九個上將被剝奪軍銜。這九個人有一個共通點，全部都是習近平全面執掌權力之後，也就是中共十八大之後是動手的。由最初的徐才厚、郭伯雄到後來田修思、王建平、王喜斌、張陽、房峰輝、魏鳳和、李尚福等，全部都是 2014 年後落馬的。

其實三中全會的傳統，尤其是由1978年鄧小平重新執政開始，通常都是針對經濟政策。而四中全會傳統就是所謂的「國家重大決策」以及中央軍委的人事變動等等。此外，三中全會公布的綱領，往往就是之後的五年經濟計劃。2025 年，中共就應該要公佈他們的十五．五經濟規劃方案。

本來今次的三中全會應該是去年秋天舉行，結果就推遲到現在今年的夏天才做，推遲了接近九個月的時間。如果中共最新發表由習近平自己署名的文件，說今次三中全會決定的起草，時間其實是由 2023 年十一月開始，一直到今年的五月才定稿。嚴格來說，就好像將三中全會、四中全會合併一樣去做。究竟當中又有甚麼原因？是否單純是因為經濟環境欠佳？

至於今次三中全會裡面的經濟政策，很多評論認為沒有新意；但我細讀決定文稿亦留意到有幾個幾特別的地方：

第一是要完善個人破產制度。其實在中國大陸從來沒有個人破產制度，為甚麼在現在這個時間提出呢？假如全民都是無產階級，又何來破產之說？或許現在民眾真的要破產，又變回無產階級。

第二是科技事業單位要進行企業化管理，要靈活。我的逆向思維解讀就是：「中共中央確認體制中科研事業是僵化和無效率。」

第三是高技術人才的移民制度。其實現在中國大陸是沒有移民制度；當然此舉亦反映中共中央環面對現實，自己人做不到事，希望到外面找人回來。問題是，人家是否願意來呢？

第四是關於宏觀經濟。其實之前有分享過，最近中共現在嘗試去透過人民銀行去控制中長期利率和債價，但更重要是中共有迫切需要增加發債規模，過程中它必須有機制去控制債價和債息。

第五是農村人口進城機制，希望加快農村人口移進城市；決定亦同時提及到耕地和農村土地的應用調配。兩件事的關連是，當農村人口移進去城市，農村勞動力減少，如何處理耕地？還是會將耕地變成其他的用途？但這樣又會否出現糧食產出的問題？中共又如何調控勞動力和耕地比例的問題？

第六點跟人口政策有關，就是統一全國的人口管理制度；除了農村人口移居到城市，甚至乎會否是不同省份地區的人口都要有遷移的需要？

除了以上幾點，最後一點就是新經濟新社會和新就業當中如何加強黨的建設。換句話說就是無論在經濟、社會範疇，甚至個人的就業，都由黨去控制支配。記得之前有新聞指，就算是送外賣的都要是有黨委，可見中共思維，仍然想加強各方面的控制。

還有一點，就是今次三中全會決定裡面有一句說話，指以上改革要在 2029 年前完成。

消失的「改革家習近平」

或許是因為「深化改革」這個概念，以至新華社之前以「改革家」去形容習近平；這篇揚揚萬字的文章，在三中全會之前出面世，當中必定經過中共中央最高層尤其是中宣部審批。中宣部部長李書磊，其實也是近年被習近平提拔上來的人，所以有理由相信，要將這篇文章落架，除了習近平本人就沒有第二個。

一般的解讀是，習近平其實不喜歡將自己與鄧小平對比；這不但是路線問題，更重要是中共高層的「心魔」。

首先，新華社的萬字長文其中一句說話，習近平是「鄧小平之後又一位改革家」；但要記得，在2021年11月的六中全會上，中共曾經提出過所謂《第三次歷史決議》，裡面講中共百年奮鬥成就。其實我當時也有跟大家分析過，在中共眼中，這一百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毛澤東成功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讓「中國人站起來」。第二階段是由1978年開始，鄧小平的改革開放，讓「中國人富起來」。現在到習近平，也就是他們說的第三個時代，讓「中國人硬起来」。

