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不落帝國的黃昏 (Patreon)

香港紀事本末．日不落帝國的黃昏．First Draft #02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香港，有許多令人不解的事。

蔣介石代表的國民政府，雖然一直表示希望收回香港，美國羅斯福政府亦支持這個安排，但到最後為何還是由英國光復，接收香港？香港、北京、倫敦、甚至國民政府，對這短短幾年間發生過的事，有不同的解說。將不同主觀角度併合起來，可以讓我們更完整地去了解當時的情況。

在這個複雜的環境當中，香港彷彿置身於風眼當中，只要平衡點稍有偏差，歷史可能完全改寫。歷史沒有如果，我們應該去了解是歷史為何如此發生⋯⋯

1941 年 12 月 7 日，日軍偷襲珍珠港美軍基地，菲律賓、馬來亞以及香港亦同時遭空襲。翌日，英、美向日本宣戰；四日後，德國向美國宣戰。

美國正式參戰，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轉捩點；由 1942 年起形勢開始逆轉，過去捱打的中、英等各方，由 1943 年便著手準備戰後的新秩序，彷彿結束戰爭只是遲早的問題。

1943 年 1 月 11 日，中英兩個簽訂「中英關於取消英國在華治外法權及處理有關特權條例」，史稱「中英平等新約」。不過，當蔣介石表示要將香港問題加入條文，卻遭到邱吉爾反對；相反英方要求中方確認，九龍半島之問題並不包括在「不平等條約」之範圍。

另一邊廂，蔣介石最初計劃是在戰略先派遣部隊進佔九龍，然後再與英方交涉主權移交；在蔣介石私人筆記有以下一段：

「晨五時醒後，考慮與英國訂約之事。我雖不要求其對九龍問題作任何保留之約言，而彼反要求我聲明九龍不在不平等條約之內，否則彼竟拒絕簽訂新約。果爾，我政府唯有發表廢除不平等條約之聲明，以不承認英國在華固有之權利。一俟戰後，用軍事力量由日本手中收回，則彼雖狡獪，亦必無可如何，此乃最後手段。如彼無所要求，則待我簽字以後，另用書面對彼說明，交還九龍問題暫作保留，以待將來繼續談判，為日後交涉之根據。」蔣介石日記

在 1943 年 10 月英國政府殖民辦公室成立「香港計劃小組」（Hong Kong Planning Unit），準備戰後管治安排。同年 11 月，羅斯福、邱吉爾、蔣介石於開羅召開兩輪會議，國民政府亦成為三大盟國（The Three Great Allies）之一。

據文獻紀錄，當時國民政府在開羅會議的策略是除非英方主動提出香港問題，否則中方亦不會主動提出。可見當時英方就香港主權問題立場已經非常清晰。然而羅斯福卻主動向邱吉爾表示，英國應放棄帝國主義，又建議戰後國民政府收回香港，然後宣佈香港是全世界的自由港。

之後在 1945 年 2 月 8 日的雅爾塔會議（Yalta Conference），羅斯福與斯大林密會時，亦有提及到香港主權問題，並表示很清楚邱吉爾強烈反對將香港交還中國，所以在正式大會上，亦無舊事重提。

戰事結束

1945 年 5 月 7 日，納粹德國宣佈投降；英國工黨隨即要求解散國會舉行大選。雖然邱吉爾本來希望到日本投降結束亞太戰事才處理國內政治，但對於多數英國國民而言，最大願望是盡快回復正常生活。

保守黨以 Help him finish the job 為口號，希望借邱吉爾個人聲望保持執政黨地位，工黨則以 Let us face the future 去宣揚福利社會綱領。雖然當時邱吉爾個人支持度仍然高達 83%，但工黨贏得最終 393 席。7 月 26 日，工黨領袖艾德禮（Clement Attlee）獲任命為首相，並宣布籌組新內閣。

艾德禮當選時，亞太區戰事雖然已經進入尾聲，但身處其中的人，仍然不知道往後的事會如何發展，更沒有可能意想得到，在一個月內，局勢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

8 月 6 日，美軍在廣島、長崎投下原子彈。

8 月 11 日，英國外交大臣密電駐華大使薛穆（Horace  Seymour），命令立即設法與被日軍囚禁的前輔政司詹遜（Franklin Gimson）取得聯繫，並授權他在日本投降後，立即恢復英國在港統治。

8 月 14 日，蔣介石於重慶召見薛穆，重申希望就香港前途問題展開談判，並提出應由國民政府軍赴港接受日軍投降，然後再將香港交由英方。

8 月 15 日， 日本宣佈無條件投降。國民政府在日本投降後，令張發奎率領第二方面軍，調派部隊前往九龍。同時，英國與重慶國民政府，分別向杜魯門重申要收回香港。

當中、英就誰應該在香港接受日軍投降的時候，香港處境其實極為嚴峻。饑荒導致社會發生「人食人」悲劇，游擊隊在大嶼山偷襲日軍，日軍則屠殺村民洩憤。當時被關閉在香港戰俘營裡面的，其實擔心日軍在撤離前會大開殺界，同歸於盡。根據 Stuart Braga 所寫的 Hong Kong 1945: Future Indefinite  ：

The worst-case scenario was that the Japanese would kill all prisoners at Shamshuipo, Argyle Street and Stanley, and depart, leaving the remaining Chinese population of Hong Kong the starve.  The internees of Stanley themselves feared a 'vindictive massacre'.

