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是靠賣報吃飯的 (Patreon)

新年的第一宗新聞，就是眾新聞要結束。

不可以說意外，但始終感到窒息。但與其在販賣廉價的悲情，我想不如挑戰自己，看看是否可以在這個環境下，寫出一篇有點創意的作品。

以下所的對話，我盡量以胡政之先生過去見刊的文字改寫而成；所以也不可以說全是虛構。

2022 年，希望我可以給大家多點有養份的內容。

祝　新年勝舊年，好人平安心安

利世民

2022.01.03

蘋果日報、立場、眾，相繼結束經營。對上一次香港傳媒業面臨如此低氣壓，可能是 1941 年聖誕節後的三年零八個月⋯⋯

01，胡霖，字政之，生於 1889 年，卒於 1949 年。一戰後巴黎和會，胡代表大公報採訪，是當時唯一的中國記者。

02，大公報， 1902 年始創於天津法租界，立場本屬保守開文派，支持君主立憲。由 1916 至 1925 年期間，由王郅隆出資營辦，並聘用胡政之擔任主筆及經理。採訪巴黎和會後回國，胡政之辭任，並於 1921 年 9 月在上海創辦國聞通訊社，以抗衡當時由直系軍閥所控制的宣傳機器；並於 1924 年創辦《國聞周報》。

03，王郅隆 1923 年死於日本關東大地震，大公報亦曾於 1925 年停刊。1926 年 9 月 1 日，胡政之與吳鼎昌、張季鸞合組新記公司，接手經營大公報。

04，由 1926 到 1949 年，由國共合作，到國民黨清剿中共，再到抗日戰爭，到後來國共內戰，大公報一直以「四不主義」為辦報哲學：不黨、不賣、不私、不盲。

05，1948 年 4 月，胡政之在香港籌組大公報復刊時病重，翌年死於上海，報社管理由王芸生接手。實情當時中共組織已經滲透大公報。最終在奪國後，以「報紙歸人民所有」旗幟，大公報以及一眾報人，改造成政權喉舌。如是者，曾經與日本《朝日新聞》以及《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鼎足而立的大公報，漸漸變成我們今日所認識的模樣。

假如有機會訪問那些年的報人，究竟他們會怎樣評論從前和今天的世道？

利：前輩，先多謝你接受訪問。我讀了你 1934 年元旦在《國聞週報》發表的「中國為甚麼沒有輿論」；似乎你認為，中國沒有建全的輿論，是因為沒有言論自由，而沒有言論自由，是因為中國人不願意聽真話。

中國國民有一個大毛病，就是不說真話，而且不許人說真話！因為不許說真話，所以整個社會，充滿著詐偽，虛矯，自欺欺人的空氣，把人生也弄成空虛而沒有意味。久而久之，誰都不知道甚麼是真，甚麼是假，甚至積非成是的結果。間或有人敢於說真話，辦實事，大家反爾懷疑敵視，甚至要打倒他而後矣。惟其如此，社會上祗有「鄉愿」，祗有「愚論」，而不能有健全合理的真輿論。

胡：無錯，我當時的確是這樣寫。我寫這篇文章的時候，已經在報界工作了廿年。那廿年的見聞，我簡單的總結就是，權貴雖然未必都是窮兇極惡的大壞蛋，也不是處心積慮要生靈塗炭，但在他們眼中，亦看不起社會上的其他人，覺得就算大多數人都蒙昧於天下大事，其實也沒有甚麼問題。反而是無知的人越多，就越方便他們統治。但最終結果是他們自己也被欺瞞。例如當年袁世凱稱帝，借日本人辦的《順天時報》日日為他吹奏，結果往後的一個世紀，歷史如何評價這件事？

利：嗯，權貴不願聽真話，更不願講，但民眾呢？但如在民眾當中，真話是沒有市場，那你們辦報豈不是對牛彈琴？

胡：在我們那個時代，識字的已經是少數人；但話說回來，那時大家的主流都是不喜歡當權的，就將希望寄託在反對的人身上。漢人軍閥推翻了滿族的皇朝，但封建時代地方留下來的問題還沒有解決，當時的知識份子不管客觀條件，就想學俄人般來一次布爾什維克革命。諷刺的結果是，滿清皇室比軍閥更開明，軍閥時期比國民黨的一黨專政更多自由。