所以新華社說習近平是鄧小平之後「又一位改革家」，其實就擦錯鞋，因為在習近平眼中，他不單止和鄧小平是並肩，他甚至覺得自己超越了鄧小平；我在 2021 年的評論就說，習近平最終其實是要否定鄧小平。

這就回到剛才提到中共一直以來的「心魔」，那就是 1991 年蘇聯瓦解。這個也是公開的秘密，就是習近平是很看不起戈爾巴喬夫，認為當時蘇聯裡面沒有一個是「男人」，頂不住當時的浪潮。

究竟當年戈爾巴喬夫做過什麼？戈爾巴喬夫在 1991 年聖誕宣布蘇聯瓦解，在他卸任蘇維埃總書記時的演說，透露了自己上任時，已經知道蘇聯是一個爛攤子，所以才推出了政治和經濟改革；但雖然推出了這兩個改革方向，但最終在 1991 年他是被逼宮下台；當時他除了幾乎「被軍事政變」，蘇聯內部亦有白羅斯、烏克蘭、莫斯科市長等，為保自身的權力範圍，迫使戈爾巴喬夫下台，以保住自己本身的權力範圍。

中共非常之怕步蘇聯的後塵，甚至堅信 1989 年鎮壓學生運動，是改寫歷史的舉動。所以在中共的歷史裡面，好像從來沒有出現過胡耀邦，趙紫陽這兩個中共總書記，彷彿由鄧小平直接將權力交予給江澤民。這個修正歷史觀，也反映了其實在中共的主流，認為 1980年代的改革開放，並不是那麼正面；對中共來說最重要是維持統治結構，經濟利益只不過是工具；他們不是希望透過黨治去帶領經濟發展，他們是要透過經濟力量去維護統治。

外界，包括不少香港人，一直以為只要中國經濟發展到某個地步，中共就會放棄他們一貫以來那種控制的思想。但是再看清楚一點，當年中國有四個經濟特區，加上十多個重要城市的三億人口，以及人口紅利，中國透過輸出廉價勞動力成為世界工廠，再加上香港幫他們將國際財經金融的好處帶入中國大陸，讓中共由延續了三十年的國運。

由 2012 年，也就是習近平上台的十八大開始，其中一個不斷強調的訊息，就是所謂的「四個自信」，也就是「中國式現代化」。

中國就是一直原地踏步，晚清洋務運動，就是相信只要有船堅炮利，拿別人的科技，就可以延續體制，也就是所謂的「西學為用，中學為體」。洋務運動失敗了，但中共是仍然停留在同一個錯誤裡。又是自從十八大開始，中共就開始講「兩個不動搖」；其實兩個不動搖，就是不放棄整個生產體系的控制，用他們的說法就是堅持「公有制」。

當然，中共也說要促進民間經濟；但在他們眼中的所謂民間經濟，只不過是你擺下地攤，做小生意的個體戶。這種基本的買買賣賣，並非真正的資本主義。其實整個東亞文化圈的經濟，有個共通點就是在民間中小企業的層面，相對上是有一種沒甚麼管制，甚至有點亂來，但這些中小企除非有國家扶持，否則很少有做得大；日本也好，韓國也好，甚至乎台灣也好，亦如是。不過，這些地方的財閥力量，後來都反過來影響政治。

我相信中共另外一個心魔，就是怕具規模的經濟力量，最終會影響到他們的體制，所以他們才會有「無序擴張的資本主義」一說。

很多人以為三中全會中共會提出甚麼刺激經濟發展的措施，或者是會救樓市，會救股市，但這從來都不是中共想走的路。在過去的十幾年，很多炒股的人有種心態，或曰「政策市」，總之中共當時提出甚麼綱領，他們就會一窩蜂押注在那些範疇；基本上每隔幾年都有些不同的板塊，當時的股民樂此不疲地風火輪式的炒作。但今時今日，只有一個板塊叫做黨，而黨可不是讓你買股票的，甚至連債券也不願意讓民眾積存。

