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Camp 組爸組媽自肥？新生點解唔敢出聲？ (Patreon)

平機會 2019 年報告：「四個大學生一個曾遭性侵」

每年到了放榜與開學的時節，香港的新聞版面總有一套刻板的循環：先是狀元爭相讀醫，接著便是大學迎新營（O-Camp）又爆出哪一齣荒誕、低俗甚至涉及暴力的鬧劇。

當年我未曾親歷香港的 O-Camp，但那時互聯網剛興起，我透過網絡與一位留在香港升學的中學同學聯絡：「世民，我玩完了。錯過了 O-Camp，開學看見其他人早已成群結隊、有說有笑，自己完全融不進去，大概這四年都交不到朋友、認識不到女生。」

回過頭看，我理解他那種近乎窒息的焦慮：當一個人脫離了熟悉的舊環境、赤手空拳闖入陌生領域時，對「歸屬感」的飢渴，往往會讓人心甘情願地繳械，退讓出自己的底線。

假如那位同學當年真的參加了 O-Camp，最終他會有甚麼改變呢？

站在道德高地指責年輕人「影衰大學生」，太過容易，也毫無建設性。我反而更有興趣探究這背後的心理、社會與演化人類學機制。

首先得釐清兩個常被混為一談的概念：Bullying（霸凌）與 Hazing。

霸凌，本質是「排斥與孤立」。通常在封閉且高壓的環境裡；不論是監獄還是壓抑的校園，身處底層的人毫無掌控感，於是透過集體踐踏一個最弱小、毫無還擊之力的代罪羔羊，來行使並確認自己僅存的微薄權力。

Hazing 卻是名義上相反的一件事。表面上，Hazing 是一套儀式化的考驗；只要後來加入者接受屈辱、放下自我，就能換取組織內部分享特權與光環的資格。就像幫會的「投名狀」，新加入的人要做一件「無法回頭」的事，斬斷與外面世界的連結，令這個人永遠只能依附於這個小圈子。

然而，Hazing 卻在校園裡變質。平機會在 2019 年發表的《打破沉默：本港大學生性騷擾調查研究》揭露，全港八所資助大學逾 14400 份問卷中，近四分之一（23%）的學生在一年內曾遭性騷擾，O-Camp 更是重災區。受害者中，僅有 2.5% 曾正式投訴，近四成人選擇噤聲，因為害怕被群體指責「玩唔起」，害怕拒絕接受屈辱後，直接淪為被集體孤立的霸凌對象。

放眼世界，Hazing 並非香港獨有，亦非理所當然。美國的兄弟會將 Hazing 演變成致命的酗酒與肉體凌虐；法國早在 1998 年立法將其定為刑事罪行。但在北歐與德國，走讀制與對專業知識的純粹追求，讓學生與學校的邊界分明。

作為一個古典自由主義者眼中，我相信人類向來都有作惡的能力與傾向。歷史上，最可怕的暴行從來不是孤立個體所犯下的，而是一群人躲在「群體」、「團結」與「傳統」的冠冕堂皇藉口後面，將殘忍行使在弱者身上，甚至覺得自己理所當然。最後，古典自由主義尊重傳統，但不代表一成不變。相反，我們研究傳統是為了理解其根源，然後理性地處理問題，而非盲目守舊。

哲學作家賀菲爾（Eric Hoffer）在《激情心靈》（Passionate State of Mind）這樣描述：「弱者往往以粗魯當作是強人的表現」。那些在迎新營裡逼新生就範、把粗鄙當權威的老生，本質上正是缺乏真正力量的弱者。

舊人修理新人的邏輯，只不過是市井的「契弟論」：「不想做契弟，就逼人家做你的契弟；今天唯有先忍氣吞聲熬過屈辱，他朝才有資格翻身指點他人。」

Civility 的意義是將個體置於群體之前，人與人之間的關係必須出於「你情我願」（Mutual Consent）。假如加入一個群體，代價是放棄做一個完整、有尊嚴的獨立個體，那麼這個組織的本質與邪教（Cult）已無甚分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