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要解放軍備戰所為何事？ (Patreon)

【日常政治學】 從中共戰爭思想的本質了解極權統治．《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 與過剩低端勞動力

一份據稱習近平於今年6月在延安對解放軍將領發表了一篇內部講話內容流出；當然可以肯定，文件流出並非偶然，應該是有人刻意公開，只不過是公開內容的意圖難以猜度，亦不排除是中共認知戰的一部分。

在這份文件中，習近平指示解放軍將領要準備內戰。所謂內戰，當然不是指省與省之間的戰爭，更多人的解讀是臺灣。假如從時機角度分析，再較早前《金融時報》獨家披露，習近平去年會見歐盟的馮德萊恩時，曾宣稱武力攻台灣是美國設下的圈套，中國不會中計；此舉最表面的理解是中共一直以來的鬥爭思維，認為這樣講可以離間歐洲與美國的關係。與誌同時也是解放軍傳遞信息，強調除了軍事力量以外，中共還會用其他手段達成政治目的；軍方的角色，只需維持「能打勝仗」的武力威嚇，真正的戰場是全方位，包括了經濟金融、外交、情報等不同範疇。所以，軍方要強大，但始終要服從中共統治權力核心的指揮。剛剛在上個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發表報告，指兩名前國防部長收受巨額賄賂；兩人被剝奪軍銜並開除黨籍，案件送交軍事檢察機關。公告內容亦似有所指，說李尚福「背棄初心使命、喪失黨性原則，其行為辜負了黨中央、中央軍委信任重託」，而魏鳳和更被指控對黨的「信仰崩塌」。

要了解中共，首先必須明白它是以戰爭為核心設計的組織。在中共的眼中，隨時隨地都是與外國或內部勢力作戰。延安的內部講話，有提到內部敵人，但用語模糊；既可以理解成將臺灣視為中國一部分，也可以理解為「制度內的各種潛在反對勢力」。

這裡所指的「反對勢力」，所反對的對象，當然是指目前的以習近平為首的統治集團。

外界評論普遍認，中共中央的邏輯思考難以用常理推測，換句話說就是「沒有章法」。然而，只要將中共所有行動，都歸納到維護一黨專政的權力結構，那就不難明白，習近平對解放軍的講話，首先的目標對象必然是解放軍的高層，而目的就是鞏固目前黨中央對解放軍的控制。畢竟要明白，不論是中共黨中央的核心人物，抑或是解放軍高級將領，以至國務院轄下的各級政府機關，在極少數執政者眼中，都只是機器的一部分；而當中最根本的矛盾是，國家機器假如過於強大有效，則可能反過來威脅到黨的統治權威，但要是國家機器太過庸碌無能 ，又無法執行任務，削弱統治基礎。

中共以至其他所有極權統治國家，都面對同樣的內部問題，就是統治權力核心結構在某些情況下會出現分裂，以至統治瓦解，就有如當年蘇聯的情況一樣。通常這種內部分裂的情況，都是出現在權力轉移的時候，例如換屆又或者是當最高領導人不能繼續有效統治。習近平上場的時候，也清剿了周永康、徐才厚、薄熙來等。說到底，極權統治體制內一樣有權力的競逐，方法亦一樣地民粹，而且手段更清脆利落。

極權統治的內部矛盾，不會全部都只在國境內發生。權貴會將自己的利益甚至家人安置在海外，然後透過「出口轉內銷」的模式，進行權力的鬥爭。過去，香港就是中共內部矛盾的延伸。近十多年來的幾件事，由銅鑼灣書店事件、肖健華事件以至後來的送中修例，其實是中共試圖堵塞香港這個內鬥的缺口，而最終代價就是將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基建完全破壞。

站在我們香港人的角度可能難以理解，但是在中共統治集團的角度，那是維持它們統治必須要的一步。別忘了，在習近平任內，黨內其中最重要的訊息就只有兩個字：「團結。」

當然，以上所謂的團結，更正確一點講應該說是：「任何人都不能存有異心。」但我們知道，這是不可能的，而就算是沒有異心的，往往也會因為各種原因被涉及到政治派系矛盾當中。

畢竟，中國有著各種不同的利益矛盾，例如地方和中央的利益，不同政策範疇的利益等。極權統治的環境下，利益矛盾缺乏「和理非」的方法去化解。結果，失勢的一方下場就是被治罪；罪名不外乎是貪污、反黨以至勾結外國勢力。

