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式蕭條（初稿） (Patreon)

【註】 先上文字版初稿，讓大家先睹為快；最終聲音專欄可能會再加點補充。

「習式蕭條」的講法，應該是今年三中全會之後出現；但事實上，中國大陸的經濟問題，一直都存在。只不過，由增長放緩到確認是長期的蕭條，過程其實極其漫長。早就有個講法指，當中國經濟增長低過 5% ，社會就會浮現各種問題。今年中國大陸第二季按年計的經濟增長，正是 4.7% 【1】。

量化的指標雖然經過數字包裝，其實卻一點也不科學客觀。宏觀的經濟統計數據，可以用來作為趨勢變化的參考，但不能視為精準的判斷。尤其是中國大陸的經濟統計數據，在制度上存有太多扭曲的問題；不只是因為最高層一廂情願想見到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層層而下也有各種理由要將數字誇大，報喜不報憂。所以，結論是中國經濟的實際情況，應該比數字所反映的更差。只不過沒有人知道究竟有多差；甚至乎在中共決策層的人，也掌握不到問題有多嚴重。

如果政府心知肚明所掌握的資料未能反映市場情況，其實是件好事；畢竟世界各國的政府都有同樣的挑戰，一樣沒有可能完全掌握到市場的狀況。但我們見到，不論世界各國的政府和央行，過去幾十年都有個共孽，就是每當出現經濟危機，首先就透過扭曲貨幣和信貸市場。

但並非每個國家，都有這種調控宏觀經濟的條件。一般發展中國家，往往經歷過一次金融危機，就難以翻身，結果不是增加負債暴升，通貨膨脹，貨幣貶值。這種一去無回頭的例子有阿根廷。

當然，也有另一種例子，那就是日本【2】。雖然日本都是負債暴升，卻沒有通貨膨脹，貨幣不但沒有貶值，甚至有時還會走強；整體來說，不但樓價股價低走三十年，甚至連國內的物價都彷彿凝固在 1990 年。

「習式蕭條」的另一個講法，就是中共不想變成阿根廷，寧願行日本的路。

日本經濟泡沫在 1990年代初爆破，主要是樓價和股價大跌，然後一沉不起；隨著經濟景氣下滑，稅收下降。與此同時人口老齡化勞動力減少，但養老金、醫療保健等開支卻不斷增加，導致結構性財政赤字。日本政府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連續實施了一系列大規模公共工程和財政刺激計劃。雖然這些措施在短期內提供了經濟救濟，但也大幅增加了公共債務。

目前日本政府債務水平為 GDP 的 217%，而政府財政收入當中約四分一用作償還利息。所以，發債不是沒有代價的，更不是想發多少就發多少，否則就會走向阿根廷之路。所以，為了平衡收支，日本政府亦曾於 1997 年，將消費稅從 3% 上調至 5%，並在 2014 年和 2019 年進一步上調至 8% 和 10%，以增加收入應對財政赤字。但是 1997 年增加消費稅，剛好遇著亞洲金融風暴，結果令日本再次陷入衰退，甚至連執政自民黨亦在之後的選舉中失利。至於 2014 年的一次，同樣令經濟陷入衰退；2014 年第二季，日本 GDP 按年計收縮 7.1% 。

結果就是所謂的「迷失十年」；也有人說是「迷失十年」甚至是「迷失三十年」。

基本上，日本模式就是以時間去消化不良資產。去槓桿化，其實就是紙上財富蒸發的過程。有很多人會問：「那些蒸發了的財富究竟往哪裏去了？」其實那些財富，從來都沒有真正存在過；很簡單的解釋，槓桿只不過是當社會在急速增長的時候，很多人將未來的收入都押在股票和物業。相反，當收入在縮減的時候，就是去槓桿化的時候，樓價和股價在這段日子就往另一個方向調整。

為甚麼是三十年？因為本來那些債就是要用那麼長的時間來還。所以，「習式蕭條」可能會維時十年、甚至廿年。諷刺是，中共在 2022 年的二十大廢除了終身制，而這一次自 1949 年以來首次的長期蕭條，應該一直會伴隨著習近平。

