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克菲勒家族的遺產 (Patreon)

財富的累積和集中，本來就是歷史的常態。但為甚麼過去幾年家族辦公室這個詞彙，忽然被吹噓起來。究竟甚麼是家族辦公室？為甚麼港府近年間對這個概念忽然著迷？

其實在政府大張旗鼓說發展甚麼家族辦公室樞紐之前，香港已經有許多財閥家族。十多年前，我離開了任職多年的壹傳媒，在一個因緣際會之下，我為香港一個家族做了一份報告。當年委託我做這份報告的家族，其實沒有告訴我為甚麼他們對做這個專題研究的原因。但他們倒是有一個很具體的要求：「可不可以告訴我們，洛克菲勒家族的基金是如何管理和運作的？」

適逢這幾日周凱旋基金會捐了六千萬支援 DSE 的女考生，在社會上也引起了一些關注。今日就趁這個機會，分享我這個布衣平民對財閥家族的觀察。

家族辦公室的真正功能

教科書式的介紹，通常都會說家族辦公室分兩種，第一種是「單一家族辦公室」（Single-family Office），另外也有一些是服務好幾個家族的「多家族辦公室」（Multi-family Office）。然後，往往就只有剩下一些很空泛，不著邊際的描述。但對很多人，例如政府的官員，只要知道這些表面的詞彙就夠，他們從來都不會深入明白箇中原因。

聽好了，所謂家族辦公室，最主要處理的兩個問題就是：一，避免爭產；二，如何集中財富繼續發揮影響力。

就是那麼簡單。

假如換了政治的角度去分析，就更加容易明白為甚麼這個問題其實有更深層次的矛盾。

直覺去想這個問題，避免爭產，簡單的方法是將家族財產平均攤分。問題是，家族企業不是說要分就分；不論是財務上抑或經營上，始終有規模效應的考慮。更重要是，集中的財富往往有更大的影響力；這些家族最擔心是，攤分家族的資產最終會令影響力漸漸消散。

集中繼承的話，又可能所託非人，將財富交託到「敗家仔」的的手上。但如果鼓勵繼承人之間競爭，又怕明爭暗鬥會影響到家族企業運作？要是將生意交託了專業人士去管理，他們又信不過外人；畢竟，很多家族企業，其實沒有甚麼管治和系統。

總之，當權力和利益越集中，就越容易引起爭逐；腐化有很多種呈現方式，但也是最根本的政治問題。

順帶一提，我也有想過，委託寫報告的那個家族，為甚麼不去找那些大顧問公司？我想他們之前也有請私人銀行甚至顧問公司為他們提供意見。但是這些所謂的專業人士，未必會從宏觀的角度思考問題，他們的精英，也不是那麼懂得變通，設計了幾十頁紙的 PowerPoint，也不會觸及到以上問題的根源。

再者，當客人將內心最擔憂的問題赤裸裸地放在枱面，做顧問的不懂得打蛇隨棍上，就是失職；顧問公司見到想有這麼一條大魚遊過來，自然想乘機去推銷自己的其他服務；失去了真正的獨立性，報告也只會淪為一份銷售文件。

委託我的那位朋友，讓我寫份歷史專題，分析洛克菲勒家族如何安排財富傳承，沒有任何利益衝突。我是局外人，不是公司員工，假如報告有甚麼不對勁的地方，大不了就束之高閣就是。

最終，我也不知道他們有甚麼得著。但從我的觀察，他們似乎還是未找到真正的答案。有時，知道問題的存在，不代表知道解答問題的方法。政治的問題，從來都沒有一個簡單的答案。假如一份報告就能夠解決到根本的矛盾，那個矛盾也不會是真正問題所在。

洛克菲勒家族的遺產

其實在開始撰寫這份報告的時候，我很好奇為甚麼這個委託人如此具體的要求研究洛克菲勒家族？為甚麼不去研究韓國和日本財閥家族？畢竟，東亞地區的文化，跟香港有更多相似的地方，不是嗎？

洛克菲勒家族的故事，尤其是關於第一代的老洛克菲勒如何發跡，和他的繼承人小洛克菲勒，坊間已經有很多資料。但最終他們還是最希望了解，洛克菲勒家族第三、四代，甚至第五代的傳人如何共處。話說回來，洛克菲勒家族去到第五代，其實多有好幾十人，當中不少甚至乎已經不再以洛克菲勒這個姓氏。

