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光譜的前世今生】 向左走．向右走 (Patreon)

隨著今年多個國家進行選舉，英國的選舉剛剛結束，美國和加拿大即將迎來他們的選舉，很多我的觀眾、讀者、聽眾都希望我能分享一下當前的政治環境。我相信，在我的觀眾和聽眾當中，許多人傾向於中間和保守主義。因此，他們對於美國和英國目前出現的分裂和撕裂現象感到疑惑，想了解更多。

今天，我不僅會談論目前的政治光譜，還會從歷史的角度分析我們今天所看到的政治現象究竟是如何形成的。我希望大家明白一點：所有政治現象其實都是經過長時間累積的結果，其變化並非一朝一夕可以實現的。特別是對於香港人來說，我們在海外所見到的現象，與我們在香港所面對的情況，有著很大的不同。在香港，我們的分類可能相對簡單；但是，當我們來到外面的世界時，會發現光譜變得更加寬廣，左右兩邊的主張可能都和我們一直以來的認識有些不同。

今天的主題是「向左走，向右走」。這讓我想起了我曾經讀過的一本書，叫做《What's Left》。這本書主要探討甚麼是左翼思想，以及其在不同時代的變遷。書的作者原本是一個相信進步主義的人，但他在2010年後的世界中，發現自己所熟知的左翼思想和之前的理解有了很大的不同。這本書非常有趣，但今天我不會單純談論這本書的內容，因為裡面的很多觀點會與今天的討論重疊。至於《What's Right》，我相信很多人會聯想到非常保守的主義，特別是在美國。保守主義在美國，尤其是在一些紅州，確實有著很強的存在感。我也的一些朋友生活在這些地方，他們經常覺得，作為外來者，他們很難融入當地的社會。

很多時候，我們作為第一代甚至第二代的新移民，會在這種政治氣候和環境下，感到難以找到自己的定位。要理解這種情況，我們首先需要從歷史的角度入手。在美國的環境下，甚麼是進步主義？

很多時候，我們會聽到一些人被稱為「左膠」，但我想指出的是，左與右的區分其實是隨時代有很大的變化。如果我們回顧歷史，特別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的進步主義可能在今天已經被視為是中間路線的主張。

美國的進步主義大約起源於19世紀末，那時候，隨著高度工業化的到來，資本市場成為了一股強大的力量。美國的進步主義在某種程度上具有反發展的意味。例如，最初的反壟斷法出現於19世紀末的《謝爾曼法》（Sherman Act）。這些反壟斷措施主要針對的是鐵路、能源和鋼鐵行業的大壟斷。此外，這些行業還包括銀行業和武器製造業等。這些行業的發展形成了幾個主要的經濟結構和大家族，諸如洛克菲勒家族、卡內基家族和摩根家族。

在反壟斷的背景下，美國的經濟史顯示出中西部的重要性；這片地區如今被稱為「鐵鏽地帶」（Rust Belt），也是「藍色牆壁」（Blue Wall），傳統的工業重鎮。即使是南北戰爭或美國統一戰爭，這場發生於1860年代的戰爭，其實很多人稱其為南北戰爭。如果了解美國歷史，我們會知道打贏南部的最主要力量，不論是軍事還是經濟，都是來自中西部這些工業州份。

這樣的背景使得當時工業州份的力量成為改變美國根本結構的關鍵。然而，南部州份也保持著自己的政治實力。在統一戰爭之後，美國長時間存在著內部的矛盾，可以說，直到今天，美國的兩個主要政治陣營仍然很容易根據他們所從事的經濟活動進行劃分。

20世紀初，美國經歷了很多轉變，這些轉變大多發生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之間。例如，美國憲法進行了一系列修訂。第一個重要的憲法修正案是第16條修正案，這項修正案允許聯邦政府徵收入息稅。這樣的轉變意味著美國聯邦政府的干預和權力開始不斷擴張。這些變化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經過了很長時間的累積。許多人認為，美國聯邦政府大規模干預經濟事務是由羅斯福新政開始的，但實際上，這一趨勢在20世紀初就已經開始了。

另一個重要的憲法修正案是1920年的第19條修正案，這一修正案的重點在於允許女性投票。這一改變使選民數量大幅增加，自然而然地在政策上也帶來了許多轉變。例如，後來美國政府推出的禁酒令在某種程度上與女性參與選舉政治有著密切的關係。但是，如果要談到美國聯邦政府的擴張，我們就不能不提到羅斯福新政。在1929年的經濟危機之後，羅斯福政府推出了一系列大規模的聯邦政府法案，其中最著名的，也是最具影響力的，就是社會保障制度的建立。

然而，就如我剛才所說，美國聯邦政府的擴張其實並非純粹始於羅斯福。在羅斯福之前，胡佛（Hoover）總統也是一位共和黨的總統，但他同樣將聯邦政府的干預擴展到美國的許多地區，特別是西部地區。然而，剛才提到的這些變革，我們可以稱之為比較傳統的進步主義。但是如果用今天的眼光來看，當時的這些所謂的進步主義，已經不算是進步主義，也不算是左翼。

