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紀事本末 #01 ｜ 序章 ｜ 緣起 (Patreon)

兩次冷戰之間

各位，很對不起，可能你們也發現，過去一段日子，我貼文的頻率減少了，一來是多了像 Youtube 等的新嘗試，二來是我想盡快完成《香港紀事本末》的工作。

超越四分三世紀，由國際局勢到香港政治，我不知道《香港紀事本末》最終會否淪為一部眼高手低之作。我亦怕有所遺留，所以如果大家不嫌棄，我會將書的初稿邊寫邊與各位分享；希望大家盡量給我意見和批評，好讓最終成品可以精益求精。

利世民

2012 年，秋天，我最後一次到北京，應自由派朋友的邀請，到人民大學分享香港自由港的歷史。那趟交流認識了一些新朋友，可惜後來大家漸漸聯絡不上。從不同的渠道得知，新時代之下，在牆國內他們為求平安，不得不與世隔絕。

座談會討論環節，有同學問：「香港的經驗，可否在別的時空被重複？」我的回應是：「香港是歷史的偶然，可一，不可再。」

請不要誤會，我不是大香港主義，亦不是要貶低其他地方，其他人，別的地方，可以有它們的繁華盛世。上海、深圳、北京可以各領風騷，但曾幾何時的香港，卻不能被複製；假如香港被毀，就將消失於歷史洪流。

自有明文幾千年以來，歷史教訓我們，勝利者都會重寫歷史，來肯定自己統治的合。可見將來，關於香港過去的種種曾經出現過的不同觀點，恐怕會被淹沒。對我這代人，雖然離開香港這個地方，香港卻沒有離我而去。我作此書，只是希望可以留下一份紀錄。假如未來有人對曾經存在過的香港感到興趣，他可以在機緣巧合下，遇到這份非主流。

簡單地去總結這本書：

香港不只是一個地理概念，也是一個文化體系，共同的想像。香港曾經代表的自由開放，不是出於任何個人刻意的設計，建構。在歷史的偶然之下，在大國的爭逐之間，香港意外地成積聚了許多難得的因素。但隨著國際勢力版圖的變異，香港亦走向另一階段的命運。

歷史雖然是過去式，但卻是現代人的觀點。每個時代，都會有人重新反省歷史。至於歷史體裁，則不外乎三種：編年、傳記以及紀事本末。

編年史，好處是簡單。《香港紀事本末》附錄將 1945 年到2020年香港與國際大事年編制成表，但其實主要功能是為我提供思想問題的時空框架。

司馬遷著《史記》，開創透過人物敘述歷史的傳記體；但我不相信英雄造時勢，所以亦盡量避免令讀者有這種聯想。我相信，在世界歷史舞台，就算換了人物角色，上演的劇目還是大同小異。寫歷史，要將帝王將相英雄豪傑，統統從神檀上拉下來，還原成有血有肉的人，再以當時的道德倫理價值，解讀分析的所作所為。

坊間其實已經有不少關於香港的精彩著作，《香港紀事本末》可以補充的，就是於不同的時代背景之下，國際政經局勢對香港的影響；我以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為起點，記述至 2020 年；兩個定點亦剛好是兩次冷戰。

「順者昌，逆者亡。」這句話的主語，被省略了。順的是甚麼？逆的是甚麼？

明知是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卻成為了許多家庭，好幾代人安身立命之所。有人說獅子山下曾經是個文化沙漠，偏偏在這個後現代桃花園，粵語將中華文化帶進現代流行文化。沒有偉大舵手領航，香港早已超英趕美；幾乎所有嚮往自由派知識份子，均視香港為資本主義模範。

說穿了，香港脆弱的存在，令我們不能不順應時勢。然而，順勢而為的生存態度，卻成就了香港。

後來，強大力場就像黑洞一樣，壓縮，吞噬香港，臨界點外的光線越來越微弱；香港由多元開放自由，變成單一封閉高壓。像但丁所描述地獄最熱的一層，有人追逐著變幻不斷的旗幟，緊隨其後是令人痛不欲生的毒蜂；跪服於威權者，年年月月仰望朝令夕改的長官意志，時時刻刻齊聲頌讚他們不了解的口號。

有一點我必須說在前頭，任何歷史記述，無論以任何體裁寫成，都必然會反映作者的觀點和價值。我無意偽裝客觀中立。反之，請容許我開宗明義說明：

作為個人自由主義者，首先我相信自己的存在是完整；同時我對自己土生土長的香港，有一份感情。我欣賞中華文化，但也欣賞其他世界各地不同時空的智慧和傳統。以上種種身份認同，我見不到有任何不可磨滅的衝突。

