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解讀 Stranger Things (Patreon)

極權社會與自由意志

表面上，Stranger Things 是 Duffer Brothers 向史提芬史匹堡（Steven Spielberg）和史提芬京（Stephen King）等大師的致敬，也是一套以 80 年代懷舊情懷的 Netflix 作品。但劇情裡有大量政治和社會隱喻，尤其是關於個體（Individual）與集權（Collective）的矛盾。

The Upside Down：集體主義的終極形態

劇中最核心的恐懼，是來自「顛倒世界」；一個灰暗、寒冷、充滿腐敗氣息的世界；在那個維度裡，沒有「我」，只有「我們」。

無論是第一季的 Demogorgon，還是後來的 Demodogs，都是只有求生本能但沒有自我意識，它們的存在就只有一個目的，就是達成 Mind Flayer 的指令；它們可以毫不猶豫地自殺式襲擊，也就是所謂的 Hive Mind 。

這是一個完美的極權主義隱喻。

廿世紀的歷史告訴我們，所有極權社會都要消滅個人「自我」（Ego），令個體完全融入巨大的社會機器，每個人都只是一個零件，沒有獨立意志，只聽命於中央。

冷戰陰影下的「深層政府」

The Upside Down 是鬼地方，但現實世界也不見得好到那裡。

要理解這部劇，必須了解 1980 年代的時代背景；當時是冷戰（Cold War）末期，而 Hawkins Lab 就是 Deep State 與沒有問責、沒有制肘的技術官僚。

Eleven 最初以為的「Papa」 Dr. Brenner，為了在軍備競賽中勝出，進行人體實驗。在他的眼中，Eleven 不是一個有血有肉的人，而是編號「011」的國家資產。在 Deep State 的邏輯，個人在「國家利益」（贏得冷戰）前，是微不足道的。

Hawkins 發生災難，完全由這群情報官員和科學家一手遮天。那怕是 Dr. Brenner 倒台，換來 Dr. Owens；表面上更有人情味，但依然受制於體制。到了第四季，又改由軍方的 Sullivan 將軍又接手。

「鐵打的衙門，流水的官。」Deep State 不是一群躲在私人會所享受紅酒雪茄的富豪權貴，而是一套失去制衡的系統；Deep State 的本質就是不論世界發生多大的事，行政機器都可以繼續自行運作，某程度上也可以說是一種 Hive Mind。所以實驗室裡，身穿白色防護服的工作人員、手持衝鋒槍的憲兵，都是沒有名字，面目模糊。

Hawkins 與 Starcourt Mall：消費主義掩飾下的美國中產

Stranger Things 的第三季，轉折非常精彩；怪物的據點不再是陰森的實驗室，而是 Hawkins 的 Starcourt Mall。

對 1980 年代的美國人，商場是資本主義戰勝共產主義的象徵：物資無限豐富、冷氣長開、霓虹燈閃爍。而 Hawkins 則象徵著一個典型的美國城市；一個最傳統、但也漸漸向下流的中產社區。偏偏這場一個跨維度戰爭的前線；一個本來有機運作的社區，被「外部勢力」撕裂。表面平靜，但地底卻在腐爛，布滿了藤蔓和毒氣。

其實在第二季，Hopper 已經發現地底的腐爛蔓延到了地面的南瓜田；這是明顯不過的比喻：一個農業和輕工業小鎮，南瓜田的死亡象徵著實體經濟的衰敗。這也呼應了 Starcourt Mall 的建立；一個外來的、光鮮的巨型結構，吸乾了本土小店的養分，導致社區的「根」壞死。

至於 Hawkins 的鎮長，是個典型的機會主義政客。他勾結「蘇聯外部勢力」，強行徵收土地建商場；當鎮上的小店倒閉、市民抗議，他就用煙花匯演和遊樂場轉移視線。

被怪物上身的 The Flayed，最初都是因為商場的五光十色所吸引，但在不知不覺中自願交出靈魂，被「融化」成體制的人礦。

憤世嫉俗的Vecna

Vecna（Henry Creel）的身世到了第四季終於揭曉；他對蜘蛛也有一種病態的崇拜；他認為蜘蛛是自然界的頂級捕食者，因為它們是獨居的、冷酷的，並且編織網來捕捉弱者。