二戰後的進步主義：黑人平權運動．新左翼．反主流文化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我們看到了更為根本的轉變。如果要我來總結戰後最重要的幾個政治綱領，我會說，首先是黑人民權運動，即所謂的「Civil Rights Movement」。第二則是新左翼運動。對於香港人來說，可能比較少聽到新左翼這個概念，但它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第三個則是反主流文化（Counter Culture）。反主流文化並非純粹的進步主義，也不是單純的左派，但它最終卻影響了整個美國的意識形態立場（Alignment）。

談到美國黑人民權運動，很多人會想到1960年代的抗爭，但如果我們拉長時間來看，應該從19世紀中葉、統一戰爭開始講起。許多美國的歷史經濟學家都指出，如果要說第一次將工業帶入戰爭，即戰爭的工業化，應該就是美國的統一戰爭。當時，中西部的工業迅

速崛起，包括印第安納、俄亥俄、伊利諾伊，甚至賓夕法尼亞等地都有蓬勃的工業發展。此外，密西根州的工業也是非常興旺。即使到了1960年代，如果說起美國的汽車工業，第一個想到的就是底特律（Detroit）。但是當時美國的工業和農業州份仍然存在著很大的落差。

即使經歷了統一戰爭，美國南部的州份並沒有完全給予黑人均等的政治權利，即所謂的「Jim Crow 法律」。這並不是一條單一的法案，而是一種政治主張。當時南部的處理手法可以用三個字來概括：「分離但平等」（separate but equal）。雖然表面上黑人和白人在法律上是平等的，但實際上，在生活上和接受教育的機會上，他們是分開的。不僅在南部州，甚至在一些靠近南部的州，例如馬里蘭，甚至東北的一些州，這些制度依然存在。

很多研究表明，當時黑人生活得比較好的地方通常是中西部的工業區。因為他們來到這些州份，基本上成為了廉價的勞動力，而資本家對於這些勞動力的供應是非常歡迎的。這些黑人不僅是勞動力，同時也是消費者。研究還發現，當年在美國中西部，黑人的生活水平和人均收入上升得非常快。然而，在南部，仍然維持著以農業為主的經濟模式。由於資本和土地主要掌握在白人的地主手中，他們對於人口流失和黑人爭取平權的活動有很強的反抗情緒。這種反抗情緒可以從所謂的3K黨（Ku Klux Klan）看出。

歷史上，3K黨一共有三次浪潮。第一次浪潮發生在1865年至1870年，戰爭結束後，直到所謂的「重建時期」（Reconstruction）。隨後的約40年，3K黨陷入沉寂，原因是當時許多在南部獲得自由的黑人移居到了北方和中西部州份，對於當地的白人莊園主來說，這種情況其實並沒有太多反抗的餘地。然而，南部的白人仍然心懷不滿，這種不滿最終形成了南部的民粹主義。南部的民粹主義在1915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出現了另一波擴張。當時，南部的代表政黨其實是今天民主黨的前身。某程度上，當年的民主黨反而是支持保守主義，支持原本的經濟模式的。但是這個浪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曾經停止了幾年，直到戰後又重新冒起。

在這段時間，主要為黑人爭取平權的組織是「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National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Colored People，NAACP）。到今天為止，NAACP 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選舉機器。當時還有一個詞語叫做「Woke」——覺醒，這個詞早在20世紀初的黑人民權運動中就已經被使用，並且在後來有了一個復興。關於這個詞的詳情，我稍後會再進一步討論。

戰後最重要的進步主義浪潮之一，是新左翼（New Left）的崛起。在1950年代的美國，由於當時正在冷戰期間，美國也經歷了所謂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很多左翼傳統的政治主張被視為支持蘇聯和共產主義的立場，這種對言論自由的限制使得很多知識分子感到不滿。在1962年，位於密歇根州安娜堡（Ann Arbor）的密歇根大學，一些知識分子草擬了一份文件，名為《休倫港聲明》（Port Huron Statement）。這份文件的草擬組織是「爭取民主社會的學生」（Students for a Democratic Society）。文件中有幾個重要的綱領，其中之一就是反戰。

其實，反戰思想在美國一直都有，無論是第一次世界大戰還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美國最初都不願意介入。保守派反對參與國際事務的主張，建基於19世紀所謂的「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認為美國應該儘量避免被歐洲和世界的潮流所影響。為了避免受到外界的影響，首先應該不干涉他人。

1960年代的世界，我相信除了冷戰，即美國和蘇聯的競爭之外，還有另一個重大變化——核武的擴散。在1950年代末期，擁有核武的國家除了美國和蘇聯之外，還包括英國和法國。當時，中國也在積極開展核武研究。當時的知識分子非常擔心會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第三次世界大戰將會以核武作為主要武器。因此，當時的反戰運動，是反對世界末日。反戰主張亦從美國傳統保守派的立場，演變為新左翼的主要綱領之一。

在《休倫港聲明》（Port Huron Statement）中，另一項主要主張是推進賦權運動和促進黑人平權。這也是現今所謂「身份政治」的起點。過去，美國的黨派之爭，正如我剛才所提到的，主要是基於經濟模式，即你從事甚麼經濟活動。如果你來自工業州，你可能會支持共和黨；而如果你來自南部的農業州，你則可能支持民主黨。然而，隨著農業州的社會風氣和政治氣候的轉變，這種情況開始改變。不再是根據你所在的州或你的主要經濟活動來決定你的政治立場，而是根據你的身份和背景來決定你投票支持哪個政黨。

