鐵窗後的手足 (Patreon)

早兩日，剛剛跟一位從香港過來的朋友聚舊。從前他也是到處跑的人，但過去兩年，他沒有這個自由；現在一有機會，他就真的報復式出行，由歐洲到美國又再回到歐洲。

「我想請教一件事；你覺得我們這些在海外的人，可以做些甚麼事去幫身處香港的朋友？尤其是身陷囹圄的那些。」朋友一直支援在囚的港人；雖然不是甚麼大規模的有組織行動，但從他的觀察，但應該也反映一定的現實：

粗略估計，現時香港的監獄裡面，有四分一甚至三分一人，是政治犯。他們在獄中與各路人馬互相學習；有些本來對政治沒有太大感覺的江湖人物，好像對政治犯有點同情。但同時也有不少政治犯，因此接觸到社會的另一個存在，甚至放學後，因為找不到工作，加入了地下的市場。

另外，年輕的那些政治犯，堅持繼續讀書，通常都是希望「放學」後，可以重返校園。

監獄有監獄的秩序和規矩，並不是在外面的人可以影響得到；而且像我們這些隔了兩重的海外香港人，可以做的，其實不多。

雖然香港有不少企業，不會歧視有案底的人，但未必是每個人在獲釋後，都能夠調節過來。所以相關的就業及升學支援，有一定需要。此外，有些人花了許多冤枉錢打官司，獲釋後第一個壓力就是這筆負債。

當然，跟這位朋友講到香港政治犯的處境，其實我最關心的，還是於我有知遇之恩的黎智英。

「他有機會重獲自由嗎？」官司快將開審；朋友這樣問，我也不知從何說起。

「讓我這樣講吧；假如 1989 年北京視學生運動是人民內部矛盾。今次北京強調是勾結外國勢力，罪名恐怕要重很多。」

中共由起家到目前的統治，不是靠馬克斯主義，而是民族主義；尤其是過去廿幾年來，民族主義才是中共最重要的統治工具。換句話說，當北京認定了一個人是勾結外國勢力，結果是將會無所不用其極地去羅列各種罪名和所謂的證據，務必要完全摧毀一個人。

「為何律政司千方百計阻撓黎生聘用英國的大狀？」朋友問。

「我不知道；但我估計是因為香港的官僚也不知道究竟底線在甚麼地方。總之，凡是敵人贊成的，他們就要反對。因為他們也怕，如果不去反對的話會被怪罪下來。」我說。

「其他人為甚麼要認罪？」朋友又問。

「坦白從寬嘛。」

雖然我知道這不是一個合情合理的原因，但偏偏這是又大家可以想到唯一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