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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不需要事實,不需要邏輯,只需要一個共同敵人。

六十年前今天,北京大學出現了第一張大字報,拉開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文革常被形容為瘋狂,但如果只說是瘋狂,我們就看不見運動背後的底層邏輯:集體無力感尋找人民公敵,過程的力量足以將一個社會的情緒推動到令人意想不到的狀態;而這套邏輯,亦不是中國獨有。

正如 Eric Hoffer 在 The True Believe 所指,一場群眾運動可以沒有神,卻不能沒有魔鬼;神給人方向,魔鬼給人憤怒。而憤怒,比方向更能驅動行動。Saul Alinsky 的版本更實際:選定目標,鎖定它,使它人格化,兩極化。

文化大革命的「走資派」,最初指向劉少奇和鄧小平,後來無限擴張;老師、鄰居、甚至父母,都可能成為批鬥對象。

問題不是群眾為甚麼憤怒,而是憤怒有沒有一個面孔可以對準。

六十年後今日 ,由嬰兒潮人口膨脹帶來的焦慮,換成了 Z 世代因為 AI 和經濟轉型的衝擊;大字報換成了更有效率的演算法推送,冷戰換成了中美角力的新版本;今日的批鬥大會不需要操場,評論區日以繼夜地運作。

讀歷史的時候,我們或者會問:「他們為何如此瘋狂?」

雖然說歷史不會重複,但總有教人似曾相識的畫面。所以對我們每個人,更重要的問題是:「假如在那個特定的環境裡,自己又會是一個怎樣的人?」

狂熱運動,永遠都是由最初認定的的清晰目標人物,慢慢延伸到其他不夠積極的支持者,再到保持沉默的旁觀者。當沉默本身,也開始顯得可疑,沒有人可以獨善其身;不論真心抑或假意,所有人都要用盡 120% 的誇張去證明自己的政治正確,製造和攻擊一些不同意見的人,甚至漸漸出現為攻擊而攻擊的情況。

被統治者滅聲,可怕;但是被「被統治者」滅聲,就是荒謬得令人出冷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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