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何改變中國那麼難？ (Patreon)

歷史表面上是星火燎原，但背後其實是板塊移動

烏魯木齊大火，官方數字是十死九傷，但實際傷亡人數遠高於官方公佈。結果觸發中國大陸各地爆發示威。當中，又以上海烏魯木齊中路的示威，尤為矚目，最終甚至連路牌亦被拆去。

民眾訴求非常清楚：「清零政策忍無可忍。」

有人認為令次是自 1989 年以來，中國大陸最嚴重的存在危機。但也有人認為，中國文化核心就是奴性；跪了千年，站不起來。

坦白說，對這種民族論、血統論，我是有點抗拒。假如人的行為是天生的，那我們做甚麼也是徒然。

但我也明白，過去百多年來，有不少知識份子的確是這樣去看待中華文化。有時甚至連我也會覺得，中華文化在走向現代的過程中，並沒有反省人倫關係，人與人之間的界線和距離，含糊不清，以至很多現代政治概念，未能落地生根，最終還是走向專制極權。

甚至有人認為，中國文化，根本不適合自由民主。

但香港和台灣，證明了華人文化為主的社會，一樣可以有自由民主。

再講多次，假如認定中國人就是無可救藥，大家又有沒有想過，這個立論會有甚麼結論？

千萬不要誤會，我並非因為不喜歡這個結論，而去反對其立論。百多年來，中華文化兜兜轉轉還是走不出那萬劫不復的輪迴，最主要原因就是陰魂不散的民族主義。

假如說民族主義是文明的嬰兒病，中共就是這個嬰兒病的產物。

遇到了自己覺得很厭惡的人和事，最重要是不要讓自己在不知不覺間被同化。開口埋口說中國人怎樣怎樣，其實這種論述的水平，跟小粉紅和藍朋友有甚麼分別？

那麼，除了民族論，血統論，還有甚麼理由去解釋中國大陸極權統治的常態？

社會政治體制與一個社會的經濟模式息息相關。以農業為主的社會，只要土地和人力，很自然會發展出一套封建制度。工業革命，帶來兩套截然不同的意識形態。一是由貿易和金融衍生出的資本主義，另一套就是計劃經濟。

選舉政治其實也是在過去百多年漸漸變成主流；甚至歐美社會，也是在過去幾十年才「完善選舉制度」；甚至有人認為，至今歐美的選舉制度，仍然有改進的空間。

另一邊廂，當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正式走入後工業社會；並且在 1986 - 1991 這五年間，轉變的尤其地明顯。其中，以工業思維經營計劃經濟的蘇聯，在 1991 年崩潰，並且回到出口天然氣、石油、礦產等原材料為主的第一產業。

曾經以出口和工業為最主要發展方針的日本，也剛好在這個時候盛極而衰。如是者，資訊科技、金融業等，自 1990 年代之後，成為世界經濟最主要的力量。

歷史，往往比我們所想像的要短。

1986 年，中國大陸爆發「丙寅學運」，而時任中共總書記的胡耀邦，本來計劃在 1987 年的十三大上面，廢除「廢除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

兩件事表面上好像沒有關係。但如今看來，就是因為黨的元老在 1989 後陸續退下來，讓全世界人都以為，中共能人所不能，克服了極權社會的最大弱點：「權力和平轉移交接。」

雖然胡耀邦被罷免，但好歹中共當年也完成了第一次的權力轉移；1992 年鄧小平南巡，也就是將權力轉移到江澤民的時候。

「誰不改革誰就下台。」這句話至今我仍然認為是就著蘇聯瓦解而講的，意思就是中國大陸如果沒有經濟實力，就甚麼都不用再講下去。結果，由 1978 年開始的改革開放，一直維持到 2018 年；維時四十年。

就在這四十年間，中共除了改革了落後的生產工業，以廉價勞動力去搖身一變成為世界工廠，由 1990 年代中，香港也協助了中共建立一個初階的金融制度。

正如前一部分所講，經濟模式與社會政治制度，是息息相關。香港雖然沒有普選，但法治、高效廉潔的行政機關、獨立的司法制度等，都是香港之所以是一個國際金融中心的條件。

所以，更正確一點應該說，香港在一國兩制的防火牆外，讓中國大陸享受到現代金融業帶來的各種好處，同時避免了政治體制的需要；這才是一國兩制的真正原意。自從中共破壞了這一度防火牆，問題便漸漸出現。

