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整治地產黨 (Patreon)

原文於 2021 年 9 月 20 日在 Patreon 與 unsubject.com 發表

上星期，路透社報導稱北京下達指示，要求地產企業堅定支持特區政府解決香港房屋問題；結果，星期一開市，各大地產發展商股價大幅下跌。

路透社這篇報導也算新聞嗎？相關言論已經流傳多時。然而在選舉前的時機出現，正好體現出愛國者治港的主軸。記住，新聞政治學101：新聞的發佈時機與內容，往往透露出幕後推動者的意圖。

之前已有多篇報導指，北京明確表示不允許同一家族持有超過兩張選委會選票。但若熟悉選委會及功能組別的操作方式，便會明白每個家族透過間接手段影響的選票可多達數百張。還記得 2012 年梁振英對唐英年的選舉嗎？李嘉誠家族堅持支持唐英年，結果梁振英即使勝出，也僅得 689 張選委票。

但大家又有否想過，整治地產黨這一幕，實際上早在二十年前已經埋下伏筆？

首先回到最基本的問題：「鬥地主，是否為了讓大眾發泄不滿？」或是「鬥地主是否意在製造階級敵人、打擊小眾，以團結大眾？」

我認為並非如此；至少在香港，近年地產商在處理民意時相當謹慎；鬥地主能否緩解民怨，是個可驗證的假設。若真要挑起對立來分化社會，北京其實有其他對象，例如元朗的土豪。

「你這樣說也不對；假如北京過橋抽板，以後誰會為你賣命？」地產黨自七八十年代以來，何曾不是戰戰兢兢，誠惶誠恐？更重要是，對統治者而言，從來都心知肚明世上不存在絕對的忠誠，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只有利益才是恆久不變的。

所以，假如今天你只記住一件事，那就是：「分析任何政治關係，首先要看執政聯盟的建構。」

換句話說，執政聯盟即共同利益；共同利益之間，不需要任何書面契約；默契，便是彼此心知肚明的長遠利益。

自七零年代，北京的方針是只要人民吃得飽飯，就不會造反，便能持續四項基本原則。從 1986 到 1989 年，及後來的鄧小平南巡再至江澤民時期，都秉持「發展是硬道理」。

更直白地說，北京的統治基於人民普遍相信「未來會比過去好」的承諾。任何能協助北京實現這一目標的，都屬於共同利益的一部分。

所以在 1997 年之前，大陸人民嚮往香港的生活；當年歌手艾敬還唱了《我的1997》一曲，渴望來港。我相信不少大陸人以為1997年之後可以經常來香港：

1997快些到吧　八佰伴究竟是甚麼樣  

1997快些到吧　我就可以去HONG KONG  

1997快些到吧　讓我站在紅磡體育館

當年北京提出一國兩制，香港人自我中心地以為，那是為了讓我們安心接受「回歸祖國」。

對不起，這種看法完全錯誤。實際上，一國兩制是一堵保護中共的防火牆，目的是讓牆內的體制不變，但同時又可以享受世界財金秩序帶來的各種好處。

換句話說，一國兩制的用意是保護「一國」及其制度。在中共眼中，香港原有制度，有用的時候保留，無用的則淘汰。一國兩制，從來不是承諾，而是一種權宜。

對香港以至「地產黨」，在七八十年代被視為重要統戰對象，目的不僅為順利收回香港，也為吸引其投資。

港商投資內地，不能說誰得益更多。事實上，港商赴內地投資，有人賺錢也有人黯然離場。市場貿易是平等的雙方互動，可惜神奇國度卻有種恩客的文化，總是說「給你生意是讓你賺錢！」「我和你熟才賣你便宜。」

1997 年亞洲金融風暴後，香港經濟一蹶不振。兩年後，大陸加入世貿，香港的功能更進一步減少。然而，我們仍對自己說：「香港還有契約精神、普通法、司法獨立、法治、自由市場、聯繫匯率⋯⋯」正是這些因素維持了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亞洲金融風暴雖來勢洶洶，香港仍能屹立不倒。

再過數年，江澤民退位，胡溫上場。2002 年新一屆政府，第一件事便是推動香港「23條立法」。大家還記得當年反23條立法的關鍵一員是誰嗎？法律界？蘋果日報？

別忘了自由黨的田北俊；田北俊代表是當時的地產黨。

這樣看，圖像是否更加清晰？

2003 年後，自由黨雖自稱「壞孩子」，幻想和北京仍舊是一家人，但最終還是遭到削弱。2008 年，田北俊、周梁淑怡雙雙落敗；兩人有風度，同時辭去黨內職務。當時深圳商人李大壯配合中聯辦，試圖佔據自由黨。林健鋒、梁劉柔芬、梁君彥等三位功能組別議員也相繼退出。

地產黨並未支持李大壯的自由黨；2012年田北俊「邊度跌低邊度企返起身」，再度參選並成功進入立法會。

另一邊廂，也就是 2008 年，北京提出「第二支管治力量」；撰文的曹二寶雖只是中聯辦研究員，但發表的平台卻是中央黨校的《學習時報》，而當時中共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正是習近平。

假如時光倒流到 2008 年，而你又是香港四大家族之一，你應當以為過去三十年透過不同方式與北京溝通，那怕換了領導人也應該延續舊規矩吧？習近平之前是曾慶紅；地產黨過執如何與曾慶紅接觸，照樣可用於習近平，對吧？

很明顯，近年香港財閥與北京逐漸出現矛盾。有人說江派勢力仍在，但正如前述，政治上沒有有永遠的朋友。甚麼派系的存在，維持仍需依賴共同利益；因此，與其說江派團派習家班，倒不如從利益角度分析更直接；了解政治，切勿被名相擾亂了分析。

