賭．大多數人不知道的歷史．政治和經濟學 (Patreon)

試想像，公元前三千年，在美索不達米亞的一個聚落，有群人圍在一起。有人將由羊踝骨雕琢而成的骰子捧在手心，閉上眼，低聲呢喃，然後將骰子擲到地上。

他們究竟是在玩什麼遊戲？又或者他們是在聚賭？

原來，他在問卜。

五千多年後，現代考古學家在伊拉克哈法耶（Khafajah）遺址發現了這批骨製骰子；它的存在比文字、政治制度以及我們今天所認識的任何一套宗教體系都早。在當時來說，骰子是一種技術，尤其是人類在面對不可知的命運時，透過機率嘗試解讀神明意旨的溝通工具。

在古希臘神話裡，宙斯（Zeus）、波塞冬（Poseidon）與黑帝斯（Hades）三兄弟，以擲骰子決定誰統治天空、誰掌管海洋、誰主宰冥界。在古代人的心目中，宇宙的秩序，源自一場賭局。希臘語中代表「正義」的字「dike」，正是擲骰子的動作；在古希臘人的宇宙觀裡，隨機不是混亂，而是最高形式的公正，因為骰子不收賄賂，不偏袒強者，不會因為你是誰而給你一個更好的結局。

幾千年後，鏡頭一轉到在香港地鐵放工的打工仔，手機螢幕的藍光映在他疲倦的臉上，打開馬會的應用程式，落注六合彩，因為下期又有過億的金多寶。這一刻，他在想像中，假如自己一注獨贏那過億的彩池，一半的錢用來買個豪宅單位。他自十歲起，就住在同一個公屋屋苑。廿幾年來，勤力讀書、工作。今年三十五歲的他，唯一的希望，就是一注獨贏。

然後，他閉上眼，繼續計劃他幻想中一注獨贏之後的生活。

一種行為，能橫跨每個文明、每種語言、每套道德體系，它必然觸及了人類某些最根本的東西。假如賭博只是一種簡單的娛樂，為甚麼它沒有像其他的娛樂一樣，隨著時代演進而消失？問題是，賭博從來不只是純粹的娛樂。

賭博到底是什麼？為甚麼社會上無力感最重的人，往往是賭局中輸得最慘？為甚麼歷史上每次禁賭，結果只會變成另一種形式的收割？

相傳，秦帝國滅亡後，楚漢相爭；劉邦要籌集軍費，本來打算向農民徵稅，但仍然未有真正統治實力的劉邦，又憑什麼去向農民徵稅？張良向劉邦獻計，以一種類似後世稱為「白鴿票」的遊戲，為劉邦賺到一筆資金。這種制度一直維持下去，甚至漢初的長城建設，部分也是來自賭博收益。

同一時期的歐洲，也出現關於賭博的社會矛盾。人類文明中，最初針對私人賭博的法律，包括古埃及對惡性賭徒的懲罰：強制勞役，甚至死刑。羅馬帝國第一個君主奧古斯都（Augustus）頒佈法律，把合法賭博限制在年底農神節（Saturnalia）的一週。

雖然有些社會全面禁賭，有些卻由掌權的人開賭，但沒有一個地方，是完全容許有自由賭博，尤其是有組織的賭博活動。普遍都是禁止私人開賭，而且在表面包裝了最少四重道德語言：

一，是生產力的影響：在農業、手工業社會，一般人沉迷賭博，等於荒廢農地，鬆弛軍備。

二，就是賭博衍生出的欺詐。賭場不論莊閒，都有老千；老千製造糾紛和矛盾。

三，賭會令人傾家蕩產：其實古代的統治者亦早已觀察到，失控的賭博迅速導致部分自耕農負債、失去田地，甚至最終要賣身為奴。奴隸是地主控制的資產，但對於最高統治者而言，既不可以在戰爭時徵召入伍，又不會向中央繳稅，更容易成為地方土豪坐大的力量。

四，開賭的場所，亦往往聚集各種品流複雜的人；伴隨而來的是酗酒、賣淫和非法聚眾等問題，也是統治階層擔心由社會底層累積而起的不受控力量。

所以，世界各地的文明，由最初的發展階段，就已經將賭博定性為不道德的行為；從《摩訶婆羅多》（Mahabharata）指骰子帶來滅族之禍，到伊斯蘭教法將賭博列為「撒旦之行」，再到清教徒咒罵賭博是不勞而獲，這些宗教和道德語言，其實也是在反映世俗的統治階層的取態。

