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經濟 (Patreon)

數據顯示，2024年10月英國GDP出現0.1%的收縮，第三季度整體增長為零。儘管11月GDP錄得0.1%的同比增長，但仍低於預期。回顧全年，英國2024年的GDP增長僅為0.9%，遠低於國際貨幣基金會最初預測的1.1%。

展望2025年，英國經濟面臨著嚴峻的挑戰。首先，國債利率飆升，10年期國債利率已升至4.9厘，創下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的最高水平；30年期國債利率更達到5.42厘。匯率方面，英鎊兌美元匯率跌至1:1.22。儘管英鎊並未跌至2022年底的低位，但自去年9月以來，英鎊已累計下跌約4%，跌幅顯著。

英鎊會否繼續下跌？英國的債息會否持續上升？市場擔憂，上述兩大因素疊加，可能導致英國陷入長期滯脹。YouGov今年初的民意調查顯示，78%的英國民眾認為經濟狀況將持續低迷，63%的民眾預期未來12個月經濟狀況將進一步惡化。

分析經濟問題，一定要區分週期性問題和結構性問題。英鎊下跌屬於週期性問題；儘管週期性問題一樣需要應對，但只要結構沒有問題，假以時日，負面影響終將消退。然而，英國當前是否面臨結構性問題？

首先是政府負債水平。經濟學家在分析一國債務水平時，往往會進行跨國比較。因為某些國家即使債務水平達到 GDP 的 200% 也未必出現問題，就得出結論說英國政府的債務水平似乎並不高。然而，我認為判斷一國債務水平的高低，應以其自身的歷史情況為参照。回顧歷史，二戰後英國政府的債務水平曾一度超過 GDP 的 250%。英國用了超過三十年時間，才將債務水平降至 GDP 的 50% 以下，這段時期大致涵蓋了七零年代後半葉。七零年代後半葉，英國政府推行私有化改革，並在戴卓爾夫人的領導下進行了經濟改革。儘管改革過程面臨重重阻力，但英國經濟在此期間重獲動力，逐步轉型為現代化經濟體。

八、九零年代，金融服務業成為推動英國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當時，來自歐洲的需求，以及九零年代大量俄羅斯資金的流入，促使英國在 1990 年代至 2008 年間，得到了可觀的經濟增長。

兩個大膽的假設是：一，不同國家政府的債務承受能力存在差異，不宜將英國與美國、日本或中國直接比較，而應考量英國自身結構所能承受的債務水平。二，當英國政府債務水平超過GDP的50%時，就會對經濟造成壓力。

其次，政府開支佔 GDP 的比例，也是一個重要的結構性指標。從國際比較來看，政府開支佔 GDP 比重越低的國家，其市場活力和經濟表現往往越好。以 2023 年為例，美國的政府開支佔 GDP 比重約為 34.38%，儘管近年來有所上升，但在發達國家中仍處於較低水平。澳洲憑藉豐富的自然資源出口，政府開支佔 GDP 比重也僅為 35%。加拿大儘管近年來經濟表現不佳，但其政府開支佔 GDP 比重亦僅略高于 40%。

相比之下，英國的政府開支佔 GDP 比重高達 44.5%，德國更高達 48.4%，法國則高達 57%。政府開支佔 GDP 比重，可以粗略反映政府對經濟的干預程度和對資本配置的影響。在「國進民退」的經濟體中，資源配置效率往往較低，阻礙經濟發展。

此外，除了 GDP 增長率和 GDP 總量，生產力也是衡量經濟發展的重要指標。大多數國家以投入產出比來衡量生產力水平。比較英國、美國和德國過去 25 年的生產力增長，可以發現，美國的生產力增長一直領先於英國和德國，尤其在經濟危機和衰退時期，美國的生產力增長反而更為顯著。例如，在科網泡沫破裂後、2008 年金融危機後以及近年來，美國的生產力增長均保持穩定。相比之下，英國和德國的生產力增長則波動較大。儘管每年差距看似微不足道，但長期累積下來，差距便十分明顯。