1962年，還有一些新的主張出現。首先是環保運動的興起。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已經有所謂的保育（Conservation）的運動。但早期的保育運動主要是為了保護自然景觀，設立國家公園，確保一些地區的山林美景得以永遠保存。到了1960年代，環保運動的議題開始加入一些科學主張，尤其是對於環境污染的考量。後來，我們看到了這場環保運動力量的迅速壯大。

新左翼運動帶來的最大影響，我認為在於他們的第四點主張，即反對文化霸權。在《休倫港聲明》中，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訊息是希望通過改造大學，使大學成為社會變革的重點。要理解這一點，我們需要了解美國高等教育的歷史。其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美國的高等教育仍然是少數精英的專利。然而，戰後，美國的高等教育快速擴張，他們招收了大量新的學生，許多以前沒有機會接受教育的群體，包括白人工人階級，現在也有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機會。尤其是所謂的「退伍軍人權益法」（GI Bill），當時這部法律是為了幫助退役軍人重返社會，鼓勵他們上學，接受大學教育。

如果我們回顧新左翼運動的幾個重鎮，包括密歇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和加州的柏克萊（Berkeley），這些地方都有很多以前沒有機會接受大學教育的人，因為大學教育的擴張，正式進入了新的精英階層。新左翼運動希望這群人擁有更加深刻的政治意識，希望他們能夠參與到公共事務中。

作為香港人，我們應該也理解這一點；如果我們看香港的高等教育發展，其實有類似的情況。當大學教育越來越普及的時候，意識形態上必然會有傾向以公共政策去改變社會。

新左翼的另一個主張是所謂的「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這到底是甚麼意思呢？簡單來說，政治不僅僅是參選。很多人以為要改變政治就要參選，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無論是在美國，甚至最終發展到其他國家，越來越多人主張通過公民社會來參與政治。其實，公民社會這個概念也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參與式民主」鼓勵人們用自己的方法去改變社會，並提高其他人對某些議題的認識。參與式民主、環保、賦權、反戰等等，這些元素奠定了我們今天所認識的所謂進步主義，也就是很多人所說的左派，他們所支持的綱領。

如果我們對比新左翼和傳統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的進步主義，最大的區別在於，戰前所謂的左翼主要是工會，主要是爭取權益和福利。然而，到了戰後，他們所爭取的已經不再是這些經濟上的、物質上的利益。

另外，談到參與式民主，不得不提一個重要人物——阿林斯基（Saul Alinsky）。他在1971年寫了一本書，名為《激進者規則》（Rules for Radicals）。他自我定位為一名務實的激進主義者。這聽起來似乎很矛盾，但最簡單的解釋是，他認為雖然在主張上可以有很多理想，可以與現實有很大的落差，但在行動上必須考慮現實狀況。他在這本書中提出了許多策略上的做法，包括如何使你的人能夠用他們熟悉的方法，讓你的對手感到不安。甚至可以說，儘管他沒有使用這個詞語，他在這本書中確立了一種叫做「快樂抗爭」的概念。

如果香港的朋友對香港的社會運動歷史有所了解，也許聽說過「快樂抗爭」這一概念。甚至有些人覺得快樂抗爭只是一群人「自嗨」的表現。但阿林斯基在書中提到，你必須讓參與抗爭的人感到這件事是能夠持續的，感到他們可以把抗爭活動變成生活的一部分。他提出的社區組織（Community Organizing）的概念，基本上就是如何重組公民社會，讓參與的人可以慢慢擴大他們的影響力。

可能大家覺得「社區組織」這個詞語似乎很卑微，但是如果大家記得2008年奧巴馬參選的時候，他自己說他的身份就是「社區組織者」（Community Organizer）。當時也有許多共和黨支持者指出，奧巴馬就是阿林斯基的「思想繼承者」（ideological heir），也就是說，他繼承了當年這群激進主義者的精神。

但戰後三大進步主義浪潮中，影響力最大的一定是反主流文化（Counter-Culture）。反主流文化和新左翼有一個共同的起點，那就是反戰。反主流文化和新左翼的最大區別在於，儘管反戰主張愛與和平，但反主流文化更強調個人主義，不喜歡有組織的活動；他們不喜歡阿林斯基那樣有組織的抗爭，甚至不喜歡抗爭。他們提倡愛與和平，這也是我們現在有時候覺得的「大愛左膠」的根源。

其實，我不喜歡用「大愛左膠」這個詞語，因為大愛本身沒甚麼問題，問題在於你如何達到這個目的。反主流文化那群人甚至沒有想著要改變其他人。他們覺得自己作為非主流，作為次文化，其實是非常酷的。反主流文化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所謂的「靈慾解放」，即是性解放和及使用迷幻藥來擴大自己的思想空間。另外，他們還有很多回歸自然的主張。這些回歸自然的主張包括素食、甚至天人合一。有時候，這些主張還會混合一些東方的神秘主義色彩，例如禪修和瑜伽。

反主流文化的兩個高峰時刻，我想應該是1967年在三藩市的「愛的夏天」（Summer of Love）和1969年的「伍德斯托克音樂節」（Woodstock）。

其實，很多反主流文化的主張最終都變成了主流市場；透過流行音樂和大眾媒體的興起，甚至變成了我們日常消費的一部分。我們今天可能不再視它們為非主流文化。在當年，它們並沒有刻意地去佔領任何高地，然而，它們的文化影響力才是最深遠的。

