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學 101】 終極公器私用 (Patre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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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氣.如何由保障平等的制度變成令人服從的工具?
兩千多年前,雅典(Athens)的法庭門前,豎立一件抽籤用的公共器具,叫 Kleroterion。那是一塊大理石板,表面刻滿一排排橫向的凹槽,石板一側裝有直立的管子。每逢開庭,有意出任陪審員的公民,將刻上自己名字的銅牌(pinakia)插入凹槽。主持抽籤的官員從管頂倒入一把黑白兩色、像骰子的小方塊(kyboi),再從管底逐粒放出。第一粒若是白色,第一排銅牌的主人全部入選。若是黑色,第一排銅牌的主人全部落選,取回銅牌離開。第二粒決定第二排銅牌的主人是否入選,如此逐排而下。雅典的陪審員,以至部分官員,都是這樣當眾選出。
今天多數人對民主直覺上的定義是一人一票。雅典人卻認為,抽籤(Sortition)比選舉更民主。民主(demokratia)一詞,原意是平民(demos)掌權(kratos)。對雅典人而言,平民掌權不只是平民有權選擇由誰執政,還包括每個公民有同等機會親自擔任公職,輪流執政。抽籤給予每個合資格公民同等的入選機會;選舉卻不然,有錢、有名、有人脈、有口才的人,往往比其他人容易當選。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亦說,以抽籤分配官職是民主的做法;以選舉分配官職是寡頭(Oligarchy)的做法,即少數人掌權。雅典人亦非不用選舉;將軍這類需要專門能力的職位,仍然由選舉產生。
我並非反對民主,亦非反對選舉;我只想由最初的制度以及後來的演進,剖析選舉政治是如何演變成今天的一人一票。
雅典人刻意將運氣引入政治,是相當大膽的做法。考試要按能力篩選考生,企業要聘請最合適的人,政府要由具備知識的人制定政策;今天人人都想減少運氣對結果的影響,但為何當年雅典人偏偏在若干政治決定中加重運氣的分量?
權力分配總會受私利和偏見左右,在權力分配中引入誰也無法預先控制的隨機性,甚至令到每個人都有均等機會執政,表現出是更公道的方法。但故事卻在此未完結。人能以運氣令權力分配更公平,人也能以知識和組織能力,為自己創造運氣。
一、政治究竟是甚麼?
選舉、政黨、議會、政府、意識形態之爭,都只是政治的表現形式。撇開制度名稱和口號,任何人群組織起來,都要解決三個基本問題。
第一,為何要組織起來? 由家庭、村落、城市,到企業、社團、國家,人一直靠合作完成獨力做不到的事:有些為求生存,有些為創造財富,有些為共同防禦,也有些為實現某種理想。雅典的海軍就是例子。公元前四八三年,雅典在勞里昂(Laurion)發現新的銀礦。當時有人主張將銀礦收益平分給每個公民;政治家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卻說服公民大會,將收益集中起來建造戰船。三年後,希臘聯軍在薩拉米斯(Salamis)擊敗波斯艦隊,主力就是這批雅典戰船。一個公民分得的銀,買不到一艘戰船;全體公民的銀集中起來,卻建成一支艦隊。一群人一旦決定共同處理某些事,就要界定誰是成員、哪些資源共同管理、如何作決定。
第二,合作產生的利益、成本和風險,應該如何分配? 合作帶來個人無法獨自取得的成果,也帶來分配問題。誰有權分享成果,誰要付出代價,誰可動用共同資源,合作失敗時損失由誰承擔,都需要答案。分配未必要由中央統一安排,也未必要平均;但只要涉及共同資源,就需要某種能維持運作的安排。
第三,意見不一時,為何最後的決定對所有人仍有約束力? 這是政治最根本、也最困難的問題。假設十人組成團體,六人支持某項政策,四人反對;那四人為何要接受結果?反對者若可完全不理集體決定,所謂決定只算建議;決定若連反對者也要遵守,就必須解釋約束力從何而來。這就是政治正當性(Political Legitimacy)問題。
家庭、企業和國家當然有根本分別,國家尤其握有其他組織通常沒有的強制權力;但三者都面對集體行動的同一組難題。政治的根本問題,可以歸結為三句:組織如何形成?利益如何分配?決定如何產生正當約束力?幾千年政治史,某程度上就是不斷回答這三個問題的歷史。
二、權力為何需要限制?