不過，在這些道德的論述以外，賭博活動不但沒有減少，而且變成了社會制度的一部分。

當執政者缺財，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財源，就是賭。除了以上提到漢初的例子，很少人知道，哈佛大學（1636年）、耶魯大學（1701年）和哥倫比亞大學（1754年）的早期建設，部分資金來自殖民地政府發行的彩票。美國在立國之前，就已經用國家彩票籌集公共資金。獨立戰爭期間，大陸議會以彩票為革命軍隊籌款。就連華盛頓（George Washington）本人，也曾親自主持籌辦彩票。

甚至在立國後，美國在南北戰爭結束後的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 Era），南方各州因面臨著財困，又再故技重施。路易斯安那州在 1868 年將賭權授予路易斯安那彩票公司（Louisiana Lottery Company），合法壟斷州內彩票業務。

接下來，是一部個權力腐化的教科書案例。

路易斯安那彩票公司在接下來的二十多年間，成為美國歷史上權力最大的私人企業之一。它賄賂州議員，控制地方報章，透過聯邦郵政系統向全國售票，它的影響力觸及美國整個社會的每個神經末梢，利潤之豐厚，讓股東每年獲得高達四倍的本金回報，無錯，是四倍。

1890年，聯邦政府通過《反彩票法》（Anti-Lottery Act），禁止彩票材料透過郵政系統流通。到1895年，路易斯安那彩票公司的特許權終止，美國才進入史上第一次全國性的禁賭浪潮。到二十世紀初，幾乎所有州的彩票都被明令禁止。

心水清的讀者可能都聯想到，禁賭和禁酒都是同一個時代的產物。無論是禁賭抑或禁酒，都沒有真正消滅賭博的需求，反而助長了在禁酒令時代的地下網絡中崛起的非法賭場；本來是零散的非法活動，尤其是由新移民組成的有組織犯罪，漸漸填補了這個市場真空。因為各種禁令製造的地下賭博黑市，規模長期維持在每年數千億美元。

1983年，美國監管經濟學家布魯斯·揚德爾（Bruce Yandle）在一篇影響深遠的論文提出了一個極具諷刺意味的經濟學概念：「走私者與浸信會會徒」（Bootlegger-and-Baptist）；話說在美國南方州份，每當有人提出要在星期日禁止酒類銷售，總會有兩種完全不同的聲音就會異口同聲地表示支持：一邊是在南方勢力極大的浸信會教徒，另一邊卻是在黑市賣私酒的走私者（Bootlegger）。兩種聲音，兩種動機；這個聯盟甚至不需要雙方有任何接觸、溝通或默契，他們各自為自己的理由行動，卻共同維持了同一個制度。

更重要是，這個結構之所以如此穩固，因為它在道德上幾乎無懈可擊。在道德低地的走私者，則在幕後默默地等待收成。

在賭博政策的歷史上，最經典的個案是已故賭業大亨阿德爾森（Sheldon Adelson）資助「停止網上賭博聯盟」（Coalition to Stop Internet Gambling，CSIG）的故事。

香港人對阿德爾森應該不會陌生。廿多年前澳門開放賭權，阿德爾森的拉斯維加斯金沙集團（Las Vegas Sands Corp）也是濠賭概念股之一。阿德爾森本人也是廿一世紀初全球最富有的人之一，身家高峰時超過四百億美元。

2011年之後，由司法部主動提出放寬跨州的網上賭博，只限制體育競技的賭博，但容許其他形式的網上賭博，美國各州開始認真討論網上賭博合法化；原因，你懂的。

阿德爾森在這個時候，公開反對網上賭博的合法化；他支持的 CSIG 花費了數千萬美元在華盛頓遊說，推動「恢復美國電信法」（Restoration of America's Wire Act，RAWA）的聯邦法例，試圖在聯邦政府層面封禁網絡賭博。

與此同時，他向宗教和保守主義組織包括：美國家庭協會（American Family Association）、家庭研究委員會（Family Research Council）、福音派全國聯盟（National Association of Evangelicals）等提供了大量資金支持，在宗教和道德的語境下試圍影響政策轉向。