二戰後的保守派的變遷

今天我原本的分享主要是想談論左翼運動，但似乎不談論另外一邊的保守派，就無法完整地呈現這段歷史。事實上，傳統的保守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也經歷了很大的變化。

最具代表性的事件之一，是海耶克在1944年出版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這本書傳遞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訊息：美國和英國雖然在二戰中戰勝了納粹德國和法西斯主義，但在不知不覺間，英美社會及其經濟也在走向國家社會主義。實際上，納粹黨就是「國家社會主義黨」，所以當時海耶克警告說，我們雖然贏得了一場戰爭，但卻在不知不覺中走上了通往奴役之路。這本書尤其在冷戰時期，深刻影響了一代人的思想。

然而，到了1950年代和1960年代，隨著民權運動和新左翼的崛起，以及反主流文化運動的興起，保守派陣營也開始重新審視他們究竟代表甚麼樣的價值觀。我們今天經常聽到共和黨人或者保守派人士提到要忠於美國憲法精神，其實很大程度上就是這個時代的反思產物。他們開始重新發現，美國這個國家究竟代表甚麼。

最具象徵性的一件事應該是1964年的總統選舉，當時的候選人是「包金水」巴里·戈德華特（Barry Goldwater）。戈德華特作為共和黨的一員，在當時可謂是非主流中的異類。他不僅反對艾森豪威爾政府延續羅斯福新政的政策，甚至認為美國在海外推行的包括戰後歐洲重建的「馬歇爾計劃」（Marshall Plan），實際上都是將社會導向計劃經濟和大政府。

為甚麼在1960年代會有像「包金水」這樣的人物出現？我相信這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從1944年至1964年之間，美國社會的各種變化。例如，「包金水」作為亞利桑那州的參議員，他支持同性戀者加入軍隊。在當時這是一個相當激進的立場，尤其是在相對保守的社會氛圍中，「包金水」走在了最前面。他也代表了今天許多自稱為古典自由主義者的傳統自由派，他們認為每個人的選擇應該是個人的自由。

在二戰後，無論是左派還是右派，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都開始出現一種變化，那就是個人主義的抬頭。戈德華特雖然在選舉中輸給了約翰·肯尼迪（JFK），但在肯尼迪遇刺後，他的副總統林登·約翰遜（Lyndon Johnson）進一步推出了民主黨的大社會綱領（Great Society）。從歷史的角度來看，這一點非常諷刺，因為美國和蘇聯之間最激烈的對抗時期，正是民主黨執政的年代，包括從肯尼迪到林登·約翰遜的時期。

然而，在林登·約翰遜之後，尼克遜（Richard Nixon）當選，他試圖通過分化中蘇關係，將冷戰帶入一個更加穩定的階段。尼克松之所以下台，是因為他無法應對當時的經濟危機，尤其是由於能源價格上升導致的生活成本大幅上漲。尼克松在任內最重要的一個國際政治政策，就是成功將中國和蘇聯分開，這一政策的代價當然是放棄了台灣、香港和澳門。戈德華特作為當時的參議員，是其中一個強烈反對尼克松政策的人。

從尼克遜下台到列根（Ronald Reagan）重新入主白宮，中間有六年多的時間，不僅共和黨處於相對弱勢，民主黨的內部情形也不見得多好。在這段時間，美國主流社會經歷了許多變化，包括各種意識形態的浪潮，以及美國經濟的一次轉型。可以說，在那段日子裡，很多人認為美國的主導地位已經結束了。但直到里根入主白宮，才展開了美國保守主義的一次復興。

其實不僅是在美國，在英國也有戴卓爾夫人（Margaret Thatcher）的上台，時間上非常吻合。而此時蘇聯方面也開始進入了鐵幕陣營的尾聲。1991年蘇聯解體，更可以說是保守派的一次最輝煌成就。

第三條路：回歸到務實路線的進步主義

雖然理論上1991年之後冷戰結束，但實際上，世界上仍然存在許多矛盾和衝突。很多人忽視了1991年的波斯灣戰爭，即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其實在某種程度上，這也是後冷戰時代的一部分。因為在中東地區缺乏平衡的力量，導致了一個新的地緣政治衝突熱點。而海灣戰爭在某種程度上也影響了這個時代共和黨對國際事務的立場，他們認為美國需要在這個多極化的世界中維持國際秩序。

美國部分的傳統保守主義者，對於在海外進行干預一直持有一定的抗拒態度；再加上左翼的反戰思潮，共和黨在這段日子確實不太容易度過。此外，從1980年代末到1990年代初，美國也經歷了一次經濟衰退。這次經濟衰退在很大程度上與日本經濟泡沫的破滅有關。事實上，這次衝擊不僅對日本產生了影響，對美國同樣也有深遠的影響。

因此，在1992年的總統選舉中，民主黨內相對溫和派的克林頓以「It’s the economy, stupid」這一策略，主打經濟政策，成功贏得總統選舉，這使得老布殊無法連任。