資源一旦集中,就要有人決定如何運用資源;決定如何運用資源的人,手上就有權力。這種權力,當然需要限制。困難在於一群人如何作決定。最簡單的方法,是將眾人的事交給一個人決定。不用漫長辯論,不必反覆協商,也不需要每次重新建立共識;一個人決定,其他人服從這個決定,組織便可迅速行動。
問題隨即出現:這個人會否以整個組織的利益為依歸?經濟學稱之為委託代理問題(Principal–Agent Problem)。
人民將部分權力交給政府,由政府處理個人無法獨力解決的公共事務;政府官員同樣受私利、偏見和有限知識影響。官員上任時即使心存善意,也沒有人能保證官員掌權後永遠作出符合所有人利益的決定。
因此,政治制度要解決的問題,不只是讓合適的人掌權,還有如何約束掌權者。
如何約束掌權者,歷來答案包括:選舉、任期限制、財務審計、權力分立(Separation of Powers)、司法獨立(Judicial Independence)、憲政(Constitutionalism),以至法治(Rule of Law)。雅典人抽籤,嘗試排除人為選擇,將執政人選交給運氣決定,令財富、地位和人脈暫時失去作用。
三、運氣如何成為平等工具?
要判斷抽籤這種選拔方法是否公平,先要分開程序公平與結果公平。
第一是程序公平(Procedural Fairness)。假設一百人爭奪十個席位,若人人資格相同,抽籤程序又真正隨機,每人入選機率都是十分之一;無論財富多少、認識甚麼人、地位高低,這個機率都不會改變。抽籤一刻,原有的若干社會差異彷彿失去作用。隨機性作為平等工具(Equalizer),意義在此:以抽籤選人,毋須評定誰較有才華,也毋須假設某位評審可以完全排除個人偏見;抽籤只要求合乎同樣條件的人接受同樣機率。
第二是結果公平(Outcome Fairness)。抽籤令人人有相同入選機會,但結果卻未必平均;抽籤也不保證入選者的判斷是最好,更不能確保入選者的決策合符所有人利益。更重要是,雅典公民資格本身已受嚴格限制;婦女、奴隸,以及沒有公民身份的外來居民,都沒有同等政治參與權利。
最重要是,就算程序公平,人的行為會隨制度改變,導致結果不公平。
回到剛才的思想實驗:一百人以抽籤選出十個代表。起初,人人各自參與抽籤,各有十分之一入選機會。經過幾次抽籤之後,有些人發現,單打獨鬥的話,自己一旦落選,自己關心的政策未必有人提出;自己即使入選,欠缺其他人支持,也無法推行自己支持的政策。所以問題不再只是自己能否入選,還在於入選之後,能否將入選的機會轉化成實際結果。
假設當中有超過一半人發現,彼此在某些公共事務上立場相近,於是在抽籤前結成聯盟,約定:無論誰入選,都在特定政策上採取一致立場,並協助其他成員爭取聯盟更多支持。
這一半人雖然無法控制抽籤結果,但佔總人口超過一半的派別,平均可預期控制最終的議會,所以,聯盟關鍵不在於能否控制抽籤的結果,而是透過聯盟將分散的個人政治立場和利益,轉化成共同的綱領。單獨參與抽籤而落選,就無法親自推動政策;聯盟成員落選,只要其他成員入選,共同立場仍有代表。
四、人如何創造自己的運氣?