很多人都以為，中共近年的變化，只是習近平的個人意願。但我更傾向相信，習近平是制度之下的產物。假如換了另一個人，例如薄熙來，也不見得結局會有多大的分別。

但有理由相信，目前中南海的那幫人，應該也想到了存在危機的問題。假如 1989 - 1991 年所發生的事，令中共明白到發展是硬道理，那麼在 2022 年的今日，在中共那幫人眼中，繼續維持統治，關鍵究竟是甚麼？

放棄清零，回復正常，是否就可以化解這場危機？問題是中共目前面對的，是否只有清零的問題？過去兩年，中國經濟的發展停滯不前，比過去更明顯；回到 1992 年發展是硬道理的前設，又能否重新建立「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社會契約？

嚴格來說早在十年前已經開始見到中國大陸出現「中收入發展陷阱」的情況，即是由於社會和體制，未能發展出一套可以夠容納複雜關係的條件，結果第三產業的發展到某階段便停滯不前。

經濟發展放緩的同時，中共也只餘下唯一的最後板斧，就是民族主義。

在 1990 年代之後，中國大陸屢次爆發對美日的示威。但當時中共仍然以謹慎的態度處理，可見執政者心知肚明，民族主義不但可以支持一個政權繼續執政，更可以用來挑戰政權。

當年中共奪權，除了靠蘇聯的裝備和支持，就是高舉民族主義；毛澤東在天安門廣場城樓上的「中國人民站起來」，是有其時空背景。

過去十多年，世界各地其實都有新一輪的民族主義冒起。中國大陸如是，歐美各國亦如是。那怕是本來最國際化的香港，同樣醞釀出民族主義情緒，最終在 2019 年爆發。中共既抵擋不了這股浪潮，甚至乘勢將本來「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的社會契約變成了今天的「偉大民族復興」。

但諷刺是，靠民族主義起家，靠民族主義執政的中共，卻將其他地方的民族主義浪潮，說成是歐美的陰謀，是顏色革命。

重慶有示威者表示：「不自由和窮是病」；言下之意就是比那不能說的病，人民更怕不自由和窮。假如中共將目前在各地的民眾示威，說成外國勢力的陰謀，恐怕只會令民怨更沸騰。

但中共怕民怨嗎？這個問題，相信大家心目中都有一定的答案。我只想再補充一點，就是自古以來，民變都不能直接撼動政權，但民變卻能夠令體制內的奪權者，有機可乘。保路運動、武昌起義等，最終只是讓軍閥知道，或許是時候要自保。事過境遷地看，東南互保，就是清朝末年反映皇室氣數以盡的最主要一件事。

另一個例子，就是 1991 年的蘇聯。嚴格來講，當時只是各地的權貴放棄了最高蘇維埃，以保持他們的權力範圍。有些比較接近西歐的前蘇聯的加盟國，漸漸轉型成現代的自由民主社會，也有一些轉型得落後。烏克蘭也是在過去十幾年才變過來，也成為了後來與俄羅斯的矛盾所在。

要知道，假如烏克蘭也可以變，白羅斯也可以變，俄羅斯也可以變。普京是反應得太遲，也失了方寸。

或許，中共對歷史的教訓，還是極為警惕。所以對中共最高的一圈人而言，首要控制的，並非異見份子，而是在體制內的潛在競爭者。所謂反貪、國安委以及後來出現在海外緝捕權貴的獵狐行動，針對都是從體制內離開的人。所以在二十大前後，傳出中共內部各種矛盾與不和，反而才是極權統治者最不安的事。

極權統治，的最重要手段，就是要令體制內的人無法建立信任；只有當他們假定了任何人都會出賣自己，他們之間便無法團結起來推翻統治者，改變權力結構。

體制內的不斷傳出不和的消息，可以是試探眾權貴忠誠的方法，也可以是事實。但很難想像在目前的情況下，真的會發生奪權事件。反之，很有可能在三月兩會前，再有一批體制內的人被清算。

如何清算，當中也有平衡的計算。假如權力核心裡面，大多數人都感到自己的人身性命受威脅，結果很可能又是另一場宮廷政變。任何能夠攀上權力核心的人，其實都是深愔這套權術的高手。

所以，若是想中共出現 1991 年的那種局面，不是沒有可能，但可能不高。到最後，轉變的唯一契機，就是當統治者死亡，又或者健康和精神不再適合統治，而權力繼承的規則和潛規則，亦已經完全盪然無存。

1976 年周恩來、朱德和毛澤東相繼死亡，隨之而來就是華國鋒與四人幫的爭逐。華國鋒除去了四人幫，但在權力結構內卻沒有其他盟友，結果就是最元祖的一幫人官僚，如鄧小平等，敗部復活。