明白到為甚是「習式蕭條」，但仍然有兩個基本疑問：

一，中共為何在 2020 年，也就是疫情爆發之後的那段日子，強制中以「三條紅線」為風險管理準則，揭開房地產泡沫爆破的序幕？

二，為何在今年的三中全會上，完全沒有任何救市方案？

先講「三條紅線」的問題；由 2016 年起，中共每年的中共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都會提出「住房不炒」，但出口術始終沒有任何效用。其實在 2016 年之前，中國主要大城市的房地產價格，亦早已脫離大多數民眾的負擔能力。不過，自從 2015 年 A 股終極一爆，資金的唯一出路，就只剩下房地產。結果在那幾年間，除了大城市以外，就連三、四線城市都出現了各種房地產項目。

房地產不但為各地方政府製造了帳面上的 GDP 增長，地方政府也透過所謂的融資平台賺取收入。其實自 2009 年的四萬億經濟方案，中國大陸就已經漸漸由出口工業，轉型到以鋼筋水泥堆砌出 GDP 增長；有些是經濟價值極低的基建，有些是豆腐渣工程，有些是鬼城。要知道，這種以鋼筋水泥堆砌的數字式增長，是不會直接提高一個國家長期的競爭力和資本。在 2020 年提出「三條紅線」的同時，其實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亦將「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列為重點任務；雖然主流的解讀認為中共所指是支配、壟斷市場的私人企業，但我認為「資本無序擴張」所指是更廣泛的包括各種投機的行為，尤其是金融和房地產。

這也是為何在三中全會上，中共並沒有像外界主觀願望所想那樣，提出任何所謂的救市方案。換句話說，刺破樓市泡沫某程度上是刻意的，就有如這個系列之前一集講「一胎政策」一樣，站在當時中共中央的角度，這是必要的決擇，也顧不得長遠的後果。

假如我問：「貨幣是誰發行的？」相信絕大多數人都會說：「政府。」實情是，在大多數社會，貨幣和存款，也就是所謂的 M1 ，只是社會財富的一少部分，真正令人感到有財富效應的是各種借貸，尤其是房地產的按揭。當然，銀行體系裡還有其他的借貸，包括了各種投機活動的流動資金。但假如一個城市，一半人是住在自置居所，而這一半人當中又有一半將所居住的物業抵押給銀行，單就是這一筆帳，就已經是這個國家年產值的倍數計。

對中共中央來講，房地產經濟的背後，其實是地方政府和私人企業的利益關係；香港的情況其實亦如是。近來香港地產黨叫苦連天，希望中資銀行能夠配合，放寬按揭審批。但於我看來，不論是中國大陸政府，抑或香港特區政府，似乎都沒有任何回應；這可能是沒有北京的指示，這個城市就沒有人可以下決定。我想香港的地產黨應該仔細地去咀嚼，夏寶龍說香港要「識變、應變、求變」，當中也包括了這種私人巨企與政府的過份緊密關係。

其實在 2020 年有沒有「三條紅線」的硬指令，中國大陸房地產泡沫最終都有爆破的一日；就正如當日在高位接貨買下中環中心的甚麼大王，總不可能將自己的利益置於國家大局之上吧？可能大家聽到我這樣說，會感到奇怪；其實我也是嘗試代入北京的角度去看香港這個城市的利益和權力關係。事實上，早在 2007 年 10 月習近平接管了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小組，地產黨就應該感受到北京的態度變化。如果到今日仍然相信北京要靠他們的支持才能管治香港，那亦太過脫離現實。

當然，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會刻意地去破壞自己國家的經濟吧？對嗎？但為甚麼世界各地幾乎每一刻都總有些國家在面對各種經濟問題？很多人都會想，是因為官員無能。假如今日有一件事希望大家明白，那就是制度裡的決定，永遠是環境因素交織而成的結果，尤其是當承受代價的不是自己，再殘酷的結局也只不過是別人的問題。

例如在 1978 年後四十年，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可能促進了中國大陸的經濟轉型，但是當中共認為香港已經成為了權力核心內圍的境外資金周轉和停泊處，成為了體制內權力鬥爭的外圍「投注站」，那怕是明知會摧毀這個城市的獨特性，中共亦必須要將這個問題處理。事實上， 2019 年 3 月 13 日，也就是當年兩會期間，公安部前副部長陳智敏在接受傳媒訪問時，已經透露從内地逃到香港的重犯達 300 多人，全部「有名有姓」；並聲稱他在任時，亦曾與時任保安局局長黎棟國，以及時任副局長李家超，商討移交逃犯事宜，但無法達成共識。