利：可以舉些例子嗎？

胡：我剛出道做記者時，其實電報局偶爾也會有過問我們的通訊，情況就像今時今日大陸各省市網信辦轄下的機關，也會審查言論。不過我們那時，通常只要講得到理由，所謂審查也只是拖延出版。大公報復刊後，有次我們報道吳佩孚汀泗橋大敗於北伐軍的新聞，在京津一帶印好的報紙，都被扣押。當時我到督署向某位科長解釋，做新聞工作者就是以言論紀事。他就叫我們，不要將這段新聞以大字標題，更不應該在日租界報館門口張貼。我回應他說，這是外國報館的做法；我們南方人，不少同事從上海來，難免有些洋派作風。之後，這位科長也沒有再留難我們，將扣押的報紙還我們；我們也給這位科長和他的同僚，送了半年的免費報紙。

利：那是因為軍閥的統治，沒有道德的感召吧。

胡：國民黨北伐成功，成立黨部，自由也進一步收緊。當時有人問我，是不是國民黨。我說我們辦報，並不是為任何一個黨服務。我們的四不主義，你應該聽過吧：

「第一不黨。黨非可鄙之辭。各國皆有黨，亦皆有黨報。不黨云者，特聲明本社對於中國各黨閥派系，一切無聯帶關係已耳。惟不黨非中立之意，亦非敵視黨系之謂。今者土崩瓦解，國且不國，吾人安有中立袖手之餘地？而各黨系皆中國之人，吾人既不黨，故原則上等視各黨，純以公民之地位發表意見，此外無成見，無背景。凡其行為利於國者，吾人擁護之；其害國者，糾彈之。勉附清議之末。以彰是非之公，區區之願，在於是矣。」

「第二不賣。欲言論獨立，貴經濟自存。故吾人聲明不以言論作交易。換言之，不受一切帶有政治性質之金錢補助，且不接收政治方面之入股投資是也。是以吾人之言論，或不免圃於知識及感情，而斷不為金錢所左右。本社之於全國人士，除同胞關係一點外，一切等於白紙，惟願賴社會公眾之同情，使之繼續成長發達而已。」

「第三不私。本社同人，除願忠於報紙固有之職務外，並無私圖。易言之，對於報紙並無私用，願向全國開放，使為公眾喉舌。」

「第四不盲。不盲者，非自詡其明，乃自勉之詞。夫隨聲附和，是謂盲從；一知半解，是謂盲信；感情衝動，不事詳求，是謂盲動；評詆激烈，昧於事實，是謂盲爭。吾人誠不明，而不願自陷於盲。」

利：不黨、不賣、不私、不盲；這四不，就算以廿一世紀的標準，也不容易做到。

胡：文字的威力，建立在寫文章的人自身的道德感召，才能叫讀者信服。1936 年 12 月 12 日西安事變，在 12 月 18 日張季鸞寫了《給西安軍界的公開信》：

「陝變不是一個人的事，張學良是主動，也是被動。西安市充塞了乖戾幼稚不平空氣。醞釀着、鼓盪著，差不多一年多時間，才形成這種陰謀……

我們是靠賣報吃飯的，誰看報，也是一元法幣一月，所以我們無私心。我們只是愛中國，愛中國人，只是悲憂目前的危機，馨香禱告逢凶化吉！求大家成功，不要大家失敗。今天的事情，關係國家幾十年乃至一百年的命運，現在尚盡有大家成功的機會，所以不得不以血淚之辭貢獻給張學良先生與各將士。我想中國民族，只有徹底的同胞愛與至誠能輓救。我盼望飛機把我們這一封公開的信快帶到西安，請西安大家看看，快快化乖戾之氣而為祥和。同時請西安的耆老士紳學生青年，都快去求他們照這樣做。這是中國的生路，各軍隊的生路，也就是西安二十萬市民的生路。全世界全中國，這幾天都以殷憂的目光，望著西安陰鬱的天空。趕緊大放光明罷！萬萬不要使華清池西安等地，在中國歷史上成了永久的最大的不祥紀念！我們期待三天以內就要有喜訊，立等著給全國同胞報喜。

胡：當時，南京國民黨有兩派主張；一方面有人認為要討逆軍，另一方面有人認為要嘗試和平解決。這封公開信刊登後，國民黨印了四十萬份，空投到西安。結果，雖然沒有在三日內見到喜訊，但在聖誕節翌日，蔣介石安全回到南京。

利：我很喜歡「我們是靠賣報吃飯的」這一句；坦白，可愛。但筆鋒一轉，又可以講到民族大義。

胡：報是要賣的，但就是不賣政府的帳！如果千篇一律，跟當局的宣傳大綱做，那還不如關門大吉。

利：抗戰時，大公報如何自處？

胡：我們的立場是一不投降，二不受辱。天津、上海淪陷，我們停刊，搬到重慶、漢口和香港繼續。但我們在重慶時，一樣揭發國民政府官員靡爛奢華的生活，更曾經因此被勒令停刊三天。