建立共同利益,就是我所說的「創造運氣」。正如保險(Insurance)和風險管理(Risk Management),當個人無法控制意外何時發生,可透過保險與其他人分擔風險,減少單一事故帶來的損失。
政治聯盟處理的風險,性質與保險和投資處理的風險不同,道理卻與兩者相通:個人毋須將共同利益能否實現,完全寄託於自己是否入選。
運氣本身可以不分貧富,創造運氣的能力卻未必人人相同。有人懂得組織聯盟,有人擁有人脈,有人善於協調不同利益,有人承受得起多次失敗,等得到下一次機會;欠缺這些能力和資源的人,只能獨自承受每一次抽籤結果。
創造運氣的能力,至少涉及四種機制。一,將個人的不確定,轉化成集體的承擔。二,事前協調,省卻機會出現後才商討立場和策略的成本。三,持續合作,令偶然得來的代表機會轉化成有效的集體行動。四,合作本身帶來學習:有效的策略,成員可以沿用;失敗的策略,成員可以調整。四種機制都沒有令抽籤失去隨機性,卻減少共同利益對個人運氣的依賴。
制度可以令人人面對相同的隨機機會;人卻能透過組織、學習與合作,改變這些機會對自己的實際意義。公平的運氣,不一定帶來公平的把握運氣能力。把握運氣的能力逐漸發展,新的政治秩序也可能隨之形成。
五、從創造運氣到派系形成
新的政治秩序,最先可能出現的形態,是政治派系(Political Factions)。
派系常被理解為政治制度的副產品,甚至是妨礙公共利益的因素。從剛才的思想實驗出發,卻可以有另一種理解:派系也可以是人面對制度性不確定,逐漸形成的適應性回應。
起初,幾個人只是發現合作比獨自行動有利;其他人見到合作的好處,開始模仿這幾個人合作;不同群體逐漸成形,各自協調立場,再與其他群體談判、競爭,甚至交換支持。某個聯盟一旦建立穩定合作關係,成員便可能開始重視彼此的承諾、聲譽,以及日後合作的機會。
合作能夠穩定下來,可以從集體行動(Collective Action)與重複博弈(Repeated Games)解釋。合作若只發生一次,成員取得利益後大可放棄承諾;成員若預期日後仍要互相依賴,違反承諾便會損害將來爭取其他成員支持的機會。反覆合作,於是逐漸沉澱出穩定的行為規則:甚麼情況應互相支持,甚麼情況可接受妥協,甚麼情況要聯手反對其他派系。日子一久,原本鬆散的合作,可能演變成具有共同身份、政策立場和行動方式的政治組織。
最值得留意的,並非個別派系如何成功,而是派系一旦出現,其他人面對的環境隨即改變。有人見到原本各自行動的競爭者組織起來,也有誘因組成自己的聯盟;否則即使抽籤依然公平,沒有結盟的人在抽籤後的集體決策中也會處於下風。一個派系出現,可能催生另一個派系;派系之間的競爭,又可能令各派組織比原來穩定、複雜。
這是派系化(Factionalization)可能的演化機制之一。派系化毋須預先制定的總體計劃,每個參與者可能只按當時環境,作出對自己有利的選擇;這些選擇不斷互相影響,最後卻可能形成一套無人預先設計的政治秩序。
史實中雅典政治派系起源的成因眾多,以上思想實驗是其中一種可能。但無論如何,雖然人嘗試透過設計制度去削弱某種權力優勢,但制度建立之後,參與者卻可能透過適應制度、互相合作,令權力再度集中,而且往往是集中在同一群人手上。當然,派系也可以讓分散的弱者組織起來,取得單獨行動時得不到的政治影響力,抗衡掌握了權力的人。這亦解釋了大多數社會的政治光譜對立情況。
六、政治的三個核心問題
不論是派系之內,抑或是任何組織、群體,政治不離三個核心問題。
一,組織如何形成。在抽籤制度下,原本各自獨立的人,因面對同樣的不確定,又有共同利益,可能逐漸結成派系。政治組織未必出自某位統治者的完整設計,也可以從參與者反覆合作之中形成。
二,利益如何分配。派系令原本分散的利益得以集中表達,不同派系透過談判、競爭和交換支持,嘗試影響公共資源與政策結果的分配。組織能力較強的派系,卻可能令不同群體之間的政治影響力比原來更不平均。
三,如何令每個人都受集體決定約束?每個人以至每個派系,都想推行自己的政策,但更重要是,其他人為何要接受這個派系的政策?程序本身公平,是否足以令所有人接受結果?某派系若成功利用制度取得長期優勢,這種優勢是否就具有正當性?
抽籤可以決定誰暫時擔任某些公職,但單憑機率無法回應權力正當性的所有問題。派系可以協調利益,但單憑組織能力,卻無法證明自己有權要求所有人服從派系的決定。
所以,政治制度最根本的任務,不只是將權力分配給某些人,而是要處理不同利益之間的衝突,建立一套容許質疑和改革、又為人接受的集體決策安排。
七、現代社會為何仍然採用抽籤?