說明了自己的信念和哲學，餘下的論述，我相信讀者有獨立思考能力去判斷，衡量。

我亦不是刻意要挑戰傳統，肯定有人不認同我的觀點。但眾人都視為理所當然的說話，寫來也是浪費筆墨。如果此書內容有事實上的錯誤，任何時候我都願意糾正。但如果是觀念上的分歧，我亦歡迎與任何人辯論。

我曾經戲言，著書立說者，作品成為禁書是最大成就。沒有想，到有朝一日只要講事實和真心話，都可以成為禁書。我恐怕這本書在可見將來都應該不會在香港的書架見世。不過，寫作的人，亦必須告誡自己，單靠搖筆桿，既不可以改變世界，亦不可以預告將來。

《香港紀事本末》的第一部分，會從二戰結束到講到 1967 年暴動。

1945 年日本皇軍宣布投降，到 1949 年蘇聯協助中共擊敗國民黨，當時中國大陸仍然是國共之爭，但期間已經就香港主權和前途有過爭議。為何最終英會會繼續管治香港？當時局勢對這個決定又有何影響？另一個問題是，當時中共為何選擇「長期打算，充分利用」的決定？當中又有何含意？

自蒙古帝國以來，歐亞大陸從未出現過中共與蘇聯這種形式的統治聯盟。冷戰，並非單純的意識形態之爭。當時世界兩大陣營，另一邊廂就是以美國、英聯邦以及少數西歐國家組成的自由民主國家。由林雷頓森林制度建立而成的國際財經金融秩序，究竟帶來甚麼影響？後來被譽為亞洲四小龍的香港、南韓、台灣和新加坡，當時局面其實都是兩大陣營的勢力邊緣；某程度上，香港的處境，已經相對上是颱風最平靜的風眼。

中共與蘇聯的割裂，令兩大陣營角力的局勢出現變數。其實當時世界各地，都面對思潮衝擊。中國大陸爆發文革，既是現代版的中式宮廷鬥爭，亦是中蘇決裂的餘波，更將百年來累積下來對傳統封建價值觀的發洩。太平洋彼岸，美國亦正經歷民權運動和新左翼冒起。與此同時，其他歐亞各國，甚至鐵幕後的蘇聯，一樣是躁動的時代；香港六七暴動，只是大氣候之下的小風波。世界各地近乎同時爆發狂熱情緒，難道只是簡單的巧合？還是背後有更宏觀的共同因素？

《香港紀事本末》的第二部分，講述六七暴動過後，身處這個借來時空下的香港人，如何開始建立自己的文化、身份認同以及經濟奇蹟。

六零年代的思潮起伏，像驚蟄春雷。七零年代後林雷頓森林的秩序之下，泡沫常態化，新興市場此起彼落，但當中只有香港具備相當之制度和條件，去發展成國際金融中心。

與此同時，港英政府自七零年代大規模擴張建構，一改過去的不干預傳統，並進行連串制度改革，令香港與大陸在文化上有更大的差異。由清潔香港運動，到強制普及教育，公民社會的核心價值不外乎三個字：「公德心」。簡單易明的概念，植入香港人的身份認同，自從八零年代，每次大型集會，香港人最感到自豪的一件事，就是「垃圾不落地」、「排隊不打尖」。每日在街頭上演的矛盾衝突，以至後來越演越烈的中港矛盾，說穿了，其實亦離不開大家對「公德心」的有不同的理解。

香港公民社會、流行文化蓬勃發展；令香港人有自己的身份。在八零年代身，隨便問一個香港人：「你是那裡人？」最可能得到的答案是廣東省的某個地方；假如是外省人，就會講出自己的籍貫。但八零年代過後，越來越多土生土長的香港人；對我們來講，香港人就是與生俱來的身份。

1997 年之後，中共要我們放低香港人的身份，同化成中國人。另一邊廂，中共則認為，經過幾十年改革開放，中國已經建立起經濟文化實力，任何人都應該以身為中國人已感到自豪，亦難以明香香港人為何留戀港英時代。他們忽略了，其實當年英國人並沒有要香港人成為英國人；香港人亦沒有刻意要將自己扮作英國人。