歷史的垃圾時間

說到這一點，不得不提「歷史的垃圾時間」。

中共對「歷史的垃圾時間」這個題目似乎非常忌諱。問題是為甚麼他們對這個說法這麼忌諱？

首先，我們要先了解甚麼是「歷史的垃圾時間」。這個概念其實就是來自球賽，本來是用來形容一場球賽去到某個階段，其中一隊球基本上是完全沒有勝算，甚至追和的機會都沒有，這就為之球賽進入「垃圾時間」。

放諸政治上，垃圾時間簡單來說就是國家基本上完全沒有希望。民眾沒有希望，結果當然是躺平。現在中國大陸的經濟環境，已經有不少年青人躺平，這已經對中共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警號。

但是為甚麼會觸動中共的神經？我覺得更重要的原因是，這個說法帶有「必然性」的意味，意味中共必然會輸掉這場比賽。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其實就很容易令到人們對政權失去信心；對政權失去了信心，就不再有所謂的「強國夢」。試問連民族主義這個流氓最後的歸宿都幻滅，中共還有甚麼統治的合理性？

但我還是想補充一點，就是對所有政權，人民的不滿其實還不足以令到政權崩潰。歷史上大多數帝國瓦解，是出於統治階層內部的分裂。

統治階層，通常由幾個不同元素組成。第一個當然是掌握武裝力量的軍人。但是純粹靠軍隊去鐵碗統治，成本極高。所以，自古以來除了軍人，統治階層當中還有知識份子；在古代，就是神權又或者儒生、官僚。這些人透過控制價值觀、信仰，以相對低成本的方法，再配合武裝力量去統治社會。

除此以外，統治階層的第三股力量，就是支配經濟生產的地主豪強。以上提到的三股力量，相互之間是有極多連帶，但也有一定矛盾。封建社會中的科舉，就是其中一個理順各方利益的制度。

但對於一個帝國，始終都有幾層難以化解的矛盾，首先就是中央統治階層以及地方利益。其次就是當三股力量當中，其中之一出現失衡，往往就會出現統治結構瓦解的危機。例如當掌握了意識形態的知識份子和神權無法維繫群眾的思想，往往就會讓軍人為何抬頭？反之，當軍事武裝力量相對地薄弱，控制意識形態的知識分子和教會就壟斷了權力和利益。總而言之，力量得不到平衡時，其中一方會以壓倒性的姿態取替另一邊。

現代社會最大的轉變，就是資本主義帶來的新興經濟力量。在過去幾百年，就是工商業顛覆傳統「士農工商」的階級觀念。順帶一提，「士農工商」中的「農」，所指不是一般的自耕小農，而是那些大庄園領主、地主。

明代中衰，很多人都說是由明英宗在土木堡之變被中亞民族瓦剌擄劫開始。明英宗被擄，當時群臣和太后立了景太帝，尊英宗做太上皇。後來有個叫楊善的人，到瓦剌迎接了英宗回朝。景太帝最初將英宗囚禁，後來發生了奪門之變。英宗重新執政，又將支持過景太帝的一眾人士以謀逆罪誅殺。

但明朝就走向中衰，真正原因是內部矛盾惡化。明朝的統治和經濟結構，以農業為基礎，但當時地方和民間，卻有另一股工商業的經濟力量在掘起。對統治者來說，其實只要能有效收集到資源，也管不得是農還是商，但古時除了以土地為本的徵稅模式，就沒有其他更有效的方法。結果導致中央政府的資源越多越貧乏。中央政府越無計可施，就越多苛捐雜稅的措施，衍生出各種終飽私囊的貪腐，令矛盾進一步激化。張居正推行稅制改革，也就是「一條鞭法」，嘗試以當時用作貿易的白銀為稅收單位，但亦無補於事。