雖然集體決策的安排不斷改變,但抽籤卻沒有隨 Kleroterion 成為歷史。兩千多年後,人仍以運氣解決分配問題。例如美國不少特許學校(Charter Schools),申請人數往往超過學額,學校若完全憑考試收生,家庭資源較充裕的學生,可能因補習和教育環境而佔優,結果為免爭執,就以隨機抽籤(Admission Lottery)決定取錄哪些學生。
現實中的收生制度,因此往往混合資格條件、優先安排和隨機抽籤:學校先決定誰有資格參與抽籤,再決定誰優先獲取錄,最後才以隨機程序分配有限學額。抽籤本身仍然可以公平,抽籤之前的條件卻全由人決定,每一項都反映某種價值判斷。隨機性可以在特定環節限制人為操控,卻無法取代整套制度設計。決定在甚麼情況下採用抽籤,本身就是政治選擇。
八、理解社會秩序的三個層次
規則訂立之後,人的行為隨之改變;行為改變,規則的實際效果也隨之改變。為甚麼制度設計者往往無法完全預見這些改變?要理解集體行為改變的過程,必須區分對社會秩序不同層次的三種理解。
第一層次是設計秩序(Designed Order),即人按特定目標、有意識地訂立規則而形成的秩序。
雅典人設計 Kleroterion,希望減少個人對公共職務分配的操控;學校訂立收生政策,希望按某些公平原則分配學額;企業建立管理制度,希望改善工作效率。三者有共同特徵:訂立者先決定目標,再建立規則,嘗試引導參與者作出某些行為。
制度設計卻永遠無法掌握所有人的利益、偏好和日後的選擇,也無法完全預測參與者如何回應規則;即使最初目標清晰,也不保證制度最後產生預期結果。制度設計只寫下故事開端,規則建立之後人會如何行動,才是劇情的發展。
當規則建立之後,參與者各自行動,會形成第二層次動態的自發秩序(Spontaneous Order)。經濟學家海耶克(Friedrich Hayek)在《法律、立法與自由》(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中,區分有意識建立的秩序(Taxis)與自發形成的秩序(Kosmos)。
市場(Market)是最典型的例子。消費者知道自己的偏好,生產者知道自己的成本,投資者按自己對未來的判斷配置資本;沒有人需要預先知道整個經濟體系應生產多少麵包、多少鞋、多少汽車。透過價格機制(Price Mechanism)、競爭和交易,無數分散的決定卻可以互相協調。
假如巴西咖啡失收,咖啡價格可能上升。倫敦的咖啡店老闆毋須知道巴西每個農場發生何事,看到成本改變,便可能調整採購,或多供應其他飲品。價格將大量分散的資訊,濃縮成可據以行動的訊號;市場因此能在沒有中央設計者的情況下,協調複雜的經濟活動。
自發秩序不只存在於市場。語言、習俗、商業慣例,以至某些政治組織形式,都可能在參與者長期互相適應中逐漸形成。Kleroterion 思想實驗所見,也是一種可能的自發秩序:抽籤制度由人有意識地設計;參與者在制度下結盟、協調立場、發展成派系,這個過程卻可能無人設計。
無人設計整套派系競爭秩序,不等於派系成員沒有目的。恰恰相反,每個參與者都可能有非常明確的目的;只是無數人的行動互相影響,最後形成的整體秩序,未必符合任何人原本的計劃。十八世紀蘇格蘭思想家佛格森(Adam Ferguson)形容這類秩序是「人類行動的結果,而非人類設計的執行」。
對秩序理解的第三層次是方向性的 Evolutionary Selection;當人設計制度嘗試達到某種目的,但制度之內又會形成未經設計的行為,影響制度運作;那麼,為何某些制度能夠延續,另一些卻逐漸消失?