順帶一提，我撰寫這份報告的時候，不少內容是參考 Alvin Moscow 寫的 The Rockefeller Inheritance 。另外，我也參考了歷史學家 David Landes 寫的 Dynasties: Fortunes and Misfortunes of the World’s Great Family Businesses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自己去找這兩本書。

話說在 1934 年，小洛克菲勒將部分家族財富，分別成立了五個等值 2000萬美元的信託基金；而每個信託基金都規定，五個第三代洛克菲勒兄弟，終生都只可以支取其中收益，本金要平均地分配給他們的各自的後人。

這個設定其實用意是：洛克菲勒第三代的五兄弟，要自行從商業投資自行賺取自己的財富；家族基金只是用來為他們收買社會影響力而設。要明白，在那個時空背景，美國經歷過大蕭條，社會上那種「憎人富貴嫌人貧」的情緒還是頗為濃厚，而老洛克菲勒也在發跡的過程中，經歷過不少民粹的攻擊。他們知道，真正的影響力，不只是錢；有錢但沒有影響力，最終還是為他人作嫁衣裳。

結果，這五個獨立的家族信託，收益都用在慈善；而這裡所講的慈善，也不是甚麼扶貧之類的「好人好事」。

John III，也就是約翰三世，是五兄弟中的長子；他以家族基金的收益創辦了亞洲協會（Asia Society）和「人口委員會」（Population Council），他也重組了日本協會（Japan Society）。從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局勢分析，就可以見到約翰三世這個鋪排背後，想法與當時美國在國際舞台上的影響力，是甚為吻合的。有人說洛克菲勒家族是國際主義者（Internationalist），所指的就是主張美國要在國際社會扮演主導角色，維持和平。當然，這種主張是有風險的；至於各種針對洛克菲勒家族的陰謀論，就是由這個時代開始變異。

次子 Nelson，是美國第 41 任副總統，他也曾經在 1959 年至 1973 年間長期擔任紐約州州長。

三子 Lawrence ，是創業投資和科技領域的先驅，創辦了 Venrock Associates，是 Intel 和 Apple 的早期投資者；可能是因為他懂得管錢，所以他也是第三代洛克菲勒兄弟基金的創始受託人。

四子 Winthrop 是唯一涉足石油業務的家族成員；後來他過著一般美國富豪的生活，在南部開了個牧場；也順便做了阿肯色州的第一位共和黨州長。

五子 David 是第三代當中唯一擁有高等學位的；他在獲得經濟學博士後，加入了大通銀行，後來成為了大通曼哈頓銀行的董事長和 CEO 。他也創立了美洲協會（Americas Society）、美洲理事會（Council of the Americas），也是美歐日三邊委員會（Trilateral Commission on Americas）的創辦人人和北美主席。

美國在廿世紀有好幾家財閥，但講到影響力，洛克菲勒家族的確是無出其右。

香港的財閥家族

有些家族可能坐擁幾百億，甚至千億元計的資產；假如管理得宜的話，在這個少子化、甚至「九代單傳」的社會，要財富一直流傳下去其實不難。

但這種繼承方式其實是有幾個問題：

一，假如可以無所事事也過上等人的生活，富豪家族的子孫很容易變成人人都看得見但看不起的「二世祖」；事實上，香港充斥不少這種世家。

二，最根本的問題還是，如何將財富變成影響力。

表面上看，家族辦公室就是財閥的私人銀行。的確，有些家族辦公室的規模，堪比一家小型的投資銀行。不過，除此而外，家族辦公室更重要的一個部分，就是慈善。

我曾經聽過另一個家族基金會的閉門分享；管理人分享時講了一句令我有很深刻的印象的話。他說：「有錢人明白的一個道理，財富的真正意義不在於擁有甚麼，而是你可以從擁有的財富得到甚麼。」

很多抱持中產思維的人，會以為財富可以很簡單的變成影響力；「有錢，你慌會無人幫你做嘢？」財閥家族究竟透過慈善收購了甚麼？難道只是單純的公關形象那麼簡單？

從我的觀察是，視野和管理能力，不是簡單的可以從書本中獲得，也不是可以用錢就收買得到。退一萬步說，就算是建立一個企業，一間機構，除了產品、服務、財務、公關和政治遊說等，還有企業的文化。但坦白講，大多數人，大多數企業，都是隨波逐流，所謂文化也只是主流文化；尤其是在香港以至亞洲，很少有企業可以真正有獨特的文化，更遑論可以影響到社會的文化。說到這裡，已經不只是管理的問題，而是有沒有能力去建立出共鳴感、使命感和時代感的能力。