我們只想做香港人。

《香港紀事本末》第三部份，由 1976 年四五事件開始講到 1997 年 7 月 1 日。

周恩來死於 1976 年 1 月，但為何到 4 月才觸發百萬北京市民到天安門廣場抗議四人幫？兩日後，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被指是幕後黑手，被迫下台，而華國鋒則被任命為國務院總理以及國家第一副主席。

1976 年 9 月，毛澤東死，一個月內發生懷仁堂事變，華國鋒說是毛澤東遺訓。但與其說是否定四人幫，倒不如中式宮廷政治的權力交接模式就是如此虛偽。翌年中共十屆三中全會，鄧小平在一眾開國元勳支持下復出。

Mont Pelerin Society 1978 年的年會在香港舉行。對圈外人，這個組織，這個會議，可能無關宏旨。但是 1978 年會，剛好也是中共亦著手開放改革 ，Mont Pelerin Society 選香港舉辦年會，有時代意義。兩位自由經濟學派泰斗海耶克和佛利民，在那次年會在香港相遇。往後四十年，每當講到自由市場，都必然以香港為例。

後的後來的歷史，將鄧小平描述成改革開放的偉大工程師。但其實中共內既得利益保守勢力，一直盤據中南海。1979 年 1 月鄧小平訪美，構造歷史最殘酷的美麗誤會。港督麥里浩於同年 3 月應邀訪京；英國曾經有個幻想，以為可以與鄧小平這個務實開明的中共領導人，嘗試提出以主權換治權，結果換來是一個絕對的否定。

往後是前途談判，以及繼續改革開放。當時許多人以為，中國變局只是時間問題。1987 年胡耀邦下台，其實已經預告了中國錯過了「自由的窄巷」。當時其實除了中共面對存在危機，同屬歐亞大陸霸權的蘇聯，所面臨之困局更為嚴峻。

中共以強硬手段鎮壓 1989 年學運，但蘇聯鐵幕終於走向結局。究竟兩國在當時為何有南轅北轍的軌跡？中共當時的結論是：「蘇聯未有及時處理經濟問題。」中共避過自 1949 年以來首個存在危機，統治的認受性，源於經濟不斷增長。

蘇聯瓦解，冷戰結束，在「歷史的終結」願景下，西方社會以為只要經濟繼續發展，這個國家遲早會出現政治變革，加入自由民主陣營。當時的另一個觀點，就是 由 Samuel Huntington 等所提出的「文明衝突論」。至目前為止，歷史似乎在告訴我們，理想主義中的世界大同，永遠都只是崇高的理想，可望而不可就。

當時仍然在自由世界的香港，相信發展代議政治以及一紙中英聯合聲明，可以確保五十年不變。更正確一點講，香港人相信，只要這個地方仍然有它的價值，中共是願意讓我們繼續過自己的生活，是為對「一國兩制」的幻想。

基督信仰有三個元素：（一）原罪與最終審判；（二）救贖的可能；（三）救贖的方法。以這個框架去類比，八零、九零年代的香港，末日是 1997 年 7 月 1 日，救贖的可能和方法，就是代議政治民主選舉。

香港真正的命脈，在於它的自由市場。1995 年佛利民提出編制自由經濟指數；這個排名，可以話是為香港度身訂造。之後四分一世紀，香港一直都排名在榜首，北京和香港特區政府，亦以此證明「一國兩制」沒有走樣變形。

一國兩制這度防火牆，其實由一開始就是中共為了保護一國而建構。中國不會變，但又要得到自由市場資本主義的好處，香港才有其存在的空間。當中國覺得不再需要外面的世界，香港亦由一個有用的戰略資源，變成一個國家安全短板。

《香港紀事本末》第四部份，由 1997 年主權移交與亞洲金融風暴講起；兩件事，雖然沒有必然的關連，但它們同時發生，卻對香港有極深遠的影響。

早在主權移交之初，第一任行政長官董建華便拋出名句：「香港好，中國好；中國好，香港更好。」然而，1997 年 10 月，亞洲金融風暴終於波及到最後一站：香港。

對不少香港人，亞洲金融風暴是突然而來的衝擊；但其實所謂的骨牌效應，早在 1996 年便已經開始。這一場火燒連環船式的泡沫爆破，無論事前事後，任何一個政府可以做的就只有盡量減輕衝擊帶來的破壞。

