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用經濟學】 消失的香港半導體行業 (Patreon)

今年台北國際電腦展 Computex 台灣朋友有吐氣揚眉嘅感覺。

Nvidia 黃仁勳 （Jansen Huang） 更加說：「台灣是很重要的國家之一」。

當然，誰都聽得出箇中的弦外之音。但也令我不期然去想：「唔知幾時先至有海外嘅香港人，可以響世界頂尖嘅行業，話畀人知香港有幾咁重要？」

又者，一切都已經是「過去式」？

很多人有所不知，香港曾經也是半導體工業重鎮。但九零年代之後，整個行業變得煙消雲散。

有人沒有政府支持，有人怪地價貴，有人怪香港人急功近利，有人怪產業北移。

實情又是否如此簡單？

以下會員專享的文字，是影片的延伸閱讀和補充。

1963 年美國半導體企業 Fairchild Semiconductor 曾經在買下了一間鞋廠在香港生產半導體部件；在一年內產量已經達到 1.2 億顆。

當時，香港的優勢是人力成本低。

進入到 1980 年代，半導體工業變得更資本密集，而香港亦不再是當年那有大量廉價勞動力的世界工廠。當時香港其他的工業亦移出，變成一個以服務和金融業為主的城市。

世界各國的主要城市，其實都經歷過類似的蛻變；例如倫敦和紐約，過去都是工業和貿易出口的城市，後來再進化成以服務和金融等高增值為主的經濟。所以，沒有工業，沒有港口，本來不是問題。

香港的問題是將所有的機會，都放在同一個籃子裡，那就是中國大陸。當中國大陸發展經濟時，香港是唯一服務十四億人的金融中心。但是當中共到處豎敵，香港就難以獨善其身。

無錯，中共也希望發展自己的高科技行業；一條龍由自主研發到自給自足。問題是，中共似乎是從來都沒有了解到，任何高增值和高科技的範疇，都要有一個極複雜的生態系統去支持，並不可能只靠單一的企業，在沒有根基的條件下，孤立地去發展。

晶片行業自 1990 年代，演變成生產和研發設計分家的結構。最主要原因是，生產的技術本身已經夠複雜，而研發設計又是另一套技能。這是 Adam Smith 等古典經濟學派所提出的分工專業現象。

事實上，在 1980 、1990 年代，連美國自己本身也受到一定的衝擊；否則當年如日方中的 Intel CEO Andy Grove 也不會說 Only The Paranoid Survive 。當時 Intel 放棄生產其他的半導體，只專注在個人電腦的 CPU 。

半導體的生產，其實有特點幾個：

（1）資本密集而邊際成本低；生產設施落成之後，最理性的做法就是將生產力用到最盡。同理，產品一旦開發，亦盡量薄利多銷。

（2）目前因為供應短缺，需求急增，以致生產 GPU 的 NVDA 有不尋常地高的利潤；但這種高利潤的環境，並非常態。相反，高利潤吸引更多新競爭，而競爭之下新增的產能，自然會將行業的利潤空間壓縮。所以，晶元、晶片和芯片等產品的市場，有非常明顯的周期性現象。

（3）以科技為主的行業，普遍來講破壞性創造的威力亦格外明顯；任何彷彿一時無兩的產品和技術，可以在十年內變得不合時宜。

市場就像大自然；物種的演變，某程度上也是對應著環境的轉變，而不同新的物種，又會影響到環境。芯片的生產和研究設計分家，也是市場一種自然調節的過程；對於專注研究開發的企業，例如 NVIDIA、AMD 不用大手筆投資在生產設施。反之，專注生產的，例如台積電、Global Foundries （從 AMD 分拆，主要生產基地在新加坡）等，亦可以透過不同客戶的訂單來分散風險。

話說回頭，像 Intel 那樣又自主研發又負責生產的公司，往往會因為自己已經建設的生產流程和設施，而抗拒新的設計概念；這也是為何至今 Intel 仍然困惑被在過去的成功。

雖然當年生產北移，但也不代表香港在半導體行業完全消失；其實直到 1990 年代，香港仍然有一定的競爭力。當年 Motorola 出品的 Dragon Ball ，用在第一代的個人電子手帳（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很多都用這一顆芯片，就是香港研究開發和設計。

也就在 1990 年代，研究開發和設計出現了新的競爭。在這個競爭環境，美國的公司最大競爭優勢，在於背後有：（1）蓬勃的軟件業；（2）超班的高等教育制度；（3）一個更願意投資在高風險行業的資本市場運作。

莫講香港沒有條件跟美國競爭，那怕是歐洲國家、日本等，也只可以針對很專門的高精密儀器和生產技術。目前，在高精密儀器和生產設備等範疇，在亞洲還是日、韓和台灣，但這些技術環節，往往涉及多個不同地方的企業，例如生產晶片用的光刻機要靠荷蘭的 ASML ，但 ASML 用的光學元件，又是由歐洲和日本所供應。

換句話說，要發展高科技，一不能閉門造車，閉關自守，二就是背後所需要的人力資源以及其他高等教育配套，規模之大，亦遠超平常人的想像。很多時行外人以為軟件和設計只要少數的一百幾十個專才就可以改變世界，但其實在這一百幾十人以外，還有整個生態系統在背後支援。

遠的不說，中國大陸常常說要自主研發芯片和系統作業軟件，但最終被揭發核心的技術都是從開源程式碼搬來用，原因是開發這些軟件，也不會由零開始，沒有任何人，甚至沒有任何國家，有能力完全地孤立地去自主研發；當中要用的人力物力，可是數以萬計的人用多年時間才做得到；尤其是在軟件工業，這個情況亦更為明顯。

所以，去到最後，香港在優勝劣敗的淘汰之下，自自然然演進成一個以金融和服務業為主的經濟；這個路徑本來沒有甚麼問題，只不過是當北京的態度一轉變，香港也走進了今天的宿命。

「High Tech 揩嘢」這個說法是沒有錯的；雖然歷史沒有如果，但當年要是由香港政府去主導發展高科技創新，也不見得有更大的成就。反之，由於沒有甚麼問責性，在「做咗當得咗」的精神之下，由政府扶執任何產業，最終也很可能變成各種尋租者的利益。當年港英積極不干預，很多人以為只是不做事的藉口，忘記了在山高皇帝遠的香港，利益輸送是很難控制亦往往會損害到宗主國的最終利益。

最後，也討論一下工業北移的問題。自從香港面對現實，將勞動力密集的工業生產移到中國大陸，本來也可以繼續有高增值的高精密科技儀器的生產和製造，但是香港的教育制度既不鼓勵學生「落手落腳」去做事情，結果導致工業和工程這些範疇的文化，也變得官僚和文書主導，在技術層面嚴重缺乏創新和對效率的追求。我個人過去十多年在香港做軟件開發的經驗是，那怕是一個好的 Project Manager ，也是可遇不可求。多數我接觸到的，都是技術官僚而不是真正的工程師。我只可以說，香港人的確是很勤力，也很小心謹慎，但在研究開發和設計創新，卻嚴重落後，亦沒有效率的意識。

總而言之，半導體、軟件等範疇，香港既沒有競爭力，亦沒有相應的條件；尤其是在目前這種資本密集型的市場結構下，香港是不可能轉型成為甚麼高科技的研發基地，甚至連集資中心也未必有條件。

至於過去的成就，亦只是一時一地的特殊環境下促成的結果，現在亦沒有可能收復失地。香港唯一可以做的，仍然是金融財經，但按照目前環境，恐怕會繼續迷失好一段日子。無錯，這就是迷失的定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