人的壽命再長，也不是千秋萬代。雖然從前還有帝制的年代，官員為表忠誠，掛在口邊的一句就是「吾王萬歲」，但其實個個都各懷鬼胎。假如今天只記得一件事，請記住這一點：當今領導去見毛澤東之時，中國大陸亦將會有場政治鬥爭；而且這場政治鬥爭，將會是 1949 年以來，首次讓全世界人見到，選舉政治最終的得益者，還是掌握權力的統治階層。

不要忘記，當年毛澤東的尚且在群眾心目中有超然地位，現在這位統治者，可能是宮廷政治計算的高手，但他缺乏群眾政治的條件。所以在他去後，甚麼都留不下，他在生時講過的話，都不會有人認真對待。

很多人認為中國人民族性卑劣，所以不會起來反抗，但其實不是人民不願意反抗，而是反抗也撼動不了權力結構。

歐美各國，其實也是經歷長時間，漸漸演變出面前的自由民主體制。其中最重要的過程，就是由以土地和人力為主的農業社會，變成以貿易和金融為主的現代經濟。

可以大膽講，沒有一個極權社會，可以發展出 真正的貿易和金融。自由民主，既是資本主義的前設，但也可以說，現代選舉政治、司法和公民社會等，是貿易和金融的副產品。

這也是為何自 1978 年，世界各國都期望隨經濟改革開放，中國會漸漸醞釀出變革的條件。

第一次出現改革的「自由窄巷」，就是以上所講 1986-1991 的五年。

結果，錯失了近代第一次改革的時機，中共卻繼續經濟發展；但可以見到，由 1991 年後，中共的重點已經變成借外資改革落後的國企，甚至到後來的國進民退，以及發展一套中共以為可以被控制的金融業。

2015 年後，中國大陸的金融業發展已經停滯不前。事實上，不只是中國大陸，世界各國某程度亦如是。另外，自從 2020 年起，中共甚至將科網這個板塊，亦企圖吞噬到黨政的完全控制之下。

今時今日的中國，可以為保政權不惜鎖國；相信這個訊息已經明確不過。類似情況，歷史上發生過好多次。大元之後，世界進入第一波的全球化，也就是所謂的大航海時代；但到了大明中葉，當時的朝廷卻反其道而行，以封關去避免貿易經濟，所帶來對政權的挑戰，而封閉格局，一直維持到晚清。

晚清的轉變，由太平天國開始。因為太平天國，清政府不得不借用地方漢人的力量和資源，組織地方武裝部隊。與此同時，地方漢人亦透過與貿易，獲得龐大的經濟利益。在晚清最後十年，地方武裝力量和貿易經濟，超越了中央。最後在慈禧死後兩年，宣統亦遜位。

中共奪國後的首三十年，也是封閉狀態。但以歷史的標準，這次封閉的日子並不算長。由 1978 改革開放到 2018 年四十年，是近代中國發展得最快的日子。但是有兩點是中共不願意面對的：一，沒有外資和外貿，中國大陸不可能如此高速發展，而這亦意味著，中共是必須要遵守國際的遊戲規則；二，雖然說中國發展的快，但也只是局限在主要的城市，全國仍然有數以億計的人，活在貧困當中。戶籍制度，就是保護大城市內的小資階級，以換取他們對政權的服從。

現在就是這一些城市小資產階級意識到問題的時候。

我希望大家明白，有很多人未必是真的愛國，他們只是覺得，不去招惹北京，不去挑戰權威，就可以過好日子。

其實，我們何嘗不是曾經這樣想？我甚至覺得，從一般人的角度，追求小確幸也沒有錯；這不叫奴性，叫人性。

無錯，2019 年的時候，有中國大陸的人對香港人沒有半點同理心，甚至覺得香港人是愚不可及，但難道今日我們就要用同樣的態度去看待他們？

當我們想別人怎樣對待我們，就怎樣去對待別人；而不是別人怎樣對我們，我們就怎樣對別人。以上的分別，相信大家都明白。

【結論】雖然說目前的經濟環境變差，中共也受制於「中收入陷阱」，但那怕無法繼續以過去「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的理由去維持專制，結局大不了就是回到封閉的局面，讓歷史凝固在某個發展狀態。

而假如說有一日中共會變，亦似乎不會是蘇聯式的結局，而是在下一次權力交接的時候，重演 1976 - 1978 的事件；但再往後的一波變革，現在實難以預言。

【題外話】研究經濟和歷史的人，不喜歡以戲劇的角度去了解世事；但偏偏人類的腦袋，最喜歡聽故事。希望這一篇分析，能夠讓大家在「榕樹頭講故佬」的論述以外，從另一種角度理解社會現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