但從各種社會經濟指標分析，亞洲金融風暴對香港的影響，前所未見。亞洲金融風暴前的人均實質收入不斷增長，但在 1997 年之後，明顯落後。 2004 年後，理論上香港經濟已經走出了衰退，但人均實質收入卻沒有見到回升，甚至嚴重落後於資產價格。甚至從人口出生率分析，1997 年後香港人口自然增長率急速放緩，完全超出之前估算。

以上所描述的經濟現象，其實並非香港獨有。九零年代開始的資訊科技革命，雖然經歷過科網股爆破，但實質上對市場經濟的影響極為深遠。與此同時，中國加入世貿，出口工業在數年內急速膨脹；同時各地的城鎮建設發展，規模亦是前所未見。香港從前所扮演的門戶角色，亦沒有過去般重要。

從歷史的角度，1997 年後的經濟環境轉變，步伐雖然急速，但為何一直以來以靈活見稱的香港，發展卻嚴重落後？尋租經濟，是否香港經濟由盛轉衰的唯一原因？

主權移交首兩年，當時缺乏統治經驗之特區政府，仍然用之前所定下之方向，將增加房屋供應作為施政重點，也就是所謂的「八萬五」政策。此外，亦有廸士尼、數碼港等。

當時董建華所推行的經濟政策，雖然沒有開宗明義說明是要配合大陸的計劃經濟綱領，但從中共後來幾個五年經濟計劃周期，表面上像亂石投林的建設，往後都大陸各重要省市的政績工程。當時許多自詡與中共關係密切的權貴，亦經常警告香港人：「再不改過去的作風，香港早晚被邊緣化。」

究竟要改甚麼？怎樣改？在不少人眼中，董建華雖然能力不足，但是個好好先生。不過由從殺局到政治問責官員任命，可見他早有腹稿，要以從權力核心改變香港之管治。

董建華任內，最大的轉捩點，或許不是亞洲金融風暴，而是 2002 年的中共十六大換屆。

2002 年 7 月 1 日，董建華在無競爭之下連任行政長官；2002 年 7 月 12 日，律政司司長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表示，特區政府與北京在廿三條立法並無分歧，亦無迫切性要進行本地立法。但兩個月後，特區政府已經發表公眾諮詢文件，並由當時的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負責推展立法工作。

從零碎的資訊可以見到，當時就算特區政府最核心成員，亦錯判中共中央之取態。事實上，類似的出爾反爾，自過渡期屢見不鮮，合理解釋只有兩個：（一）傳話人捉錯用神；（二）北京在判斷形勢後改變立場。

2003 年一場無緣無故而起，最終消失得無影無蹤的沙士，令香港人首次見到假如世界末日來臨，究竟會以甚麼形式出現。雖然事後北京與特區政府刻意迴避歷史，但香港人大多都記得，當時大陸堅稱沒有疫症爆發，而一名叫劉劍崙之中山大學教授，明知身染怪病卻要到香港求醫，令疫情在香港爆發。

與此同時，政府花費精力用於與世衛糾纏疫症之稱呼，錯失處理問題的時機。特區政府初時拒絕公布有受感染病人之大廈名單，香港人發揮公民社會精神，建立 sosick.org 網站。諷刺是，疫症肆虐時只顧面子的衛生署署長，期後卻得到北京祝福，出任世衛總幹事。

《香港紀事本末》第五部份由十一．五香港「被規劃」，講到到梁振英當選行政長官。

2006 年 10 月，佛利民在《華爾街日報》撰文，題為 Hong Kong Wrong 。這一篇應該是這位經濟學泰斗臨終前最後一篇公開發表的文章，內容指雖然曾蔭權放棄積極不干預，但香港精神仍然會在其他地方落地開花。

絕大多數人亦不意識到，自由市場經濟才是香港一國兩制的防火牆，所以 2006 年當香港被中共中央十一．五經濟規劃所包含的時候，坊間是找不到一點反對聲音；當時的行政長官曾蔭權，極高效率地推出高鐵等基建項目。

經歷過亞洲金融風暴，曾經被視為金科玉律的自由市場經濟，已開始被知識份子所質疑。正當香港漸漸遠離自由市場經濟，民間又出現挑戰地產霸權嘅聲音；北京順水推舟指香港有深層次矛盾。亦由這個時候開始，香港政府的開支漸漸膨脹，干預亦越來越深。