阿德爾森甚至站到台前反對，而他所持的理由是：網上賭博對青少年危害深遠，讓人可以躲在家中不被察覺地沉溺其中，是現代社會最危險的成癮威脅之一。他在多份報章撰文，接受採訪時義正辭嚴，儼然是一個憂國憂民的社會衛士，而不是一個賭業大亨。

阿德爾森自己的商業王國，建立在一個非常特定的體驗模型上：必須讓賭客親身到他的賭場，消費他的酒店、餐廳、娛樂表演。一旦網上賭博合法化，直接威脅到阿德爾森的生意模式以及多年來投入的資本。再者，在這場競爭他亦未必能贏得過競爭對手。

因此，他用最廉宜的方式去保護自己的壟斷。然而，他並沒有成功阻止美國網上賭博的全面擴張。2018 年美國最高法院推翻「專業及業餘體育保護法」（Professional and Amateur Sports Protection Act ，PASPA) ，各州政府相繼將體育博彩合法化。

賭癮

究竟，阿德爾森說青年人容易因網上賭博而成為病態賭徒，究竟這個講法有沒有道理？

2025年，《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資深記者科平斯（McKay Coppins）得到一項不尋常的委託：雜誌給他一萬美元，讓他在整個 NFL 球季期間下注，輸了一切損失由雜誌承擔，若果有贏則雙方平分。但科平斯是虔誠的摩門教徒，而教義明確禁止賭博；所以他在接下這份差事前，諮詢了他的主教，確認這是「工作」，不違反他的信仰戒律，才答應編輯。

對於一個完全沒有賭博習慣、也沒有賭博動機的中年記者，用自己做了一次社會實驗。

結果幾乎令他自己都感到驚恐。

幾個星期內，他開始發現自己深夜躺在床上刷賭博app，在淋浴時聽賭博播客，同時在手機上追蹤多場比賽。他的太太說他成癮了；他的編輯擔心他的精神狀態。當一場賭局因為某個球員的失誤而輸掉，他發現自己對那個素不相識的運動員產生了強烈的憎恨情緒；那種情緒的強度，令他感到陌生和不安。到了 2026 年超級碗（每年美式足球兩大聯賽的兩強最後對戰），他已經虧掉了九千八百九十一美元，幾乎是全部的一萬元。他把這段經歷寫成了《大西洋月刊》2026年4月的封面故事：〈廢柴自白：我當頹廢賭徒的這一年〉（Sucker: My Year as a Degenerate Gambler）。

實驗重點不在於他輸了多少錢，而在於賭癮中毒的速度。對一個沒有賭博習慣、沒有財務壓力、在最安全條件下進行的實驗，在幾星期內就讓他的睡眠習慣、情緒管理和家庭關係發生了可見的扭曲。科平斯具備大多數賭徒沒有的自我保護機制：知識、自覺、財務緩衝、以及一個設計好的退出點。可想而知，那些在自然環境中的賭徒假如中了賭癮，問題可以有多嚴重。

根據哈佛附屬的《刺針》委員會研究發現，五分之一的青少年曾在研究前的一年內賭博，其中26% 有明顯成癮的風險，比例顯著高於成年人。由於青少年控制衝動的前額葉仍在發育，這亦讓他們成為設計精良的賭博產品最脆弱的目標。另外，亦有研究指，有些人的多巴胺受體基因的遺傳變異，使他們天生對不確定性的刺激更敏感；其他前額葉執行功能較弱的人，例如ADHD群體，也明顯有更高的風險。長期處於慢性壓力和負面情緒狀態的人，亦傾向以賭博作為逃避機制。

不過，從演化學的自然選擇理論來看，假如賭博對個體有害，過去幾千年的人類歷史，應該早就將這些基因淘汰。但從觀察見到，賭博不但沒有被篩選掉，反而在每個社會中的問題似乎越來越嚴重；請注意，我在這裡想講的，不是道德問題，而是生物學問題。

在人類大腦深處，有一條叫「中腦邊緣多巴胺通路」（Mesolimbic Dopamine Pathway）的神經回路裡。這條通路負責調節人類最基本的生存行為：進食、繁殖、趨吉避凶。當它被激活，大腦便釋放多巴胺（Dopamine），會產生強烈的愉悅感和動力。但多巴胺並不只是「快樂」的化學物質——更準確的說法是，它是大腦的「聚光燈」，告訴你「現在發生的事情，對你的生存非常重要，請全神貫注」。