克林頓擔任總統的八年（1993年到2001年）期間，我們見證了民主黨內部的根本變化。這個時期的民主黨變得與傳統工會路線截然不同。其實，當時的民主黨內部主要有兩個陣營：一個是以克林頓為代表，主張經濟民生政策的群體。今天，我們稱這些人為「老民主黨」。事實上，這些所謂的老民主黨人和新左翼的主張有很大的差異。新左翼強調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如賦權運動和黑人平權運動，當然，這些仍屬於較為傳統的身份政治範疇。但是，對於後來興起的LGBTQ議題和當前所謂的批判性種族理論（critical race theory），在當時仍然是非主流的。

可以說，在1990年代，無論是美國的民主黨還是英國的工黨，都經歷了所謂的「第三條道路」（Third Way）。英國當時確實出現了一個以經濟政策為主導的工黨政府，從貝理雅（Tony Blair）開始。其實這也是因為英國從90年代中期開始，也出現了一定的經濟問題。從貝理雅到後來的戈登·布朗（Gordon Brown）這十幾年間，我們看到工黨的路線完全不同於現在所謂的新左翼主張。

如果要談到一個轉折點，應該是2000年的總統選舉。當時，民主黨的候選人艾爾·戈爾（Al Gore）被戲稱為「阿達利民主派」（Atari Democrats）。這個稱號的意思是，他試圖爭取一群成長於80年代的年輕人。這群人可能在60年代末到70年代出生，是年輕人時代，他們成長的時候正值阿達利等電子遊戲崛起的年代。

事實上，1990年代互聯網剛剛開始流行，使用電腦的人仍然算是比較前衛。戈爾其實非常希望爭取這群人的支持，甚至當時有個笑話說，戈爾聲稱互聯網其實是他發明的。當然，這件事成為了笑話。但如果我們回頭看，戈爾試圖爭取這群人的策略可能來得太早。在那次選舉之後，戈爾雖然淡出政壇，淡出選舉政治，但他在另一個範疇——環保和氣候變化領域，成為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人物。

我相信這個轉變也反映了無論是在美國、英國，甚至整個歐洲，一個非常根本的政治轉移。其實現在在德國，最大的非主流政黨就是綠黨。歐洲大陸的其他國家情況也是如此。左翼政黨不再是傳統的工會或福利派，他們更多關注的議題其實圍繞著環境和能源。

保守陣營的中衰

進入新千年的世界，有兩件事對美國政治產生了最大的影響：第一是911恐襲，第二是2008年的金融危機。

911恐襲基本上再次讓美國人思考究竟美國在國際秩序上應該扮演甚麼角色。有一派當然認為美國需要繼續保持主導地位，否則恐怖主義和所謂的流氓國家將直接威脅到美國的國家安全。事實上，這段日子某種程度上已經開始了第二次冷戰的序幕。如果我們從一個長遠的歷史觀點看，911恐襲之後，美國又回到了類似於1950年代的情況。

小布殊政府推出的各種國土安全法案在某種程度上撕裂了共和黨內部。共和黨內部傾向古典自由主義的人開始對共和黨政府的大規模擴張以及對個人自由的侵犯有很大的意見。最終，這導致了共和黨內部出現了一個新的派系，叫做茶黨（Tea Party）。

茶黨的出現當然不僅僅是因為美國的對外干預和擴張，同時也是因為2008年金融危機，這使得即使是共和黨內部，也對美國是否能夠長期維持其經濟強勢產生了疑問。

另一方面，在共和黨陣營以外，對小布殊政府的不滿情緒更高。甚至可以說，如果共和黨繼續走小布殊時期的路線，是不可能有翻身的機會的。

還有一點需要補充的是，無論是在教育還是醫療這兩個非常重要的民生政策上，共和黨執政期間也進行了根本性的改變。這些改變讓許多人覺得共和黨已經不再代表他們的利益，這也是共和黨近年來的最低點。

如果金融危機發生在更早的時間，我相信小布殊根本不可能完成兩屆任期。但這就是歷史的巧合，小布殊在任期最後一年遇到了2008年的金融危機，當時社會普遍對這個政府極度不滿，覺得這個政府在各方面都無法勝任。所以在2008年的總統選舉中，無論民主黨派誰出來參選，都可能會贏得選舉。但是，當時民主黨走向了一個更傾向新左翼主義的路線，推出了奧巴馬（Barack Obama）作為候選人。正如前面提到索爾·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的時候所說，奧巴馬其實是一位社區組織者（Community Organizer）。

他在90年代大學畢業後，在伊利諾伊州主要從事選民登記工作。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他其實只在地方政治層面活躍。一直到2004年，他才第一次參選美國參議員。換句話說，他在參選總統之前，只做了三年的參議員。他的迅速崛起對很多人來說幾乎是不可思議的。

但是，如果我們回顧1990年代到2008年這十幾年，其實社會的變化是非常大的。除了蘇聯這個陣營的消失之外，我們還看到全球化已成為既定事實。在這段時間，資本市場和科技的變化也很大。這種經濟上的變化絕對影響了我們在政治上和社會上的一些價值觀。過去的反全球化主要是反對因貿易而導致的職業流失，但到了2008年，基本上已經不再是簡單的就業問題，而是財經金融界的道德風險及其對社會的影響。