自 1990 年以來，美國的累計生產力增長保守估計已超過一倍，德國的累計生產力增長約為一倍，而英國僅為60%。

這一差距也反映在人均收入上。近期有報導指出，美國收入最低的州——密西西比州的人均GDP與德國和英國相當。換言之，美國收入最低的地區，其人均收入水平與歐洲整體水平相若。美國收入最高的並非某個州，而是首都華盛頓特區，其人均收入遠超其他地區。當然，用城市與州進行比較並不完全公平。美國收入最高的州通常是紐約州、麻省、加州和華盛頓州。這些州的共同點是，紐約州、麻省等以金融業為主，而加利福尼亞州和華盛頓州則以科技產業為主。

由此可見，自九零年代以來，科技發展已成為推動經濟增長和生產力提升的關鍵因素。歐洲國家中，人均收入較高的國家，例如盧森堡和愛爾蘭，其經濟發展主要依靠金融業或科技產業。

美國的經濟發展也出現類似的趨勢。凡是經濟增長強勁的地區，往往都得益於科技企業的發展和高收入職位的創造。

在此，我們需要回顧一個基本的經濟學概念——四大生產要素。四大生產要素是指創造價值所需的要素，包括人力、土地（自然資源）、資本和創業精神。在古代社會，人力和土地是主要的生產要素。隨著資本主義和現代經濟的發展，資本成為重要的生產要素。資本是指將剩餘生產能力投入研發，以提高生產效率。

除了上述三大要素，創業精神也至關重要；創業精神可以理解為文化和制度，它決定了資本能否得到有效利用。

回到英國，我們可以從四大生產要素的角度分析其面臨的困境。首先，英國脫歐後，對歐洲的金融服務出口下降了17%。2024年，英國退市公司數量達到2010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此外，英國上市公司的市值普遍存在40%的折讓，反映了英國資本市場配置效率低下。

其次，能源方面，英國北海油田的產量在1999年至2000年間達到峰值，之後便逐年下降。

第三，人才方面，英國目前有325萬海外公民，其中三分之一是受過高等教育的專業人士，但他們並未在英國工作和生活。此外，17%的英國科研人員在美國發表學術成果。近年來，英國新增勞動力主要集中在低技能、低收入人群。

由此可見，英國存在人力資源錯配的問題。許多高技能人才外流，導致英國生產力增長落後於美國和其他歐洲國家。

生產力低下導致收入增長緩慢。英國民眾收入增長趕不上物價和資產價格的上漲，這一現象在其他發達國家也普遍存在，只是程度不同。

此外，生產力增長带来的收益往往集中在少數人手中，導致貧富差距擴大。在經濟轉型期，這一現象尤為突出。

解決之道在于教育改革，提升全民的技能和適應能力，使所有人都能參與到新的經濟環境中。

值得一提的是，Thomas Piketty 在其著作《21世紀資本論》中指出，收入增長落後於資產價格增長，導致貧富差距擴大。他建議對資產徵收全球稅，以實現財富再分配。然而，資產的本質是生產力，而非金錢。簡單的財富轉移並不能提升生產力，反而可能適得其反。

最後，讓我們來探討一位讀者提出的問題：「英倫銀行為何要以低於市值的價格出售國債，導致政府債務增加？作為央行，英倫銀行是否有此責任？」

央行通過出售國債回籠資金，是教科書式的控制通脹手段。然而，正如讀者所言，央行大規模拋售國債，將加重政府的財政負擔。

長期通脹的根源在于政府的開支膨脹。英國政府面臨的首要問題並非央行拋售國債，而是如何控制政府開支。工黨政府試圖通過增稅來解決財政問題，但同時又增加了開支，這顯然無法解決根本問題。

英國的結構性問題在于政府開支失控。即使是美國，也已意識到財政失衡的長期風險。美國下一屆政府計劃成立“政府效率部門”（DOGE），以應對這一挑戰。其他國家，包括加拿大和歐洲各國，也應當反思政府在資源配置中的角色和作用，避免政府開支無限擴張。

任何試圖通過無限量印鈔、發債和增加開支來解決經濟問題的做法，都將在市場上付出代價，例如債券價格下跌和匯率貶值。

另外，有讀者問我關於現代貨幣理論（MMT），其實以上述分析已經間接答了這條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