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桃花源記 (Patreon)

日常政治學．過著無政府生活的現代化外之民

李家超出席立法會所謂的答問大會，有議員與他討論香港旅遊業發展問題；李家超「拋書包」提到大家小時候讀過陶淵明的《桃花源記》，並說香港不能像桃花源那樣，讓人來了之後就不再回來，找不到回去的路。

香港自古以來就在世界地圖上佔有一席之地，又怎會是桃花源呢？

最令人感到矛盾是，如果大家讀過《桃花源記》就會知道，陶淵明是對世道不滿，對環境、對政治、對戰爭感到厭惡，因此希望有一個可以「避秦」的地方。陶淵明所說的「秦」，象徵著暴政。

香港本來就是一個避秦的好地方，香港本來就是這個桃花源；李家超不提還好，一提便讓人想到暴政。

其實《桃花源記》中還有一句話，使這篇文章成為古文中最具反動性的一篇；文章中提到一句話：「不足為外人道」。用今天的語境來解釋，很多人以為意思是外邊的人不知道我們這裡的生活如何。但陶淵明在寫《桃花源記》時，故事中的桃花源居民看到這個迷失的漁夫後，對他說：「你不要跟外面的人說」；免得別人知道這個地方，打擾他們。

這種心態，就像我們香港人過去幻想的「河水不犯井水」；暴政不要影響到我們，我們只想「山高皇帝遠」。

現實中有「山高皇帝遠」的人嗎？有，甚至今時今日，亞洲估計有一億人，過著「無政府」的生活。

無政府生活真的無拘無束嗎？記住，凡事都有代價；life is optimization 。真正有趣的問題是，為甚麼這些人寧願過著化外之民的生活，也不願意成為文明社會的一份子。

講這個題目不得不提美國的政治學、人類學者 James C Scott 以及他的幾本著作。Scott 特別的地方在於他非常認真地處理無政府主義這個主題，而且跨越政治光譜，亦不流於理論和理想主義。很多人視 Scott 為政治科學家，但他坦言自己的方法更接近人類學家，因為他真的會實地觀察研究對象的處境。

Scott 主要研究南亞、東南亞一帶，海拔 300 米以上的地區，也就是地理學上稱為 Zomia 的地區；這一大範圍，面積幾乎與歐洲相當，且接壤八個語言、宗教、種族組合都不同的大國，裡面有數億的「化外之民」。

過去兩千年來，這裡就是桃花源、香格里拉。

在 2009 年出版的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講述這些現實中的桃花源居民，為何不去城市生活，為何寧願過著「山高皇帝遠」的生活。

Scott 的第一個發現是，這些「化外之民」，明明知道可以種營養價值更高的穀物，卻偏偏選擇木薯之類的根部植物。為甚麼有這種選擇？原來，穀物種在地面上，官府看到後會來收割然後收地。所以他們用「刀耕火種」的方法（slash and burn），在不同的地方種下木薯，然後繼續不停轉換地方，等待幾年後才回來收成。

很多人以為這種農業模式，一定是落後、野蠻的。但 Scott 的研究發現，部分化外之民，本來來自文明社會，他們的祖先懂得耕種穀物，甚至識字。然而，遁入深山，經過十幾代後，就如同物種進化一樣，任何成本高收益低的制度，逐漸被淘汰。這些「化外之民」，歷史傳統都是通過詩歌口耳相傳，而他們亦選擇性地保留了有用的技術和手藝。

近年，亞洲幾個主要國家發展迅速，也開始有計劃地處理領土上的化外之民。但最難處理的問題是，假如他們說要民族自決，想獨立，那就會成為政治問題，所以有些國家選舉將這些人驅逐出境，緬甸軍政府對羅興亞人（Rohingya）的手段就是一例。

與此同時，甚麼一帶一路所經之處，究竟有多少基建是改變了各國政府對這些山地人的關係？問題是這些一帶一路國家，大多數都是專政的社會；通常政權越專制，利益就越難滲透到社會基層；因此，化外之民與這些國家的政權，以至那個神奇國度政權，也是廿一世紀的新深層次矛盾。

除了剛才推薦的 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我更加喜愛 Scott 早兩年寫的 Against the Grain 。歷史研究的主流，已經不再用傳統的時代劃分，而是用客觀的環境條件，貫穿時空地講宏觀的大歷史。