利：回到言論自由的題目。我總是覺得你在言辭之間，暗示中國沒有輿論是因為民族和文化的因素，你在文章中寫道：

外國社會是成人之美，是坦白爽直；中國社會都是充塞著忌嫉陰鬱的氣象，稍微不留神，便會被社會擠倒，這是中國社會事業不能大成功的真原因。

不但希望政府當局要放開度量，容納諍友；同時還希望一般國民，要拿同情和好意，多聽真話，尊重言論自由，然後真正的輿論，才能夠造成表現。

胡：你知道大公報在抗戰前後，其實也遭遇過極端民族主義份子的攻擊。1932 年 一二八上海停戰會議時，其實有許多人都想暫時止戰，但最終這件事還是被中共和蘇聯用來攻擊當時的南京政府，說：「國民黨各派軍閥和中國資產階級都是日本帝國主義走狗，以血的屠殺鎮壓反日運動來獻媚日本帝國主義。」其實一直以來，中國人所遭遇的不幸，有幾多是因為這些不必要的盲動而起？

利：當時的社會環境，若不是民族主義者，就是社會主義者，又或者是兩者的混和吧。

胡：別忘了，還有機會主義者。記得我們在 1930 年 4 月 26 日的社論「對於言論自由之初步認識」這樣寫過：

中國政界有力者，因習於中國向來鮮有獨立言論，故有一最謬誤的習慣，即抹殺獨立的言論界之存在。易言之，根本不認識言論界之職務，亦不認識言論界人之地位是也。蓋充此曹之意，以為言論界者僅為附屬政權、軍權而存在之一種職業團體，從事其間者，無獨立之意見，亦無獨立之生活，故殊不應有獨立主張之權利。

利：敢問一句，在國共之間，大公報當時的立場是甚麼？

胡：二戰後，大公報的立場，回到我們最初的四不方針；國共兩方，我們都不支持，亦不反對。所以，親共的新華日報，說我們是支持國民黨法西斯政黨。另一邊廂，國民黨的中央日報說我們是新華報的應聲蟲。

利：其實，當時大公報的立場，就是自由主義；亦從此也可以見到當時的中國，自由主義被邊緣化到一個怎樣的地步。

胡：1948 年 1 月 8 日由蕭乾執筆的「自由主義者的信念」，是這個時代大公報的立場直言：

因為我們信念中的自由主義既不模糊，也不是灰色的⋯⋯自由主義不是空泛的旗幟，下面集合著一簇牢騷專家、失意政客。自由主義者不是看風使舵的舵手，不是冷門下注的賭客。自由主義是一種理想，一種抱負，信奉此理想抱負的，坐在沙發上與挺立在斷頭台上，信念得一般堅定。自由主義不是迎合時勢的一個口號，它代表的是一種根本的人生態度。這種態度而且不是消極的。不左也不右的，政府與共黨、美國與蘇聯一起罵的，未必即是自由主義者。尤其應該弄清楚的是自由主義與英國自由黨主義距離很遠很遠。自由主義者對外並不擁護19世紀以富欺貧的自由貿易，對內也不支持作為資本主義精髓的自由企業。在政治文化上自由主義尊重個人，因而也可說帶了頗濃的個人主義色彩；在經濟上，鑒於貧富懸殊的必然結果，自由主義者贊成合理的統制，因而社會主義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義不過是愛用的代名詞⋯⋯

利：我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當然明白。可是，其他人恐怕未必明白，尤其是以當時的處境。

胡：只可以說，由我們在 1926 年接手到 1949 年，大公報都忠於自由主義的價值，算是對得住讀者。

利：可是王芸生還是參加了中共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並一直擔任《大公報》社長直到 1966 年 9 月停刊。

胡：公道地說，芸生始終是相信自由和民主；當年毛澤東發表「沁園春．雪」，腦子帝王思想，芸生見到後，在 1945 年 12 月 8 日，連續四天在重慶和上海版的大公報連載「我對中國歷史的一點看法」：

這篇文章，早已寫好。旋以抗戰勝利到來，國內外大事紛紛，遂將此文置於箱底；現在大家情緒起落，國事諸多拂意，因感一個大民族的翻身，不是一件小事。中華民族應該翻身了，但卻是從兩千多年專制傳統及一百多年帝國主義侵略之下的大翻身，豈容太撿便宜？要從根本清算，猶必須廣大人民起而進步。近見今人述懷之作，還看見「秦皇漢武」、「唐宗宋祖」的比量，由此覺得這篇斥復古，破迷信，並反對帝王思想的文章還值得拿出來與世人見面。翻身吧！中華民族！必兢兢於今，勿念念於古，小百姓起來，向民主進步！

利：最後他以「向人民陣營投降」來解釋自己的行為。

胡：他的不幸遭遇，其實也是許多中國知識份子的處境。但一作為一個自由主義者，生於中國，就更為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