一個非常諷刺的點是，在這段日子裡，財經金融界事實上是受到了美國政府的大力救援，所謂的「救市不救人」。我們也看到，財經金融界在這段時期推行了很多所謂的企業社會責任（CSR）。這個綱領基本上將財經金融界變成了進步主義陣營的一個強大支持者。當然，如果你看這段時間，可以看到美國的財金界為了迎合社會潮流而作出了不少改變。

同時，在社會文化上，非主流族群和後現代的價值觀慢慢變得更加主流。過去，我們只談論LGBT，現在加入了Q，甚至無法定義的群體還加上一個「+」符號，變成LGBTQ+。我看到在過去的十幾年間，LGBTQ+社群爭取了他們的婚姻權利，並且現在更加注重各種身份上的定義。近年來最常被提及的是，使用甚麼代名詞是由個人自己決定的。

這是其中一個變化。另一個變化是女權運動的延續。事實上，從1973年的 Roe v. Wade 的美國最高法院判決，一直到2022年這個判決被推翻，這一直是美國民主、共和兩黨之間的一個重要分歧點。但大家需要明白的是，美國的民主、共和兩黨在這件事上不僅僅是關於墮胎是否合法的問題，更關乎究竟這個問題應該由聯邦政府決定，還是由各州政府自行決定。2022年推翻 Roe v. Wade 最主要是因為美國有很多州，尤其是宗教勢力較大的南部州，仍然有一部分人認為這件事應該由州政府來制定相關政策。

還有一個我相信是延續了美國一直以來的政治議題，就是種族平權運動。特別是黑人平權運動，Black Lives Matter（黑命貴）運動，實際上是從2013年開始，針對警察權力和警察暴力的反抗運動。實際上，即使是Black Lives Matter，也已經在美國的政治層面上成為一個主導議題，持續了超過十年的時間。

如果我們再看看國際環境，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最初是從2014年開始。其實在過去的這段日子，無論是中亞還是中東地區，都發生了不少衝突。直到最近，以巴衝突再次成為焦點。同時，中國的擴張所帶來的各種威脅等等。我們可以看到，2008年之後的世界確實與以往不同。但是，主要的幾個政治持續議題，包括經濟、文化、國際關係，最後還有環境問題，仍然是最主要的政治議題。

事實上，很多以上的議題，從六、七零年代到今天，依然在我們的政治空間中是極具爭議性的。但究竟在過去的二三十年中，最大的變化是甚麼呢？我認為可以從四個方向來看：第一是我們的媒體環境。

1991年波斯灣戰爭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變化是24小時即時新聞的推出。這一變化使得很多人更加意識到世界大事和周遭發生的各種事情。以前的人可能對這些世界大事未必有那麼多的看法，但隨著資訊的增多，每個人開始變得立場更加鮮明。另一個變化是互聯網的興起，以及後來社交媒體成為我們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如果大家回想一下，Facebook是2004年創立的，而YouTube是在2006年推出的，距今已有18至20年時間。

在這段時間裡，整個媒體環境發生了巨大的轉變。已經不再是24x7的即時新聞，而是每時每刻都有大量的資訊和不同的觀點。此外，我們也看到了公民社會的變化，這也就是剛才提到的參與式民主（Participatory Democracy）。

其實，公民社會不一定是指一定要影響選舉或影響政治。原本我們所說的教會、教育、醫療等，都是公民社會的一部分。我記得90年代的時候，有人擔心美國公民社會的衰落，當時說越來越少人參與社區活動，甚至有一位社會學家羅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寫了一本書《獨自打保齡》（Bowling Alone），指出以前大家會一起去打保齡球，後來卻發現越來越多人獨自去打保齡球，擔心這會導致社會聯繫變得脆弱。

但是，如果我們回頭看，傳統的公民社會模式依然存在，比如大慈善組織和教會等，但後現代社會中出現了去中心化的現象。我知道有些朋友不喜歡去中心化，覺得這個概念很模糊。其實簡單來說，你不會因為一個大台封殺你而失去發聲的機會。任何人只要有自己的想法，就可以透過社交媒體去建立自己的群體。

我們香港人在2014年甚至到2016年都見證了這個變化，就是沒有大台的存在，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某件事的領袖。這種公民社會的轉變進一步讓不同的主張都有自己的發表平台和組織空間。

保守進步之爭

首先，我認為目前政治上最大的爭議在於大學。經常收聽我頻道的朋友都知道，我認為美國最重要的一個制度就是大學。

在過去幾年，大學出現了兩極化的現象。一方面，一些傳統的精英大學仍然非常有影響力，大學本身就像一個難以加入的私人俱樂部。但隨著大學的擴張，越來越多人能夠接受教育，我們看到，即使在這個層面上，也出現了一種兩極化的現象。在頂尖的精英大學中，進步主義已經完全占據了主導地位。

然而，在另一方面，一些社區大學或不那麼知名的大學，近兩年招生嚴重不足，甚至在過去一年中，有數百所大學被迫結業。

這種現象該如何解釋呢？我相信這反映了美國有一部分比較保守及基層的家庭認為，送子女去大學是一種浪費時間和金錢的活動。對他們來說，要麼進入非常有名的大學，如果不能進入，就寧願早點出來工作。而這個問題正是我經常在我的專欄或分享中提到的，在文憑量化寬鬆政策下的結果。