2012 年行政長官選舉，地產黨首次面對措手不及的衝擊。主流認為系出愛國家族，從政從官經驗均佳的唐英年是穩操勝券。結果，唐英年輸了，過程中甚至遭到不留情面的揭底牌，甚至差點官非纏身。

若我是唐，午夜夢回或會自問：「究竟是官場殘酷，還是自己得罪了甚麼人？」

梁振英一屆政府與過去的最大不同，是各路人馬示忠的方式更為露骨。原因？最直接的解釋就是，最高領導人喜歡這種個人崇拜。但從制度上分析，這反映了香港和北京過去的溝通模式崩潰，表達忠誠也只有透過最誇張的方式來顯示。

當梁振英得知北京推動一帶一路，他便將一帶一路這四個字整天掛在嘴邊；雖然無人清楚與香港具體如何和一帶一路拉上甚麼關聯。

也就是 2012 年，香港的剩餘功能已不多；自習近平任港澳小組組長以來，財閥與北京的關係似乎越來越疏遠。還記得 2015 年年底中共喉舌刊登「別讓李嘉誠跑了」的評論嗎？其實當時地產黨的危機已迫在眉睫。

溫家寶於 2010 年 3 月提出香港有「深層次矛盾」；後來坊間有各種穿鑿附會的解釋；但將問題定位為地產黨原罪，應該是2010年12月《金融時報》評論「香港模式的瓶頸」，作者羅天昊，亦是黨媒《求是》的顧問。這篇「出口轉內銷」的評論，寫給香港人的相關人物看的。

一般市民無法感受到地產黨的誠惶誠恐。但事實上，地產黨經常接到電話。每次黨媒出手，地產黨都會評估，針對的是否只限李嘉誠或包括某些個別財閥。據我理解，地產黨成員普遍認為，，只要自己絕無二心，便可以繼續享受特權，而北京唯一不滿的，僅是李嘉誠一人，且並非完全不信他，只是北京部分人士對其忠誠有所懷疑。

這種「只要聽話就與我無關」的想法，正是地產黨致命的自負。聽話？唐英年聽話嗎？記住，政治不看忠誠，而在於是否有用。

比起梁振英與唐英年之戰，林鄭月娥對曾俊華一役，應該加速了北京對香港的不信任。

雖然街頭的榕樹頭講故佬很先入為主說：「曾俊華在美國留學所以被視為外人」但要知道是，任何司長及重要政治任命，皆需經北京審批；要是有甚麼理由要不信任曾俊華，當年他也不可能做到曾蔭權的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也不可能出任財政司。

嘗試以高民望的曾俊華替換梁振英，其實背後代表了 Anyone but CY 的政治力量；當中有地產黨、專業界別，甚至田北俊等。

香港有些建制派說，如果香港人接受 831 決議，至少可一人一票讓曾俊華上位；這根本是無稽之談。從歷史的「完美後見之明」分析，北京從來都沒有打算讓 831 通過，提出來目的僅是為讓港人自我否決這件事；這亦解釋了為何建制派會鬧出「等埋發叔」一幕。

曾俊華由辭職至確認，歷時近一個月；原因？我的推論是當閥北京需要考慮處理方式。最終安排梁振英不參選，由林鄭月娥接手。

記住，政務司司長的主要功能是行政長官的後備人選；即如行政長官出現任何變故，由政務司司長暫代。

當然，有時後備頂替的也會成為正式人選；曾蔭權、林鄭月娥就是後備變正選的例子。但董建華、梁振英，卻明顯是清晰的首選。換言之，如下屆政府如換走林鄭，新角色將為北京上演一場大戲。當年董建華的主要任務，是推行政治問責制，削弱政務官制度；而梁振英則進一步加深西環干預。

曾俊華從來都不在劇本當中，若他勝選，肯定是超出北京的安全系數。

2014 年後，香港及國際局勢愈發緊張，北京愈加強調國家安全；並設立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2017 年十九大更成為分水嶺，黨大於國的關係也更為赤裸裸。

若將以上歷史串連在一起，就不難明白北京是怎樣看待香港的各方力量，包括香港地產黨的各路人馬。記得最初討論修例時，商界表示會影響營商環境嗎？還記得最初出來反對修例的劉鑾雄嗎？

回到最初提到，北京下令要地產黨要「堅定支持特區政府解決香港房屋問題」，其實 2019 年後，仍然有一些非地產黨的建制派說，因為地產黨未能協助特區政府化解社會怨氣，尤其是令年青人不滿政府，最終引發 2019 年的社會抗爭。

其實北京統治香港已經那麼多年，又豈會不知政府才是最大地主？說法雖然毫無新意，但這隻「死貓」實在太震懾，所以地產股全線下挫，也是順理成章。

當然，最終2019 年的事還是會由「外國勢力」承擔一切罪名。但站在中南海權力核心的立場，鞏固權力必須要消除一切潛在威脅與競爭。地產黨財閥雖然山高皇帝遠，但他們的財富以至衍生的影響，卻可能令到權力結構出現裂痕。其實中南海權力核心對牆內的富豪，也同樣的避忌。

雖說政治就是共同利益，亦有很多人簡單地以為金錢便是共同利益。但對於今天中南海的權力核心而言，錢已經多得不成問題；因此，財閥對他們又算甚麼？香港又算得甚麼？地產黨若然沿用以上世紀眼光思維看待自己與北京的關係，結果必然大錯特錯。

原文於 2021 年 9 月 20 日在 Patreon 與 unsubject.com 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