陳同佳，只不過是林鄭月娥找來修例的藉口。

由習式蕭條講到 2019 年的逃犯條例修訂，似乎有點拉遠了，但其實兩件事背後共通之處就只有一個，就是我們低估了亦錯判了從北京的角度看，究竟甚麼才是對中共繼續維持統治的最重要考慮。在北京的眼中，當年蘇聯解體是因為內部矛盾；別忘了戈爾巴喬夫在 1991 年是被迫下台，而之前更差點被軍事政變。所以自 1991 年起，中共不論在外交抑或內政，亦用盡一切方法，避免走上蘇聯舊路；包括了在當時避免與美國正面衝突，避免延續冷戰，與此同時亦開始了建構一個新民族主義，以及確保黨內的權力矛盾不會出現蘇聯式的分裂。從這個角度分析，蘇聯解體後中共的三代領導人江澤民、胡錦濤以至習近平，其實所做的政治工程，全部都是為了避免蘇聯解體的歷史在中國重演；尤其是習近平，很多人說他學毛澤東，但他治黨的手法，其實更似史太林。

至於經濟發展，我相信中共一直想模仿日本的經濟堀起模式，透過出口製造業賺取貿易盈餘，然後再用這些資源去推動產業升級轉型。但任何政策，都不會沒有代價，中國在模仿日本的產業發展政策，同時也將當年日本模式的各種問題深植在中國經濟裡面。當一個國家長期地累積大量貿易盈餘，本來這些新增的財富和購買力，落在消費者和資本家的手中，會變成更多的需求和投資。但是在中國大陸，因貿易盈餘而得來的財富和購買力，被困在國境之內沒有出路，結果就成為泡沫經濟的燃料。

長期以來，在中國大陸賺到錢的人，只要有機會將錢帶到外面，就會覺得甚麼都是物超所值；消費者如是，投資者亦如是。我還記在 1990 年代之前有外匯券和友誼商店的中國大陸，當時能夠買到進口商品已經是特殊的身份。就算到後來，中國大陸雖然漸漸地成為世界工廠，外銷的產品或許在國際市場有一定的競爭力，但是內銷的產品一直要到過去十多年，尤其是 2009 年後，才算是得到中國大陸民眾的認同，這也是當時所謂促進內需的真正意義；其實需求從來都有，更正確的說，其實促進內需應該說是促進內部的供求，到後來也成為了習近平時代之下的內循環。

對金融財經產業，中共的態度也是一樣；正如剛才提到，外資以至香港這個窗口，對中共已經沒有利用價值。說到底，資本的意義在於承擔風險以增加產能，但中共想得到的卻是對個別具體戰略範疇的產能，所以才有甚麼低空經濟，其實那只是為了軍民兩用皆可的無人機技術。又例如芯片，其實是為了發達人工智能。又例如節能和綠色能源，其實是為了減少對輸入石化燃料的依賴，避免因一旦發生地緣政治衝突時，因馬六甲海峽被封鎖而導致的能源短缺。凡此種種的各種部署，都是戰略考慮而不是真正的經濟產業。

中共從來都是處於準備戰爭的狀態，只不過是近年的所作所為比從前更著跡；當然，戰爭的模式也有一定的改變，對戰爭的準備亦自然有所分別。經濟力量對中共只是工具，本身並非最終目標。2018 年在中美矛盾開始表面化之後，王歧山就曾經對美國商界表示，中國人食草也可以過一年，言下之意就是中共對於終極封關鎖國有一定的預期，甚至視當年的貿易爭議為戰爭的一部分。

所以，習式蕭條不是出於意料之外，也不應視為意料之外。期望目前的中共會出手救股市和樓市，反而是錯判；用中國大陸官場的講法，預期中共救市是思想的格局不夠。

當前的長期蕭條，是神奇國度三大灰犀牛的第二隻，也就是一個明明都應該預計出現卻視而不見的重大轉變。下一回分享，我將會講到體制的問題；就正如這兩集的觀點，那並非主流的論述。但我希望大家可以多一個不同的角度，去了解這個神奇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