生物學中的自然選擇(Natural Selection)沒有預設目標。不同特徵在不同環境下,帶來不同的生存和繁殖結果;某些特徵得以延續,不代表這些特徵在所有環境下都比其他特徵優越,更不代表這些特徵具有道德價值。制度演化亦有相似之處。某些制度能持續運作,是因為適合特定的政治、經濟和文化環境;另一些制度則可能因內部矛盾、外部競爭或環境改變而衰落。
但制度與生物卻有重要分別:人可以有意識地學習、模仿和改革制度,也會按自己對未來的預期,改變當下的行動。制度演化因此不只是被動選擇,同時包含有意識的設計,以及無數人未經協調的適應。參與者一開始適應制度,制度所處的環境又隨之改變。
如是者,制度與行為循環不息:人設計規則,規則改變誘因,參與者按誘因調整行為,新的行為模式逐漸成形,改變不同群體之間的利益和權力分布;原有制度可能因此受到挑戰,出現改革、競爭,甚至崩潰;新制度建立,又產生新誘因,整個過程重新開始。這就是制度與行為的共同演化(Institutional Co-evolution)。整個循環毋須任何人預先設計,也沒有必然終點。
改革常被理解為解決問題。從演化角度看,改革除了可能解決舊問題,也會產生新誘因,從而帶來新問題。改革並非因此沒有意義;只是任何改革,都不應被當成歷史的終極答案。
九、從雅典抽籤石板看制度共同演化
套用以上秩序觀念的三個層次,可以放回 Kleroterion 的例子:
雅典人有意識地建立抽籤制度,希望以隨機性限制個人對公共職務分配的操控,這是 Designed Order。
制度建立之後,參與者按新規則調整行為。有人發現與利益相近的人事先合作,可以減少個別抽籤結果帶來的不確定;這樣合作的人,可能逐漸結成穩定的政治聯盟,聯盟之間的互動,又可能形成無人預先設計的政治秩序,這是 Spontaneous Order。
不同合作方式經過反覆競爭,有些策略獲人模仿,有些遭人放棄,制度本身也可能因新的權力分布而受到挑戰,這是 Evolutionary Selection。雖然出任公職的程序不再靠抽籤,但抽籤仍然以社會活化石的形式,保留了大眾對「隨機即公道」的固有概念,一般民眾也認為分配某些稀缺資源,抽籤已經是最公平的方法;諷刺是,因抽籤而起的各種問題以至背後隱藏的不公平,亦一併保留下來。
制度演化,也可以理解為政治權力與酌情權(Discretion)不斷重新分配的過程。制度限制某些人直接決定結果的權力,訂立資格、程序和規則的人便可能比以前重要;制度限制個人對職位分配的操控,群體的組織和協調能力又可能成為新的政治優勢;新優勢累積起來,制度本身便可能面對新的改革壓力。
政治制度史,不只是誰掌權的歷史,也是不同權力如何受限制、轉移,以及重新形成的歷史。
十、天之道,人之道
權力不斷重新形成,令我想起老子(Laozi)《道德經》(Dao De Jing)第七十七章:
「天之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按老子的理解,自然減損過剩、補充不足;人類社會卻常常相反:擁有較多資源的人,借既有優勢取得更多資源;原本缺乏資源的人,卻因自身弱勢承擔比其他人更大的代價。但老子的「天之道」並不等同達爾文(Charles Darwin)的自然選擇;自然演化從來都沒有既定方向。由簡單生命,到更複雜的生物,最後出現人類,整個生物演進過程,很容易被理解成一個不斷進步的方向。
但真正的自然選擇,從來沒有預設結果,所以也沒有既定方向;只不過是當我們見到由過去發展到現在的過程,將兩個觀察點用一條直線連上,忽略了兩點之間其實是錯綜複雜的很多條曲線。
我們對政治制度的演進,也往往有這種迷思。今天的人見到議會、選舉、法治、市場,以至種種複雜的政府架構,很容易以為人類文明必然會向這套制度組合發展。但身在歷史中的參與者,其實是不知道未來會出現甚麼;每個人,只能按當時的環境、知識和利益作選擇;有些選擇產生能夠延續的制度,另一些選擇產生的制度逐漸消失。今天所見的秩序,只是無數可能之中實際發生的一種。
制度能夠延續,也未必因為符合設計者原意。延續下來的制度,可能早已被後來的參與者改變,甚至發展出與設計者原意完全不同的功能。
理解政治制度演化,因此不能只問制度最初為何建立,還要研究制度如何改變人的行為、人的行為又如何改變制度,以及不同制度如何在環境變化中延續、修改或消失。演化只有在回頭看時,才顯得有方向。
這就引出更根本的問題:演化既然沒有預設方向,一套制度能夠延續,是否就代表這套制度值得保留?
十一、演化不能代替道德判斷
人,究竟希望建立怎樣的世界?
單憑對世界如何運作的解釋,無法推導出世界應該如何運作。哲學家休謨(David Hume)早已指出,由事實判斷走到規範判斷,中間仍需論證。制度能夠存活,是事實;制度是否值得保留,是道德和政治問題。
我認為,自由社會最根本的制度問題,並非尋找一個永遠正確的決策者。社會的真正挑戰,在於明知每個人都有認知上的局限、利益各異、價值分歧,集體如何建立一套容許個人持續修正、適應的制度。
究竟怎樣才算容許人持續修正、適應的制度?