賭博，騎劫了這個原本用來幫助我們生存的系統。

有腦神經科學的研究人用「正子放射斷層掃描」（PET scan）做了一系列實驗，發現當人遇到 50:50 機會率的事件時，大腦亦會釋放最多的多巴胺。要留意，大腦釋放多巴胺，不是在贏錢的那一刻，而是在等待結果的時候。假如是明知很大機會會發生又或者發生機會很低的事，多巴胺的分泌又會相對低一些。

很多人成為賭徒，不是因為貪婪，而是愛上背後那種不確定性帶來的快感。

為甚麼賭徒在輸錢後，還是繼續賭？這是因為他們的大腦，在輸錢的過程中，被那持續的不確定性一直刺激，就像過山車最令人心跳加速的，不是最後的急墜，而是令人窒息的那段緩緩攀升。

賭，還有另一個更精妙的設計，就是「差點贏到」（Near-Miss）效應。神經影像研究顯示，當一個人「差點贏到」——例如老虎機轉出兩個相同符號而第三個差一格——大腦的反應幾乎與真正贏到一樣；大腦將「差點成功」解讀為「策略正確，繼續嘗試」。對原始人來說，這種心態是重要的學習機制：「差一點就射中獵物，再試！」現代的電子老虎機、手機賭博程式、推銀機、夾公仔機、手機遊戲中抽寶盒等等，統統都被設計成「差點贏到」。遊戲設計師刻意將兩個中獎符號排列在中獎線附近，並配以戲劇性的音效，讓玩家感覺到自己距離成功只有一步之遙。

現代行為心理學之父斯金納（B.F. Skinner）用實驗證明，在「不固定比率強化時間表」（Variable-Ratio Reinforcement Schedule）下，即是當不知道第幾次按按鈕才有獎勵時，動物就會以最高頻率持續按下按鈕，並且形成最難戒除的癮。這也是所有賭博產品的設計原理。

當一個人長期暴露在這個機制下，大腦會發生結構性的改變，多巴胺受體敏感度下降，即是需要更大的刺激才能產生同樣的興奮，大腦前額葉皮質的活動減弱（衝動控制下降）。這個變化，與酒精和毒品成癮的神經機制幾乎完全相同。《精神疾病診斷與統計手冊》第五版（DSM-5）也在2013年將「病態賭博」從「衝動控制障礙」重新歸類為「行為成癮」，與海洛英依賴並列。

賭徒的宿命

假如賭博的背後是人類的腦神經問題，為甚麼它的代價卻不成比例地由某一類人所承擔？

研究顯示，彩票是所有賭博形式中「累退性」（Regressive）最嚴重的。隨收入增加，實際負擔比率反而下降。窮人花在彩票上的收入比例，遠高於富人。美國數據顯示，年收入低於一萬三千美元的家庭，在彩票上的花費高達年收入的9%。

彩票是財富重新分配，但是由「許多窮人補貼少數中獎者和政府」。

有些社會，福利都是要經過收入和資產審查（Means-Tested），意思指當一個人的收入超過某個門檻，他所得到的福利補貼（房屋援助、食物補貼、社區資源）就會按比例減少。於是，如果你多打一份散工，賺了額外的一千元，那一千元可能令你損失等值的補貼。這種現象叫「百分百邊際稅率陷阱」（100% Marginal Tax Rate Trap）。

在這個結構性的約束下，幾乎是叫領取福利的人去躺平。

不過，你說窮人不想發達嗎？想，但是不可能是按部就班地去致富。要麼就留在福利的舒適圈，要麼就期待一夜暴富。

在這個處境下，彩票所提供的他們心目中唯一改變命運的機會；甚至可以說，望一朝發達也是種理性的策略。其實當任何社會出現這種令大多數人感到絕望的原地踏步，一個數學上期望值是負數而概率亦極低的事件，在心理上也可能比另一條幾乎確定失敗的正路更有吸引力。

當社會不平等程度越高，底層民眾對向上流動的渴望和恐懼就越強烈，社會學家稱之為「流動志向焦慮」（Mobility Aspiration Anxiety）。彩票和大型賭注，正是以最廉價的方式，暫時安撫了這種焦慮。問題是，這種心態無異於將自己繼續困在原生的環境；每一張沒有中獎的彩票、每一次輸掉的賭注，都是一次微小但真實的社會下流。再加上腦神經機制令這些賭徒在輸錢的過程中，都感到興奮，難以主動停止。