最終，美國支持由英國在香港受降；而詹遜等被關閉在赤柱戰俘營的前英國殖民地官員，亦終於在 8 月 23 日收到消息，著手準備臨時政府，並向當時在駐澳門的英國領事求助。

國民政府的粵第十三軍，當時已經到達深圳河北岸；但蔣介石最終還是放棄本來先佔領新界與九龍之計劃，並於 8 月 24 日發表聲明，承諾不會派兵，待時機成熟才透過外交及法律渠道，處理香港主權問題。

夏愨（Cecil Harcourt）1945 年 8 月 30 日戰艦開入維多利亞港前，並於翌日宣佈成立軍政府，取代由詹遜等所成立之臨時政府，並由夏愨擔任總督。

值得留意是，夏愨起初任命詹遜為副總督（Lieutenant-Governor），但遭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反對，並立即派遣時任香港計劃小組負責人麥道高於 9 月 7 日抵港履新，出任首席民政事務官（Chief Civil Affairs Officer）。詹遜亦隨即卸任，回英養病。軍政府則運作至 1946 年 4 月 30 日，待楊慕琦於 5 月 1 日復任，恢復文官傳統；但當時英國外交部對再次任命楊慕琦為港督有所保留，認為會引起外界以為英國仍然留戀過去帝國主義制度。

香港事務雖然一直由殖民地部負責，但是戰後的世界，尤其涉及到美、蘇及中國關係，卻屬外交部之職權範圍。

其實當時已經可以預見，英國將會失去印度、巴基斯坦等重要屬地，殖民地部的影響力亦隨之會大減。所以，與其說英國政府為了保留虛無的帝國餘暉，不如從當時制度內的實際利益去了解，為何英國政府相關官僚會如此抗拒放棄香港主權。

屬於另一個官僚系統的英國外交官，卻早在五四運動期間，已提出交還香港的建議。十九世紀末曾任駐華大使的佐敦（John Jordan），指中國民族主義情緒升溫，應主動於中國就香港問題達成共識。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外交部的中國專家 John Pratt 在  1943 年的著作 War and Politics in China 當中亦提到，英國可以主動就香港主權提出交涉，以換取在商貿待遇上的特殊地位，亦同時避免香港被孤立。

以上提到的佐敦和 Pratt，都只是個人意見，未必代表官方立場。不過，1946 年 2 月，外交部中國事務主管 George Kitson 在一份工作備忘錄 The Future of Hong Kong （FO 371/53632） 形象化地描繪了香港的情況：

The Chinese feelings towards Hong Kong can perhaps be most easily described by using the Isle of Wight analogy.  Supposing the Chinese had taken the island against our will 100 years ago and covered it with pagodas etc. and developed it by means which they had invented and we had not learned to use, doing all this for their own purposes, although talking a great deal about the material advantage to the United Kindom, and all the time emphasising the value of this haven of good government, a protection against insecurity, in the Isle of Wight.  Even if they had created a heaven on earth on that small island we should have only one feeling about it.  We should want it back.

外交部的立場反映了當時的一個共識：「中國想收回香港。」

對英國國民，殖民地既不再是國家經濟利益的來源；大戰過後，多數人亦不想為遙遠而虛無的榮耀，作任何犧牲。去殖民地化運動（decolonization）背後除了因為亞非各地民族主義情緒升溫，其實也是歐美各國從「萃取經濟」（extractive economy）過渡後的必經階段。

但自 1841 年，英國從來不用花費大量人力物力去防守香港；第二次世界大戰，是唯一的例外。綜合以上分析，當時英國殖民地部的底線，不會為香港與中國開戰。但若然可以不用開戰又可以保持對香港的管治，那當然最好不過。也可以見到，當時殖民地部對外交部並不信任，亦仍然對國民政府有一定介心。所以軍政府一直維持到 1946 年。

1946 年春天，中共解放軍從蘇聯接收東北據點以及軍備，國共形勢出現微妙轉變，國民政府亦再沒有閒暇去要求收回香港。之後冷戰展開，香港處理就變得更加微妙。

就在這個時候，楊慕琦在 1946 年 5 月履新，結束軍政府，剛恢復香港文官管治。同年 8 月，他宣佈計劃推行戰後首次「政改方案」，歷稱「楊慕琦計劃」。

究竟是否有如坊間所相信的版本，是因為楊慕琦思想開明，所以提出「港人治港」？楊慕琦計劃，最終為何無疾而終？繼任的葛量洪，又是否要為推翻楊慕琦計劃而負責？當時香港的權貴，究竟又扮演甚麼角色？他們想保持現狀的心態，又反映了甚麼現實的考慮？

下回預告：楊慕琦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