不妨先看一套看來無可挑剔的制度。假設某套制度作集體決定極有效率,程序公開,執行一致,人人都知道規則,是否就具備充分正當性?
就算如此,仍然要追問:誰訂立規則?誰可以修改規則?規則是否同樣約束訂立規則的人?當參與者認為制度不合理,有甚麼方法反對?更重要的是,參與者若始終不同意規則,是否仍有能力離開這套制度?
市場上,消費者可以轉向其他供應商,勞工可以轉工,投資者可以重新配置資本。這些選擇都有成本,也未必人人輕易做到;但退出的自由本身,已構成對組織的約束;當每個參與者都可以自由離開,組織便要考慮如何留住部分參與者。
政治共同體的退出成本,通常比市場上的退出成本高。所以結社自由、遷徙自由、地方自治,以及不同制度之間的競爭,亦特別重要。但退出自由並非政治正當性的唯一根源。一套制度還要令參與者有機會質疑規則、參與改革,以及循合理程序表達異議。但一套制度若既不容參與者修改規則,參與者又沒有實際退出的自由,掌握規則的人便可能因此缺乏改善分配結果的誘因。
十二、自由,令社會保留未知的可能
無人能預知未來,更無人能夠預知哪種分配能夠最大程度滿足所有人,所以才需要在制度下保留空間,容許最大程度的差異可以並存。
減少錯誤、降低風險、提高效率,這些目標本身都有價值。但人若相信一套精密設計的制度可以預先解決所有問題,便可能忽略制度演化最重要的特徵:無人能事先知道,哪些看似錯誤的嘗試最後會產生新知識;也無人能預先斷定,今天看似不合理的安排,會否成為將來新制度的起點。
科學研究需要容許假說被推翻,市場競爭需要容許企業嘗試不同產品和商業模式,政治制度同樣需要容許不同觀點、不同安排,以及對現有權力的挑戰。這些過程都可能出錯和失敗;錯誤與失敗,有時正是發現新知識的代價。
自由除了是個人權利,也是社會維持開放演化(Open-ended Evolution)的條件。有自由,人可以嘗試不同生活方式,組織可以採用不同策略,制度可以互相競爭,失敗經驗可以成為知識,下一代也有機會發現今天無從想像的可能。
自由不保證進步,不會令所有實驗成功,也不代表所有自發形成的秩序都值得接受。但一套制度若試圖消除所有不確定,將所有人納入同一目標和安排,便可能同時削弱產生新知識與新制度的條件。政治自由的價值超越眼前利益,正在於自由令社會保留不同的可能。
十三、我們創造運氣,運氣又改變我們
最後,回到 Kleroterion。
兩千多年前,雅典人將銅牌插入抽籤石板,希望以隨機性減少個人對公職分配的操控。原本受財富、名望和人脈影響的選任程序,改由按既定規則運作的隨機程序決定。
雅典人引入隨機性之後,人並沒有停止追求自己的利益。新的制度環境,更可能促使參與者學習以合作創造運氣。個別公民無法控制自己是否入選,卻可以與利益相近的人結盟,增加共同立場有人代表的機會;聯盟之間的互動,又可能產生新的政治秩序。原本用來限制某種人為優勢的制度,於是可能成為新一輪權力競爭的場所。
雖然政治制度不再透過抽籤分配權力,但抽籤一直延續至今;當人人相信一套制度公平,這套制度就能夠延續。只有當人人相信運氣是公平的,才肯接受結果。
總有人不甘於只靠運氣,會自己創造運氣,控制風險。他們明白,雖然機會人人相同,掌握機會、創造運氣的能力卻各有不同。至於相信運氣公平的人,則被動地接受每次抽籤的結果。久而久之,兩種人所得的結果差距愈來愈大;差距大到制度不再被普遍視為公平,人就會抗拒、反抗這套制度。
對統治者而言,營造公平和公義的觀感,就是控制大多數人的方法。統治者一旦無法營造公平的觀感,就容易成為仇恨的對象。長遠而言,仇恨就是制度步向衰亡的先兆。
一開始提到,Kleroterion 是公共器具。在我們語境中的成語「公器私用」,最徹底也是最無痕跡的形式,就是讓得不到權力和利益的人,怨天怨命,怨自己運氣差,怨出身,但就是不會去細心分析,表面公平的背後誰在控制分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