滙控重組 (Patreon)

金融去全球化．全面管治權下的香港

在最新的重組中，滙控將整個集團拆分為四大主要部分，明確區分東方與西方市場，並將原有的全球業務劃分為兩個分支——商業及機構銀行與財富管理，後者專門針對高淨值客戶（high networth clients）。這一分拆舉措顯示了滙控試圖在全球市場日益複雜的政治經濟環境中降低風險，並更加專注於管理特定地區的金融需求。當然，滙控管理層對外表示，這並非是基於東西方的割裂，但無論如何，此次重組難免讓人聯想到中美緊張關係和去全球化趨勢所帶來的挑戰。

滙控的歷史可以說是香港經濟史的一面鏡子。作為最早走出香港、面向國際的金融機構之一，滙控從一個地方銀行逐步成長為國際銀行，但也因此在過去十年中逐步面臨在中國與國際市場之間做出選擇的壓力。這一壓力在2020年滙控因疫情取消派息時達到高峰，當時引起了香港本地輿論的激烈討論，甚至香港前行政長官梁振英公開呼籲香港需要一家「真正屬於香港人的銀行」。這樣的聲音反映出部分港人對滙控「香港身份」的質疑，並對其頻繁利用香港和英國政府作為談判籌碼以謀取利益的行為表示不滿。

在討論滙控的業務重組時，回顧國際銀行業的興起是一個重要的背景。從 1970 年代佈雷頓森林協議瓦解開始，全球金融市場發生了根本變革。在協議破裂後，各國貨幣脫鉤於美元，開始浮動匯率，隨之而來的是一波金融全球化浪潮。銀行業迅速從傳統的匯兌業務轉型，尤其在香港，滙控於 1972 年創立其投資銀行部門，成為全球金融機構中的先驅。1970 年代至2000 年代初的國際銀行擴張，無不以金融全球化為支撐。

全球銀行業的快速發展伴隨著技術的進步和市場的互聯。1972 年 SWIFT 系統的誕生讓跨國資金流動變得更加高效，銀行業也逐步轉變成更具全球性的產業。然而，自 2014 年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事件以來，銀行業遭遇了全球化退潮的挑戰。西方對俄羅斯的制裁使得各大銀行不得不重新評估其國際業務的風險，銀行業因而出現了所謂的「去全球化」（de-globalization）現象。隨著地緣政治和合規成本的增加，銀行對風險控制的要求變得更加嚴格，而香港企業和銀行的國際合作也受到更多限制。

金融全球化的黃金時期大致在 1980 年代延續至 2008 年。然而，2008年的金融危機不僅是美國的危機，而是一場全球性的金融動盪，對全球銀行業造成了深遠影響。危機過後，許多國家加強了對銀行業的監管，並推出了如巴塞爾協定 III 等合規措施，要求銀行提高資本儲備，以降低風險。然而，這些合規要求也導致了銀行運營成本的顯著上升，促使銀行開始「趕客」，即挑選客戶，僅服務於那些高價值、低風險的客戶，縮減對零售存戶和小企業的服務。以滙控為例，該銀行在過去幾年陸續退出了加拿大、阿根廷和俄羅斯等市場，進一步證明其對減少風險和控制成本的堅持。

千禧年之後，隨著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滙控逐步將業務重心向中國轉移，並於2010年在上海設立中國業務總部。2017年，滙控成為首家在中國設立合營證券公司的外資機構，在前海成立了滙豐前海證券。然而，隨著2018年華為孟晚舟事件爆發，滙控與中共的關係出現裂痕。根據公開資料，滙控因其在美國的合規壓力而協助調查華為，並將相關信息提交給美國司法部，這最終導致孟晚舟被加拿大政府拘捕。事件發生後，滙控被中國視為「背叛者」，此事件也標誌著滙控在中國市場前景的轉折點。

回顧過去十幾年，隨著中港經濟聯繫日益緊密，港鐵、國泰等香港大型企業逐漸中國化，顯示出北京對香港全面治理的意圖已滲透到經濟領域。滙控在近年的業務重組過程中不僅反映了香港在國際金融地位上的變化，更顯示出香港經濟在中國影響下的逐步演變。滙控的經歷或許正是香港經濟未來走向的一個縮影；香港是否能在中國化與國際化之間保持平衡？又或者香港的宿命就是，這個地方最終只能夠做中國的其中一個城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