每期六合彩，參與者集中都是社會中下層。它在電視開彩，完美地製造了那中「差一個字」「開正隔籬」的認知扭曲效應。每期六合彩，最大贏家是政府控制的獎券基金。負責經營六合彩的賽馬會（Hong Kong Jockey Club）是香港唯一合法的賭博機構，壟斷馬匹投注和六合彩彩票；它每年向香港政府繳納的稅款和費用，是政府財政收入中最大的單一私人來源之一。與此同時，它也是香港最大的慈善機構，每年向社區項目、教育、醫療和體育撥款數以十億計。

但成為馬會會員，才是成就的象徵，代表你是社會上少數的精英。

每年用最多資源去反對非法賭波的，當然，也是馬會。

我曾經也提出過，反正香港有合法的賭博，而政府又急於用錢，像澳門那樣開放賭權，多發幾個牌，收多幾個牌費，何樂而不為？當然，我也知道這件事不會發生，因為正如剛才所講，馬會所掌握的又何止是賭權？它有能力動員的輿論和社會資本，一般人難以想像。我提出香港可以開放賭權，只是想點出這種權力和利益結合之下的超穩定結構有多離譜地強大。

另一個值得研究的課題是，究竟開放賭權，對整體經濟的影響是正面還是負面。

2018年之後的六年間，美國 39 個州先後合法化了體育博彩；2023年，美國人在體育賭博上的投注總額超過一千二百一十億美元。這個政策提供了我們在經濟學上稱為「自然實驗」的數據。研究顯示對比沒有開放的州份，賭博自由化的州內居民個人信貸評分有更顯著下降、破產申請個案增加及消費者債務壓力上升。而影響集中在哪些群體？依然是中低收入、教育程度較低、原本財務脆弱的人群。

既然禁賭又會令非法博彩盛行，開放賭權又會令窮者越窮，問題應該如何處理？

假如賭博的根源是我們的腦神經結構和社會結構性的雙重困境，禁與開放都是治標不治本的手段。

說到底，是每個人的自主性（Agency）；這個詞語的意義不只是環境上的自由，也包括了個人內在自發的能力。

當我在寫《亂世求生》的時候，也有寫到金融制度的扭曲，是如何令大多數人不停地追逐一個永遠都無法達到的目標，同時少數人卻將本來應該由自己去承擔的風險，轉嫁到大眾身上。賭的問題，其實也是類似。

伸張個人自主，第一個層次是自覺（Self-Awareness）：了解自己神經的機制，了解賭博產品設計的認識，了解多巴胺如何在50%不確定性時達到高峰，了解推銀仔機之類的「差點贏到」是如何扭曲我們的認知，了解為何不斷輸錢時大腦仍然因為多巴胺。以上種種知識，是我們最基本的自衛能力。

賭博問題，不是從第一次下注開始的，而是從不理解自己的大腦正在做什麼開始的。這份自覺，不需要等任何制度改革，也不需要任何外部條件，任何人在任何時候都可以建立。

但自覺只是起點。

第二個層次是能力（Capacity）：建立讓自己有真正選擇的條件，包括管理好自己的財務、時間上的自主（因為長期處於無聊、壓力或絕望中的人，最容易以賭博作為逃避）、以及社會連結（孤立的人，在問題出現時，缺乏外部資源支持，也容易成為賭徒）。

以上這些條件，並非憑空可以得到的，建立這些個人心理的防護機能，首先是要由個人的主動意志為起點，而不是等待某個制度來賦予。

歷史上，沒有任何一個集體的「反賭」運動，真正系統性地改善了最脆弱群體的處境。埃及石礦的苦役、禁酒令時代的地下賭場、每一輪以「保護弱勢」為名的賭博監管收緊，都在不同程度增加社會的矛盾。

真正能夠幫助一個人脫離這個陷阱的，是他理解了陷阱的機制，並在此基礎上，有能力、有意志去做不同的選擇。這種能力，取決於他是否擁有一些基本條件：資訊、時間、財務緩衝、和社會支持。這些條件，不能由他人代為建立，但可以被環境嚴重妨礙——包括那些聲稱要幫助他的制度。

回到那個在地鐵想像自己一注獨贏億元金多寶的打工仔。假如他知道，自己的幻想加上在電視旁期待開彩時多巴胺的刺激，會令他一期又一期地進貢庫房，他還會繼續在發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