2008 年北京奧運、2010 年上海世博等，令人聯想到廿一世紀將會是亞洲世紀的預言。其實早在 2004 年，便有外宣推廣「北京共識」以抗衡美國為首之「華盛頓共識」；2006 年央視被推出紀錄片《大國崛起》，潛台詞就是下一個主宰地球命運的，就是中國。2008 年美國金融海嘯到後來歐債危機，再次衝擊自由市場資本主義，也令到中共更加深信自己的一套。

另一邊廂，2007 年時任上海市委書記的習近平，於 10 月從曾慶紅手上接過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一職。同時，習近平亦於 12 月接任中共中央黨校校長一職。翌年 1 月，中聯辦研究部長曹二寶在中共中央黨校刊物《學習時報》發表《「一國兩制」條件下香港的管治力量》，揭開了北京直接介入香港管治的時代。

《香港紀事本末》這一部份以唐英年於 2012 年行政長官選舉落敗作結；這一幕再次說明，曾幾何時自以為可以與中共分庭抗禮，在香港問題有資格發表意見的財閥，同樣誤判形勢。

《香港紀事本末》第六部份，題為「時代革命」。

2010 年 8 月 23 日的馬尼拉人質事件，香港人在電視上親眼見到悲劇發生；翌日，曾蔭權以行政長官身份，致電菲律賓總統阿奎諾三世不果，同時亦遭北京評論員指不知分寸體統。然而，中國外交部卻未有為香港人挺身而出，令我們懷疑，究竟誰會真心為香港人發聲。

雖然美國要到 2012 年才提出重返亞洲，但早在 2001 年海南島中美軍機相撞事件，兩國就已經開始了地緣政治角力，後來更演變成新一代兩強爭霸之局面；放之於 2010 年之時空，對東盟諸國的影響力，乃中美之爭之前哨戰。所以有理由相信，當時北京外交部並不希望因為香港而影響中菲之關係，但亦展開香港的本土主義運動的序幕。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中港矛盾之根源，甚至可以追溯到七零年代，但亦不可以否認，中共自主權移交，每次換屆又或者公佈五年經濟計劃，對香港的干預都越來越深。積壓多年的怨氣亦於 2012 年初廣東道 D&G 事件引爆。由 2012 年起香港政治最難以拆解的一度題目，就是中港矛盾。

梁振英宣誓出任第四任行政長官不夠一個月，就爆發反國教事件；應運而生的學民思潮，成為民主陣營生力軍。2014 年政改方案，也是香港最後一次的政改，最終引發長達 79 日的雨傘運動，學民思潮也是其中一個關鍵角色。

香港曾經是中國對世界的活門，但漸漸變成北京眼中的國家安全短版。其實早在 2013 年 11 月，中共十八大三中全會已經提出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2014 年國家安全委員會正式成立。

某程度上從當時各種跡象也可以推測得到，所謂的政改方案其實不可能通過，後來的「等埋發叔」事件更反證了，北京由此至終都不會放過任何一個可能產生變數的環節。

有人曾經預言，雨傘運動後香港不會再發生大型社會運動；但其實 2016 年初魚蛋革命，以及後來的第六屆立法會選舉，都可以見到與從前截然不同的另一個思潮已經成為一股不可忽視的浪潮，是為本土主義。

2017 年是香港人最後一次見到美麗的誤會。本來被批評為守財奴，性情木訥的財政司司長曾俊華，辭職參選挑戰梁振英。有不少人以為 Anyone but CY 有可能為香港帶來一番新氣象。結果梁振英在最後關頭以個人理由放棄角逐連任。翌日，林鄭月娥宣佈參選，最終以 777 票勝出。

《香港紀事本末》第七部份，題為「新冷戰」。

林鄭月娥是否在最後關頭才決定參選？中共行事向來有一定的安全系數計算，其中對人事任命有一定邏輯。2014 年政改方案期間，梁振英的低調極不尋常，反之當時與學生對話的林鄭月娥，其實已經組織了她的班底。由 2015 到 2017 年，都可以見到林鄭月娥積極拉攏社會各界，所以很難想像她完全沒有心理準備問鼎行政長官一職。

與此同時，2017 年底中共十九大，除了撤去國家主席一職之任期上限，亦再進一步將黨國之界線模糊。對外，中美作為世界上兩個最主要力量，關係漸漸走向對立。2018 年，美國總統特朗普對華開徵特別關稅，揭開第二次冷戰序幕。

新冷戰開打不久，特區政府借一宗發生於台灣的兇殺案，企圖修改逃犯引導條件，容許大陸對香港提出引導要求。事件引發 2019 年反修例風波⋯⋯

【待續．未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