更重要是，英文裡 legacy 這個字，不只是代表了財富，還有是在不同時空裡面，眾人是怎樣看待這些社會上層的人們。

所以，這個階層的慈善，其實真正要收買的，是影響力，更具體的就是文化和教育。文化和教育，主宰了大家怎樣去判斷和了解每日所聽到的，見到的，所想像的各種事情；由微觀的日常用語，到審美標準，是非判斷等等，都是文化。

這樣講，有人可能會覺得有點虛。換個角度去講，那些考慮家族傳承的人，很自然會傾向些傳統的價值觀，但問題社會的價值觀也在不斷傳變，究竟傳統如何能夠適應環境但又不忘初心？假如可以讓群眾繼續相信，靠努力讀書就能出人頭地，知識可以改變命運，這何嘗不是一個讓群眾安居樂業的價值觀？這種存有希望的社會，我相信是對現有的既得利益者最為有利。

這也解釋了為甚麼財閥那麼鍾情於投資在教育和文化；從這個角度就更加清晰地見到，為甚麼會有周凱旋資助女 DSE 考生這件事。她絕對可以全部考生都資助；刻意要選擇女考生，我個人認為也是一種立場的宣示。

說到這裡請容許我講遠一點，亦請不要怪我在雞蛋裡挑骨頭；在香港，其實不論是在職場抑或高等教育學府，女生不見得有甚麼制度上的限制，而我也聽過有不少教大學的朋友說，他們也見到女學生不論是學業上的成績抑或事業上的成就，都比男性更優越。所以，資助女考生這個作為，可能是資源上的錯配。

話說回來，財富也只是工具，甚至乎影響力也只是工具；家族辦公室的真正意義，在於如何透過政治、公民社會和文教等，發揮影響力。

很多家族基金都會捐款予大學，投資教育，但箇中的原因是甚麼？難道原因就是為在建築物上刻上家族的名字嗎？表面地去看，這就像舊社會那樣，透過興建一座教堂又或者一幢城堡，來讓家族的身分可以確立下去。

老洛克菲勒最成功的投資之一，是芝加哥大學。如果了解美國的高等教育就知，這家在中西部的大學，可以與東岸歷史悠久的幾家長春藤大學分庭抗禮，其實也是多得金主在背後的鼎力支持。再近代一點，美國最大的私人企業 Koch Industries ，也投資了不少在高等教育；在維珍尼亞洲的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它的經濟系也是因為得到了鉅額資助，成為了近年自由市場經濟的重鎮。

除了教育和文化這兩個社會的根本支柱，近年也多了些不同的所謂企業社會責任的議題；很多家族的慈善基金會也有參與在其中。我相信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他們認為與其由學者和傳媒主導了輿論方向，倒不如由他們用財富去影響這些議題的討論。

回到香港，坦白講，我認為這個城市沒有條件搞以上的慈善；現在的香港的先天缺陷，是公民社會和媒體幾乎是武功盡廢，甚至連高等教育院校也只剩下一種聲音，在這種被「全面管治權」重重包圍的社會，財閥家族又如何可以用財富收買，發揮影響力？

香港的家族辦公室，慈善基金，盡其量只有捐錢之後，找些所謂的意見領袖去，在網上講些錦上添花的話；這些根本不是甚麼真正的影響力。

我想，港府的任務和神奇國度的如意算盤是：世界各地的富豪，可以在香港這個城市，「投資」一起合奏神奇國度希望宣揚的另一套價值觀，某程度上也是所謂的「軟實力」。 所以，香港忽然間對這個莫名其妙的政策綱領，金額多少還是其次，最重要還是滿足北京的指派下來的任務，也就是做所謂的「超級連繫人」。

但這個一廂情願的想法，有實現的可能嗎？或者是我悲觀，看不到這種有神奇國度特色的社會，最終可以建立到一些甚麼有共鳴感、使命感和時代感的影響力。結果，家族辦公室這個議題，也淪為又一個「國際級搭棚工程」，又一個「京式指令，港式執行」的典型失敗案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