未成魔之前，Henry Creel 是個典型的激進知識分子，痛恨人類社會的「平庸」；他認為那些日復一日的上班、下班、受社會規範約束的生活，是一種虛偽。他要「打破」這個世界，重建一個「純粹」的新秩序；他專挑那些心靈脆弱、與社會脫節的年輕人下手，入他們的意識，強迫他們一遍又一遍地回看自己最黑暗的秘密，就像是一場心靈上的「批鬥大會」。

為甚麼 Vecna 要這樣做？因為充滿罪惡感的人是無法反抗的；極權統治最有效的手段，不是消滅肉體，而是首先切斷家庭、朋友、社區的連結，令人感到孤獨無助，甚至相信自己是有罪的，是沒有生存意義的，然後再向個人灌輸激進的意識形態，告訴他們只有由一個強權的照顧，個人才可以得到救贖。

但諷刺是，雖然 Vecna 以為自己掙脫了 Hawkins Lab 的控制，獲得自由。但實際上他只是從實驗室的囚徒，變成了仇恨的奴隸，永遠被困在那個充滿怨恨的 1979 年，萬劫不復。

Eleven

本質上同樣擁有超能力的 Eleven（Jane Hopper），是故事中的「倖存者」與「反抗者」。

Eleven 的人生起點，不是作為一個「人」而是一個被製造出來的「工具」；甚至在第一季，Eleven 沒有名字，只有手臂上的刺青「011」，她唯一的重要功能，是竊聽蘇聯情報，成為冷戰的秘密武器。

Eleven 逃出實驗室後，學會兩句說話：Friends Don’t Lie 和 No ；這亦剛好是她成長的 formative experience。

Friends Don’t Lie 是 Eleven 人生中的第一條社會契約（Social Contract）。 在實驗室裡，Papa 充滿謊言（騙她媽媽瘋了、騙她外面的世界很危險），但在自由世界的小圈子（The Party）裡，契約是建立在互信和誠實之上的；這句話也是她道德觀的基石，讓她意識到人與人之間可以有「契約關係」，而非只有「服從關係」。

至於學會說 No； 對於一個被訓練成只會服從命令的人，拒絕就是最大的自由。 當她在第二季離家出走，或者在第四季拒絕跟 Brenner 合作時，每一次說 No，都更確立她的人格。

Eleven 的人命中有兩個「父親」。Dr. Brenner 的愛是有條件的；如果聽話、能力強，就愛你；否則你就要受罰。Dr. Brenner 總是掛在口邊說：「我都是為了你好。」

在第四季，Brenner 窮途末路，解開了 Eleven 的項圈並乞求她的原諒，希望她說一句：「你是對的，你做的一切都是為了我。」雖然 Eleven 沒有殺他，但她也沒有原諒他；她看著這個製造了她、虐待了她、但也某種程度上塑造了她的人說了一句 Goodbye Papa。

至於 Hopper ，他是 Eleven 的守護者，愛是無條件的。在第三季結尾，Hopper 雖然承認不想 Eleven 長大，是因為怕失去她，但他最終選擇放手。

D&D：想像力就是自由

最後，我想談談貫穿這部劇的 D&D（Dungeons and Dragons）。

在 1970、80 年代，美國曾發生過一場「撒旦恐慌」（Satanic Panic）；當時保守派家長和教會認為 D&D 是邪教，會教壞細路。劇中也還原了這一幕：主角們因為玩遊戲而被當成異類獵巫。

偏偏因為這班小朋友在 D&D 的經歷，讓他們具備了對抗怪物的能力：

首先，D&D 是種認知訓練。當大人對眼前的恐怖不知所措，小朋友卻會翻書並指著怪物說：「這是 Demogorgon。」能夠準確地命名恐懼，是對抗恐懼的第一步。

更重要是，D&D 的隊伍（Party）中，需要法師、戰士、牧師；不同技能，但缺一不可，這與蜂巢思維的「整齊劃一」形成鮮明對比。

對於一個要求整齊劃一的平庸社會（Conformist Society），一群在地下室裡幻想「屠龍」的人是離經叛道的。但在現實世界中的極權社會，想像力才是反抗的力量；只有能想像另一個不同的世界，才有條件去質疑目前的處境。

最後，亦不能不提 Will；Will the Wise 也是隊伍裡的畫師和創作者。

有理論認為，Will 之所以在第一季能從 Upside Down 倖存，正是因為他躲進了自己想像的堡壘（Castle Byers），他的內在世界足夠強大，強大到連蜂巢思維都無法徹底同化他。在即將播出的最後一季，可能會有一個完滿的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