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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全世界目光聚焦美國中期選舉結果,太平洋另一邊,中共亦剛開完二十屆五中全會。

有評論認為,中共已在這次全會上寫好未來十年統治集團的結構。但細看全會數字,情況剛剛相反:中共不是選好繼承人,而是選不出來。

先看出席人數。二〇二二年選出的中央委員會共三百七十六人,這次出席只有二百七十九人,超過四分之一缺席。毛澤東死後,中央全會出席率最低一次也有八成四。再看開除人數:全會確認開除三十三人,是改革開放以來最多。中央委員會現有二十四個空缺,只補上十個;按慣例應依次遞補的候補委員,排頭五名被人插隊。連開會節奏也亂了。二〇一八年,三中全會由秋天提前到二月,為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鋪路;二〇二三年,三中全會本應在秋天召開,結果延到二〇二四年七月。今年的五中全會,主題又回到「從嚴治黨」。

反貪口號並不新鮮;早在一九九零年代江澤民年代,中共已把貪腐列為頭號問題。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七年,七十二萬宗黨員案件被查,十二萬一千人被開除黨籍。但是由二〇一二年至今年十月,黨內受處分者有七百九十多萬人,比香港人口還多;當中九百六十三人是中央管理的高級官員。單是二〇二五年一年,立案已有一百萬宗。

三十年來同一個口號一再重用,問題從未解決。大家心知肚明,所謂反貪,實在是權力鬥爭。

但單憑權鬥仍然解釋不了一件事:「如果中共想要的是控制和穩定,為何不盡快找信得過的人填補體制內的空缺?」

把中共看成一組同心圓:最外圈是十四億甚至是世界各地的中國人,當中一億黨員,是人上人;他們分布在國企、私企、政府部門、學校、醫院;在自己的圈子他們是人上人,但放在整個權力結構,大部分黨員卻連權力階梯第一級都未踏上。

黨員當中,權力核心是由三百多名中央委員、二十多名政治局委員、七名常委到最終核心的一人。由一億黨員到中央委員會,平均每二十七萬名黨員才有一個席位。

另外,在國家機關,根據《公務員法》中國官職分為十個層級,官員只可逐級晉升,最多只可越一級。按最低年資計算,由縣處級副職升到省部級正職,最快也要十二年。

表面看,越接近權力核心,控制權越多。但權力核心要統治,先不說十四億人,就算擺平七個人也不容易。政治,從來都是透過建立有效的統治同盟。權力核心要有效控制外圍,不能只挑聽話的人;因為忠誠的廢物控制不了龐大的機器,處理不了複雜的利益瓜葛。但如果中央盡是能幹的人,這些權臣難免會建立自己馬房,最終成為派系反過來威脅統治者。所以,專政社會的問題是,有能力人但無權的人,統治者怕他奪權;無能但有權的人,就更加累人累物。

所以在攀爬權力階梯的人眼中,自己是否能幹並非重點;重點是自己對執政集團有甚麼功能,對他所屬派系是否不可或缺,而他所屬的派系,又能否在各種力量之下保持勢力平衡。

核心要靠外圍控制,外圍要靠核心生存。說到底,就是一句:你是我手下,我在你手上。當各方利益得到理順時,史家稱為盛世、甚麼甚麼之治;相反,當利益失衡,情況往往就是甚麼甚麼之亂。

所以,中央委員席位懸空,不是留給人競爭,而是有權選人的人作不了決定。按中共的政治傳統,委任一個人,等於委任他整條權力供應鏈,也會改變整個政治同盟的平衡。

專制社會最大的危機,往往發生在權力需要交接的時候。二〇一二年二月,重慶副市長王立軍走進美國駐成都領事館;一個多月後,薄熙來下台。之後周永康、令計劃、徐才厚、郭伯雄相繼倒下,二〇一六年習近平點名五人搞「政治陰謀活動」。

其實上次權力交接,本身就是一場權鬥。到後來二〇一八年修憲取消任期限制,我認為是反映中共連正常的權力交接安排都做不到。最後到二〇二二年二十大,胡錦濤在鏡頭前被帶離會場,未到六十八歲的李克強、汪洋離開常委。

解放軍的人事混亂更見中共內部結構的不穩。魏鳳和是習近平上任後首位晉升的上將;李尚福二〇二三年出任國防部長,七個月後下台;魏、李兩人今年五月同被判死緩。王厚斌二〇二三年奉命整頓火箭軍,兩年後被開除。何衛東二〇二二年獲提拔為軍委副主席,去年被開除。今年九月,張又俠、劉振立被開除黨籍軍籍,官方罪名是「搞團團伙伙」。

二〇二二年組成的七人軍委,今日只剩兩人。

鬥爭為何這樣激烈?一九八二年,每個常委席位對應六百六十萬名黨員;二〇二二年,是一千三百八十萬。過去三年,中國人口減少近七百萬,黨員卻增加三百多萬。今年國家公務員考試,通過資格審查者約三百四十五萬人,九十七人爭一個職位。外圈不斷擴大,核心卻不能擴大,因為核心一膨脹,就容易變成派系。歷史學家圖爾欽稱這種現象為「精英過剩」;當有條件進入權力核心的人,數目遠多於核心容得下的位置,結果是社會嚴重不穩。例子有清朝一九〇五年廢科舉,讀書人出路一下子堵塞;後來按人口計,科舉名額越多的地方,革命黨人也越多。

此外,清洗將領,中共權力核心為何不怕兵變?

二〇一八年起,武警脫離國務院,只聽命於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國家安全部名義上仍屬國務院,頂上卻有習近平親任主席的中央國家安全委員會。這構想早在一九九七年已經提出,據報因黨內擔心權力過分集中而擱置,直到二〇一三年才落實。

武警是今日的御林軍,國安是今日的錦衣衛。但去年九月,武警司令員王春寧也被撤去人大代表資格,十月更被開除黨籍軍籍。連御前帶刀侍衛都要換,可想而知權力核心的不安感有多深。

當然有人反駁說:「中共有過兩次和平交接。」

但江澤民二〇〇二年交出總書記,要到二〇〇四年九月才交出軍委主席;二〇一二年胡錦濤兩職同交,之前先有薄熙來事件。交接困難亦非中共獨有。列寧病重時要求撤去史太林總書記一職,無人照做;列寧時代的其他政治局委員,最後全部死於非命。

但中國的難題更深一層:將列寧式政黨在中國,與朝廷和科舉結合。一億黨員就是昔日士族,入黨、考入體制、逐級晉升,就是今日科舉。

哈佛學者王裕華統計過去二千年來二百八十二位皇帝,超過四分之一被身邊的統治階層推翻。

我的大膽推斷是:中共頂層權力會進一步集中,軍委人數甚至可能縮小。二〇一七年軍委已由十一人減至七人,今日七席只剩兩人,餘下位置至今未補。當權力核心不能隨體制規模而進化,重要決策集中在極少數與世隔絕的極高層,政令傳遞過程越容易斷裂、誤解、甚至是刻意曲解、導致邊陲地區自把自為。這種對邊陲失控的恐懼,是北京另一個揮之不去的陰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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