與此同時，我們看到精英名牌大學存在越來越嚴重的政治正確傾向，甚至出現了所謂的 Cancel Culture 。現在，如果你去任何一所名牌大學，一定會看到「解放巴勒斯坦」（Free Palestine）的示威標語，以及「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的標語等等。

我並不是說他們不可以有言論自由，問題是現在的左翼思潮基本上不容許另外一邊有任何發表言論的空間。現在的情況是，很多保守主義的主張已經必須通過大學以外的平台來發表。當然，過去一段時間，這些大學和其背後的贊助人，對於政治正確，甚至取消文化的出現，是容忍的。然而，過去一年，由於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衝突，導致一些大學管理層辭職下台。

雖然有些大學校長因此辭職，但這並不代表環境會發生改變。我相信這個趨勢會繼續下去，也不代表在可見的將來有機會達成和解。換句話說，我們必須接受的事實是，現在我們看到的所謂社會撕裂將會繼續延續下去。畢竟，社會上有很多不同的觀點和很多不同的人。其中一些人的立場可能相對激進，但我們自己應該如何自處呢？是否應該站在他的對立面，同樣顯得激進呢？今天我想提出一個可能得罪不少人的觀點：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喜歡這些左翼的思想，反過來，有些人也非常不喜歡保守主義，覺得保守主義這些人好像一成不變。但是，如果了解歷史，你就會知道，無論在哪一個光譜的邊緣，都是時代的產物。有些人覺得，只要特朗普贏了，我們就會走回正路；或者只要哈里斯贏了，美國就不會走向極端保守主義。但事實是，無論是哈里斯還是特朗普，他們都只不過是時代的產物。甚至應該這樣說，接下來的選舉，無論誰勝出，都不代表大多數人。

我自己是個相對樂觀的人。我認為現在很多人心中都清楚，選舉政治也好，媒體也好，甚至大學也好，都不能真正代表大多數人的意見。因此，有些人開始對媒體那種激進立場感到厭倦。開始有些人不想去看那些已經被立場主導的言論。如果說到大學，就如前面所提到的，很多家庭開始思考，到底應該如何培養他們子女的未來。甚至我認識一些大學教授，嘗試在大學以外，用自己的方式繼續教學和進行學術研究。

當然，以上所說的這些新趨勢需要很長時間才會見到它的成果，但這並不意味著整個社會都走向極端，走向光譜的兩端。

回應最初的問題，有些離開香港的朋友，他們現在身處在美國或英國，覺得這些地方的政治和我們以前所認識的有很大差距，也覺得很難融入。

我有一個觀察，在美國，尤其是因為我自己住在華盛頓特區附近，有很多從香港過來的朋友，現在正在打國際線。他們的立場通常比較傾向民主黨，傾向進步主義。有些人可能是從事學術工作的，也有這種現象，他們會比較左傾。另一方面，我認識很多本土化或在美國生活了一段時間的朋友，他們的立場通常是中間偏向保守。我想，作為香港人，我們以前在香港可能沒有意識到，原來我們自己的政治立場，如果放在英美的政治光譜上，其實是中間偏向保守。我看到有些現在會參選的朋友，尤其是在加拿大，他們通常會以保守派的旗幟出選。

在英國，之前也有一些香港人參與不同級別的選舉。他們多數會選擇支持保守黨，尤其是今年的選舉，如果以保守黨的旗幟出選，基本上沒有機會。但事實上，香港人要打入保守黨也不容易。

我們這些已經在海外落地生根的香港人，其實一樣存在政治光譜左右立場的分別，更何況在美國或英國本地土生土長的人，他們的政治立場其實比我們想像中更為廣泛。我明白我們對於很多社會的具體現實的政策感到不滿；例如在加拿大，我知道有些朋友對治安問題非常不安，尤其是在西岸；在美國的情況也是如此，他們覺得現在的治安非常差。之前我去灣區參加一些香港人的活動，我自己也有一個很深的體會；在灣區的朋友說，千萬不要把任何電子器材留在車上，包括不要把你的電腦和iPad放在車內。因為這樣很容易吸引小偷撬車，剛開始我以為這是都市傳說，但後來真的去到灣區，處處都看到有這些告示，提醒大家不要將貴重物品和電子器材留在車內。你看到這種治安開始惡化的情況，確實會讓人覺得政府是不是做不好事情。更重要的問題是，為甚麼民選的政府，竟然無法針對這些問題做出政策轉變。在歐洲和英國，情況也類似。貧窮人口和非法入境者對治安造成很大的威脅，同時國家政府也出現了不同程度的財政問題，導致通脹加劇。

如果大家真的想改變現在的狀況，當然參選是其中一條路。但其實我想說，不是那麼容易的。其他的英國人和美國人，他們是不是不知道問題的存在呢？但他們也改變不了政治環境。

社會的轉變其實是很漫長的。我們今天看到的現象，其實可能是幾十年前已經形成的變化和趨勢。這些大的變化的出現，也不是因為一場選舉就能逆轉的。很多時候，這些變化是因為一些外在的因素，例如大戰爭或科技的轉變。這些變化我們是無法改變的，我們只能因應時代的變化去保守我們認為珍貴的價值。因此，首先我們要做的一件事，就是了解為甚麼會出現這些思潮。就像前面提到的「包金水」（Barry Goldwater）帶來的保守派轉變，其實當時並不是他一個人做的事情。他甚至在1964年的選舉中雖然輸了，但這並不意味著保守主義的終結。相反，這次選舉失敗，反而開創了80年代的新保守主義陣營。最終是因為美國本身的經濟實力和社會條件，使得這個國家在80年代之後有一次復興的機會。當然，我們也看到一些例子，如歐洲、英國，甚至加拿大，這些國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基本上走向了一個固定的方向。