Against the Grain 這本書，可以說是這種大歷史觀的一本專門著作；其實 Scott 之前的研究，都是圍繞農民與政權的關係，但 2017 年這本書更大膽地提出，穀物農作物背負文明的原罪；在這種耕作模式的發展過程中，社會幾乎無可避免地衍生出封建及奴隸制度。

這些社會，因為要記載交易，發展出文字、文化、文明；但其實這些制度都存在，統統都是為了方便統治。Scott 也發現，未有文字，未有文明之前的農業社會，部落的影響力大約是方圓 150 英里。

最初我對 Against the Grain 這本書感興趣，原因與政治和人類學無關係。幾年前我開始了 keto diet；不少 ketonian 相信現代穀物是怪物，非天然，不應該食用。奶、肉、脂肪，才是最有營養的食物。但這個觀點與歷史卻有很大的落差。事實上，在過去千百年桃，農民與遊牧民族的飲食習慣已經有很大分別；農民的飲食偏重碳水化合物，遊牧民族的飲食則偏重蛋白質與脂肪，如乳酪。另外，研究也顯示，一直到現代社會之前，遊牧民族所吸取的營養和能量，普遍高於農業社會中的人。

當然，以耕作為主的農業社會，也有飼養家畜和家禽。Scott 也提到，人類所種植和飼養的物種相對大自然環境，是單一而密集的，很容易成為病毒變種的溫床；豬流感、雞流感等，就是在這種環境下與人類共存。這也是為何當歐洲人發現新大陸的時候，帶給美洲原住民的破壞是如此巨大，因為當時的美洲原住民，未經過農業革命的洗禮，自然也沒有接觸過這些病毒。

偏偏是新大陸的農作物，如馬鈴薯、玉米等，改變了舊世界的農業，令人口自十六世紀後激增，也帶來了各種社會、經濟、科技和文化的轉變。

在傳統農業封建社會，人口就是生產力，人力資源增長有兩個來源，一是自然增長，二是俘虜敵人做奴隸。

不甘做奴隸的人，就落草為寇；其實所謂落草為寇，很多都成了遊牧民族，甚至乎成為了以上提到的「化外之民」。

最後一本推薦的 Scott 作品，可以說是他的代表作；1998 年的 Seeing like a State ，副題是 How certain schemes to improve human conditions failed。

當年的他真心相信，統治者不是全都喪心病狂的暴政，只是很多時都對世事了解不夠通透，好心做壞事。

但究竟統治者的盲點是什麼？用 Scott 自己的話來解釋：「某些形式的知識和控制，需要視野的縮窄。這種狹隘視角的最大優勢在於，它能夠將本來非常複雜和難以掌控的現實，聚焦到某些特定的有限方面上來，使之更加清晰明瞭。（Certain forms of knowledge and control require a narrowing of vision. The great advantage of such tunnel vision is that it brings into sharp focus certain limited aspects of an otherwise far more complex and unwieldy reality.）」

Scott 認為，統治者為方便自己，總會想將社會變得更簡單地可以「一眼看穿」；例如街道規劃得四四正正，每個人都有個身份證號碼等。

但最重要的目的是什麼？就是要收稅，抽壯丁的時候，可以「科學管理」。

Scott 從坦桑尼亞到中國的大躍進等改造社會的失敗例子，歸納出「好心做壞事」的三個原因：

（一）迷信過度簡化，以科學包裝的一廂情願；他稱之為 High Modernist；

（二）High Modernist 的意識形態，就是確信世間只有唯一最完美的社會秩序，真理；

（三）最終導致獨裁專制，結果扼殺了由下而上的自發秩序，漸漸社會只會等上級指令，無人主動做任何事。

Scott 認為，要撥亂反正，「善治」有四個原則：

（一）凡事都應該以摸著石頭過河的心態去嘗試；

（二）任何政策都不要走到極端，留條後路讓大家華麗轉身；

（三）任何時候都作最壞打算，不要一廂情願；

（四）讓民間智慧發揮，所以要理順利益矛盾。

最後補充一點，很多人以為腐化的意思是以權謀私；但我有另一種觀點，就是當制度內應該合作的人，勾心鬥角，應該互相制衡的，卻同流合污，這就是權力結構腐化的表現。這種關係之下，社會必然與「善治」背道而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