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他們以為得到老大哥的注意 (Patreon)

有位朋友給我傳來一篇在報紙刊登的文章，內容大概就是指過去廿五年來，特區政府沒有做好「去殖民地化」，結果就是市民不服從，政府不作為。

「這篇文章有甚麼特別？」我問。

「我認識作者。他說這篇不是寫給香港人看的，他是想北京知道，特區政府是如何不濟。」朋友說。

「這篇文章的作者想多了。首先他要明白一點，老大哥要是連如此這麼的一篇散文都要放在心上，恐怕他一天有幾億小時也不夠用。」其實，我也不想破壞藍朋友的幻想，但這只是做人的基本常識：「不要將自己看得太重要。」

究竟從前北京是憑甚麼途徑了解香港的狀況？現在又有甚麼轉變？

01，「你又知北京從乜嘢渠道了解香港？」中國政府以及中共的組織結構，其實很透明，也有大量歷史資料可以參考。不過，入正題之前，必須要明白，「黨」同「國家機器」基本上有分別。

02，有一段很長的時間，涉及香港事務，在明，是國家機器負責，但在暗，是黨在進行統戰。中國政府的國家機器，由上而下最高的執行機關是國務院，轄下有港澳辦。另一方面，外派在港的從前是新華社，後來改組成中聯辦。嚴格來說，港澳辦和中聯辦互不從屬。

03，「為甚麼要有那麼多的衙門？有必要嗎？」中聯辦和港澳辦的出現，應該要由 1978 年開始講。港澳辦的第一代主任是廖承志，當時他亦負責了僑務統戰工作等。廖承志負責僑務有特殊的地位，甚至他在 1983 年逝世，長子廖暉也同時接手執掌僑務工作。在中共很少有這種子承父業的情況，廖承志、廖暉應該算是極少數的例外。

04，至於同時期的新華社香港分社，卻有兩個社長；李菊生屬外交體系，王匡管的是出版、新聞。簡單的常識告訴我們，當一個機構有兩個話事人，即代表兩個都不是真正的話事人。當時的中共，雖然已經踏入後毛澤東時代，但 1978 年的時候，似乎中共仍然處於某種混沌狀態。嚴格來說，一直到華國鋒在 1982 年被陳雲、胡耀邦、李先念等在中共十二大迫出政治舞台，情況才明朗化。所以，雖然早在 1979 年 3 月麥理浩訪京時鄧小平已經提出要收回香港，但中英談判卻要在 1982 年 9 月才正式開始。

05，從 1983 年的人事任命，就可以更清晰地見到港澳辦和中聯辦的分工。接替廖承志執黨港澳辦的姖鵬飛，也是外交官，當時最主要的工作是香港前途問題談判。至於到香港出任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的許家屯，其實一直是江蘇省的地方官，沒有做過外交，也沒有做過任何中央官職。

06，八、九十年代，即是中英談判以及過渡期，港澳辦的使命就是要在 1997 年 7 月 1 日收回香港。新華社分社，才是一直以來中共在香港的代表。1950 年代的梁威林，已經身兼港澳工作委會員（工委）書記。更正確一點說，在 1949 年前中共仍未奪得統治，就已經在不同地方設有工委；甚至可以說這才是中共的最原本真面目。

07，2000 年新華社改組成中聯辦，全名是「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與此同時，當時在北京的廖暉（廖承志之子）是港澳辦主任；他就是許多香港富豪權貴在北京的聯絡人，某程度上也是僑務工作。

08，以我們香港人熟悉的講法，新華社和後來的中聯辦，是做文宣和深耕細作。僑務和港澳辦，某程度上只是歷史的遺物；尤其是在廖暉卸任前後，更明顯見到中聯辦積極介入香港政治及社會脈絡，當時亦有過「第二支管治梯隊」的講法。

09，究竟當時發生了甚麼轉變？2007 年習近平以中央書記處書記、國家副主席身份，接曾慶紅執掌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港澳工作協調小組，才是對北京對香港事務的最高決策機構。亦是從這個時候開始，過去與北京關係密切的一眾香港財閥、商界和社會精英，與朝廷的聯繫變得疏遠。