如果你問我，究竟歐洲、英國、加拿大等國家與美國最大的不同之處在哪裡，其實在過去的幾十年間，美國的經濟模式不斷轉變，甚至主導了世界的經濟發展。我相信，隨著時代的轉變，隨著經濟模式的轉變，我們的信念、價值觀等必然會發生一定的變化。而美國在過去幾十年來的不同政治思潮，最主要的背後驅動力其實就是這些不同的科技和經濟發展。

如果我們看回歐洲，甚至英國，以及加拿大，為甚麼這些國家慢慢走向一種僵化的大政府模式？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這些社會的發展停滯不前。事實上，只要一個社會有轉變，就一定會有進步和保守之爭。有這些矛盾，其實不一定是壞事。因為只有社會急速轉變時，才會有許多爭議。相反，如果我們看到一個社會只是走向一個極端，不論是走向極端保守主義，還是走向極端進步主義，我們知道這個社會可能已經出現了一些問題。所以，我們不需要對現在的左右對立感到無所適從。其實，因為確實轉變帶來了很多新的挑戰，而事實上，所謂的保守主義和進步主義在不同年代都有不同的意義。

今天的進步主義，可能就是未來的保守主義。我們今天的保守主義，事實上在過去是代表當年的進步主義。

所以，我們要接受一點，那就是社會是不斷變遷的。很多幾十年前的價值觀可能已經變得不合時宜。我們的下一代，他們所相信的事物，他們所面對的世界，也和我們很不一樣。我記得幾個月前，我曾有一次分享，比較個人的，我說做人可能有三個很簡單的方針。尤其是在一個變化劇烈的社會中，我認為這三個方針更能幫助我們。這三個方針是甚麼呢？首先是「開放」（Be Open），要接受新事物的出現；其次是「現實」（Be Real），雖然有新事物出現，但我們仍然要立足於現實和客觀環境之中；第三是「善良」（Be Kind），了解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處境和需要。最後一點是，大家可能注意到，在今天的分享中，我一直很避免使用「左」和「右」這樣的標籤，甚至避免使用「左膠」或「右膠」來描述任何人。

如果你問我真心話，我認為走到極端的左或右其實都是脫離現實的。一邊追求不現實的平等，另一邊追求不現實的過去。其實，兩邊的人都有自己的偏執和盲點。而最大的盲點，我認為是把那些與自己看法不同的人視為邪惡或敵人。

當然，我們作為香港人，有時難免會有這種想法，尤其是當涉及到某個特殊情境的時候，我們難免會有這種敵我矛盾、正邪對立的想法。我自己坦白說，我認為某些特殊情境的確存在很多問題，也做了很多惡事，破壞了我自己的家園。但是，我覺得純粹的憎恨和仇恨，甚至不斷停留在過去的日子是不切實際的。我們要思考的是，我們如何建立一個更好的現在，走向一個更好的未來。

所以，保守的意思不是回到過去的世界，進步的意思也不是要完全顛覆現在和過去。我們應該思考如何建立在現在和過去的基礎上，使未來變得更好。從這個角度來看，這並不是保守主義或進步主義的問題，而是我們的社會究竟發生了甚麼變化。而這些變化很多時候並不是純粹的政治或社會現象，很多時候是結合了科技、經濟、社會、文化等等各種複雜因素，形成我們今天所見的社會現象。

我明白有些朋友可能會覺得，你沒有給出一個簡單的答案，不能告訴我們如何打倒那些「左膠」或者如何打倒那些極端保守主義的右翼人士。對不起，在這方面我真的沒有答案，甚至我根本不這樣看待世界。

每次談到甚麼是民主、甚麼是自由社會的時候，我最終都會這樣告訴大家：一個好的制度，就算是壞人執政，他也做不了甚麼大壞事；小小的壞事也會有，但至少不會做出一些讓整個國家、整個社會一起沉淪的事情。

而一個壞的制度，就算選出了一個好人，他也可能最終無法施展抱負，甚至被迫一起做壞事。就像神奇國度，即使有些人有心改革制度，最終的下場也會像胡耀邦、趙紫陽這些人一樣；甚至這兩個人也只是想維持中共一黨專政體制。

所以，如果我們這樣看問題，其實歐美社會已經進入了一種非常穩定的狀態。換句話說，就算你不認同的人最終執政，也不代表他可以翻天覆地地改變你的社會。所以，現在身處英美澳加等國家的朋友，如果在聽這個節目，就更應該珍惜我們已有的、仍在運作的制度，不要讓它遭到破壞。自己首先不要走向極端，不要因為別人的極端而讓你變成另一個極端。我常常說，很多時候我們會在不知不覺中模仿那些我們反對的人的行為和思想。千萬不要這麼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