外國勢力這個名詞，也是可圈可點的；外國政府是外國勢力，但由中國國境出走到世界各地的中國人，一樣是外國勢力。

自 2014 年起，中共要黨內核心成員將海外的親屬和利益召回到中國，以加強控制。與此同時亦有所謂的獵狐行動，針對那些從中共體制移居到外國的人。當然，中共的海外國安和情報工作，亦包括監察、影響和滲透新疆、西藏、香港的流亡人士。習近平執政後，中共跨境執法有變本加厲的情況。

在中共的立場，他們卻認為這些行為是「執行家法」，認為是「內部事務」。歐美澳加等各國政府，最初對中共的這種行為也只是防範，但後來真的不可能視若無睹。更重要是中國間諜除了進行以上維穩及滅聲，亦有各種商業間諜活動。外國情報機關對付中國情報系統，最大困難在於中國情報系統不僅依賴外交或軍事人員，還包括全民情報網絡。中共在海透過統戰部，在海外包括臺灣，以威迫利誘的手段，去建立它的情報網絡。

遊戲統戰部在中共的體制內有特殊角色和身份，甚至在中共未成功奪權之前，已經是這個政權設計內的特色，畢竟要進行民族主義的統治，對象就不只是國土上的民眾，亦包括在世界各地的中國僑民。事實上這種甚麼都要全民總動員的思維模式，是中共的特色；甚至乎中共在中國，也是透過人民監察人民，人民舉報舉報的方法，才可以有效控制十四億人。海外的情報工作和監督，也採用類似方法，徵召大學生、海外僑民、商人在互相監察的同時，收集各種情報，包括了商業和科技情報。

中共的特務活動，明顯與西方國家不同；西方國家的情報系統，旨在收集關於政治和軍事的訊息，了解別國的情況和意圖，目的是避免因為誤解而發生衝突，甚至戰爭。但中共的跨境執法涵蓋面廣，目的亦絕不單純是為了收集情報，令到世界各國反情報機關也迫於無奈要改變策略，變成針對中國人留學生和一般移民。

三中全會前的 《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

正當中共忙於鞏固統治的權力結構時，中國社會和經濟其實其實亦面臨各種內部的結構性問題，包括人口急速老化、農村生產力低但勞動力過盛、出口增長和競爭力增長放緩等。所以今年中共三中全會前，就已經公布《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有一個講法是推出這項政策，目的是為了備戰和確保糧食安全。但從純粹的經濟角度分析，中國目前的經濟問題源於大量低效的剩餘勞動力在農村，但同時農村經濟又嚴重缺乏資本去提升生產力。過去，城市和工業吸納了大量的勞動力，但是幾十年來，這些低端勞動人口卻只可以依賴出口工業以及外資去維持相對的競爭力，當外資徹出並將生線供應鏈轉移，中國的生產力又回到相對低的水平。《農村集體經濟組織法》目標應該是希望可以透過由上而下的計劃經濟模式，一來增加糧食的自給自足，二來也吸納因出口工業轉型而衍生出的剩餘勞動力。但歷史告訴我們，這種想當然的經濟發展模式，往往是低效而且產生各種浪費和貪腐。

中國的另一個統治結構內部矛盾，就是地方和中央在稅收利益的分配。自 1990 年代，稅務改革主要是將利益輸送到中央政府，而地方政府則透過房地產市場帶來的利益來支撐自己的各種政策和執行國家任何。但自從幾年前房地產市場泡沫爆破，中國各地方政府出現嚴重財政黑洞，所以三中全會亦有可能提出調整稅制，讓地方政府在房地產收入以外，開徵各種收入。

最後，回到備戰思維這個大題目。中共的制度設計，沿襲戰爭思維，由黨指揮軍隊、統戰部等，對內對外，中共眼中的一切都是戰爭，備戰亦從來都是中共的常態，不論是人事、軍事、對外政策以至經濟和民生，很多問題每每都會提昇到「戰爭」這兩個字。問題是戰爭的對象是甚麼？是美國？還是裡裡外外對中共構成威脅的各種人和事？

這種現象令我想起 George Orwell 在 1984 中所描繪的極權統治，也是時時刻刻都進行無止境的戰爭。現在的中共，也正是這種以民族主義掛帥的軍國主義統治。但有一點可以肯定，就是這種長期備戰的思維，只會令大量資源投入到不事生產的範疇。例如近日中共經常對外宣傳它的無人機和機械人技術，雖然表面上是商業應用，例如這幾個月連香港立法會議員都會講的「低空經濟」。不過，在中共眼中，這些都不是單純的經濟和科技發展，而是為戰爭所作的準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