至於清朝的衰亡，導火線雖然太平天國，但不是因為太平天國虛耗大清的國力，而是太平天國後地方勢力的冒起，當時滿清中央已經沒有力量支援地方軍隊，要由地方的漢人去自組軍隊。也是同一批漢人，主導了後來的變革，也是所謂的洋務運動。變革的最後期，也就是光緒的「百日維新」。

光緒的失敗，很多人就說是慈禧的反對。但是其實如果我們能夠撇除「榕樹頭講故佬」式的歷觀，從更宏觀的角度去分析政治，應該見到當時的帝國內，有兩種路線之爭。最後，滿清的貴族引一群山東的狂熱份子義和拳進京，要誅殺的就是「一龍二虎」，一龍就是光緒，二虎就是李鴻章和軍機大臣榮祿。

義和拳也不是純粹的種族矛盾，而是晚清基本上已經要走到改革的臨界點，但有一班滿清貴族仍然希望維持原有的統治結構。八國聯軍也沒有打算滅清國，反而是當時各地順撫軍閥，拒絕奉詔進京，也就是「東南互保條約」。基本上到了這一步，清國真正進入了「歷史的垃圾時間」。

當帝國走向最終章

當帝國走向最終章，往往出現權力繼承的問題。在很遠古的時候，帝國末年外戚、宦官等有時甚至擁立一些幼主、傀儡兒皇帝。慈禧死後，被擁立的溥儀基本上已經說明了滿清貴族走到末路。

雖然現代的社會不會再出現兒皇帝的怪事，但權力繼承的問題，始終是任何一個專制統治的死穴。或者我們問一個最簡單的問題，也是外界對中共經常提出的疑問：「究竟誰可以繼承習近平？」現在外界有很多揣測，說誰是中共的新星，誰在上位。但我可以很肯定地跟大家說，真正繼承權力的人不可能在這麼早出現。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他絕不會太早去任命繼承人。用很近代的一個歷史例子，當年毛澤東也幾乎篤定了林彪為他的繼承人，不夠兩年的時間，林彪就已經被肅清。

對一個統治者來說，太早去篤定一個權力繼承人，對於其他在權力周邊的人來說，究竟要向誰效忠？向一個將會更長期執政的繼承人效忠？還是對太上皇效忠？權力繼承往往都是導致帝國裂痕表面化最直接的原因。西方為甚麼會演變成議會政治，最後再演變成選舉？議會政治基本上就是將不同派系的利益，透過一個相對溫和理性的渠道平台去進行協商的過程。議會的出現，也意味統治由個人變成一個制度；最初的議會，根本全部都是一幫既得利益者。後來再發展到透過選舉制度去建立議會，但當中仍然是利益的代表，多於人民的聲音；只不過是既得利益者在重新劃分權力的過程，相對沒有那麼多暴力，沒有那麼多流血。

當一個社會每幾年就有一班人上台，又有另一班人下野，漸漸就出現了我們現在的政黨政治。政黨，就是專業從政的集團。有人說選舉導致金權政治，但套用丘吉爾的說法是，這種議會和選舉政治，已經是人類歷史文明以來我們知道唯一可以令統治不斷延續的方法。「歷史終結論」，概念背後的真正含意，是指當一個社會進入議會和選舉政治，它的權力和利益平衡可以是非常穩定，甚至比起所謂的中式「超穩定結構」是更加穩定。

中國人雖然口口聲聲說以史為鑒，但大多都「榕樹頭講故佬」歷史觀。如果從宏觀的歷史觀念分析，就知道根本不存在所謂的「中式現代化」，現代化，不是西方和東方的差別，而是社會能否順應世界經濟環境的變化。中國民眾熱議 的「歷史的垃圾時間」，結論雖然是叫人躺平，但精髓在於立論中指出「當歷史發展在背離經濟規律」。從這個角度去分析三中全會的綱領，不難明白為甚麼中共說要在 2029 年前完成所謂的改革，也知道為甚麼「歷史的垃圾時間」會觸動到有關人士的敏感神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