10，過去有甚麼重大的事情，往往是由香港的主要官員又或者重要人物，直飛北京去「領旨」。自從曾慶紅卸任之後，絕大多數的傳話都是由中聯辦去處理。與此同時，香港亦出現了許多陌生面孔，以學者、研究員身份擔當中間人，接洽香港社會各界。這些「國產凌凌柒」，主要工作是收風和放風。

11，我知道香港有不少「被收風」的人，對於能夠有機會向北京傳達訊息，感到是自我表現的機會。但有對中共組織有研究的朋友分析，這些「國產凌凌柒」的職責是核實由中聯辦上呈北京的資訊，所以他們每期都有很明確「收風」目標。亦由於他們的工作很多時只是核實，所以對「中間人」提出任何額外的資訊，最終也只會石沉大海。

12，中聯辦上呈香港的報告，更加是經過多重篩選；不一定是報喜抑或報憂，而是在於當時主事人如何揣摩上意。由 2012 年起，香港出現本土主義漸漸成為政治力量，亦是由這個時候開始，中聯辦就不斷強調顏色革命和國家安全，因為這也是北京想策動的變化。

13，正如一開始所講，黨和國家機器，雖然好像有很多重疊的地方，但在這個神奇國度，黨建比國家機關制度來得更重要。香港人，能夠成為黨員而且能夠到達核心，少之又少；至於究竟是誰，亦不用多講。所以唐英年輸給梁振英，我們絕對不應該覺得出奇。

14，之前在其他文章我也有提到，唐英年是香港的財閥和精英屬意的代表。那些年，香港的精英和權貴以為「一國兩制．港人治港」，意思是他們只要向北京示忠，北京就會讓他們去選擇誰做代理人。結果當然是完全另一回事。

15，梁振英是中共的代理人，而唐英年只是個長年向北京示忠的香港人。梁振英任內，幾乎所有北京對港的政策，都是由他向特區政府傳達。梁振英任內五年，大家聽得最多是甚麼？說公務員不配合，香港人心未回歸等。但其實有理由相信，不管那幾年發生甚麼事，這幫人的對白都會是一樣，因為他們想要的，就是騰籠換鳥。

16，香港的財閥和精英，最初還以為梁振英只是一時的意外，相信當北京發現行不通的話，還是要依賴原本的骨幹。曾俊華，就是香港財閥利益共同體，第二次測試北京。結果當然是碰了一鼻子灰。

17，2017 年 2 月，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張德江和負責統戰的孫春蘭等，在深圳召見香港權貴，表明林鄭月娥是中央唯一支持的人選。這件事之後，香港的財閥和權貴清楚明白，自己已經沒有條件討價還價，也不戈應該再存有任何幻想。

18，「香港人，真的沒有可能讓北京改變對香港的方針？」沒有。北京既然連權貴對香港的話事權都刻意限制，貶抑，他們又怎會讓任何人可以從香港遙距發功影響到北京？

19，再者，由香港傳話到北京，當中經過幾多重過濾？北京和香港之間的溝通障礙（communication breakdown）越來越明顯，也越來越嚴重。那怕港官完全絕對地服從，他們亦未必知道要服從甚麼，究竟怎樣做才對。結果就是，有班人就學會了不斷重複幾個簡單空洞的口號，「講咗當做咗」，因為他們真的不知道怎樣才算完成任務。

20，遠的不說，單以房屋問題為例，就已經夠頭痛。究竟怎樣才算完善解決房屋問題？有沒有可能轉化成可以量化的客觀標準？連香港的房屋有甚麼問題，北京其實都不能具體地表達，至於其他的管治範疇，就更加不用說了。

21，尸位素餐者，繼續薪高糧準，而他們每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做點事去證明自己的存在意義。他們也會在無故地搔首弄姿，以為遙遠的他會見到；殊不知，人家可能眼尾也沒有瞄一眼。所以，在香港的報章寫專欄文章，想北京見到，情況就有如在皇后大道中裸跑但希望火星上的人會拍掌，是想多了。但從這件事可以見到，專制統治為何可以成功，奴才又是如何修煉出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