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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人理所當然要做行政長官,也沒有人理所當然要做房屋局、發展局、勞福局或保安局局長。一個人能否留在位置上,不是看他過去做過甚麼,而是看此刻他是否勝任。把一個本來就不屬於你的職位交出來,算不上付出代價,所以,辭職不算是問責。

李家超自比船長;船長指揮船隻撞山,船長的責任就是與船一同沉落海底。

不少人把這個意象理解為「我要留到最後」,其實船長要與整條船同歸於盡,是因為要為自己的決定負責,為身份負責。

我們常說,出了半斤力,想拿回足八兩,這是一種公義;另一種是犯了錯,就要罪有應得。對一宗過失應受怎樣的懲罰,不同的人自然有不同判斷。宏福苑大火造成一百六十八人死亡,獨立委員會報告點名四個部門,四個部門分屬四個政策局,最後只有房屋局局長何永賢辭職,承擔政治責任。不少人問:只有一人,怎麼夠?

去到最後,公義唯一的標準,是我們相不相信制度大致上能給出多數人覺得合理的結果。一班人覺得自己仍在做事,所以要繼續做下去,這不是理由。連自己的責任是甚麼都說不清,憑甚麼談問責?

政府慣常的手法:一出事,先找人背鑊。

火災的直接成因固然是工程顧問和承建商;政府也迅速拘捕了鴻毅、宏業的相關人士,控罪除了誤殺、詐騙,還有洗黑錢和逃稅。但宏福苑大火,從一開始大家都知道是場人禍,是可以避免的災難。相關官員「監管不力」要不要負責?

執政,靠的是社會契約:社會契約的背後,就是人民相信政府的決定站在社會利益一方。2014 年習近平曾以「塔西佗陷阱」警告官員:統治者一旦失去人民信任,做壞事固然惹人憤怒,做好事也無人相信。十二年後,香港正陷入這種狀態。政府做任何事,先不論好壞,多數人都會懷疑其動機。

市民當初要求的,是有權傳召證人的獨立調查委員會;但政府成立的,卻是沒有這種權力的獨立委員會,結果有人拒絕作證。至於前區議員黃碧嬌,有報道指她協助收集的授權票中有以已離世業主名義簽署,至今未見任何檢控。政府拉人可以迅雷不及掩耳,對她卻不見下文。

人民對政府失去信任,最主要的原因,是規矩對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執行。

回到最根本的問題:政治問責。重點在於問責的對象是誰?留任的局長說,因為特首要他們留下。特首自己為何不辭職?他說不出口的原因,但我可以肯定說,北京不想開先例。一旦政府犯錯便有人下台,層層往上,難免牽連更高層。於是只能找一些連三歲小孩也騙不了的理由,例如說甚麼留下來比辭職需要更大勇氣的鬼話。

政治問責制從一開始就是自欺欺人。2002 年董建華推行此制,問責的對象已設定為行政長官,而行政長官向北京問責。

香港人在整件事中並不存在。

說這些,政府會聽嗎?

我的對象從來不是政府,也不是有權力的人,而是像我一樣的平凡人。我們最需要的覺醒,不是去找一個更好的政府,而是明白:即使是曾經讓人生活得很幸福的城市,政府機器同樣可以在短時間內腐敗。只要當問責的對象擺錯,利益關係理不順,社會就會撕裂。

權力永遠掌握在極少數人手上,他們憑甚麼掌握權力?憑的是多數人寧願把可怕的權力,交給信得過的人,而不是會濫用權力的人。所以掌權者第一件事,是知道權力從何而來。

但香港這班官員覺得,權力來自北京,而不是人民。

所以我常說:「自求多福。」有人覺得這樣說太消極,但這其實是最積極的想法;在等到政府為你謀福利、等到偉大民族復興之前,你可能早已被人揸乾揸淨。以為限制權力只能靠在它之上更大的權力,最終寄望一位英明神武的領導人,這種對政治強人的崇拜,說到底仍是小農封建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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