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財政困局：中央與地方之間的矛盾與挑戰 (Patreon)

寫書跟平日的隨筆文章，最大分別在於書的 shelf life 更長。所以立論、論證要更嚴謹，行文也得小心點；電子書好一點，好像可以更新。

所以，過去一日，沒有處理文字，反而專心整體數據；我想在這裡也可以分享一些階段性成果。

例如，這本書的其中一個論點就是：「中國大陸政府要透過發債來處理財政的問題。」

但憑空講沒有說服力，所以我花了一點時間，到國家統治總局找來自 1994 年中國政府的收支數字。

很明顯，自 2006 年起，中國政府就開始出現結構性財赤。

不要少看每年幾萬億的財赤，因為日積月累之下，結果很可能是一場債務危機。但財赤現象不斷擴大的背後，真正的原因又是甚麼？又意味著甚麼根本的問題？

以下將會是新書內容的一小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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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這張圖，橙色實線是中央政府的開支，橙色虛線是地方政府的開支；深藍色是中央政府的收入，淺藍色的部份是地方政府的收入。可以見到，中國自 2006 年起的赤字不斷擴大，原因是地方政府的開支不成比例地上升。

中國大陸的地方經濟發展，其實集中在少數主要一、二線城市。這種發展不均，才是中央政府一直以來面對的最大問題。自從 2006 年的「十一．五」，控制了一半公共收入的中央政府，將資源調配到落後地區。就是由這個時候開始，見到地方政府的開支不斷膨脹。

當然，同期中央政府的開支亦有所增加。但單純以中央收入扣除開支，其實中央的財政在過去三十年來都是有盈餘，真正不受控的，是地方政府開支。

究竟應該怎樣去理解這個現象？

簡單直接而善意的講法就是：「中共相信那些開支都是投資；落後的地區都發展之後，就會帶來經濟效益。」有些人叫這種主張做凱恩斯主義；但其實這是不對的。因為凱恩斯只是主張在整體需求不振的時候由政府帶頭增加需求，而不是說甚麼時候都可以靠政府去增加整體需求。

另一個觀點，就是中共要求地方官員交出政績，而考核標準就是每年地方經濟增長幅度。所謂經濟增長，可以只是統計數字上的遊戲，最簡單的方法莫過於由政府主動增加需求。但是地方政府又如何透支？答案就是借土地經濟去增加槓桿比率，這亦是自 2006 年起，中國經濟的其中一個重要運作。

這種透過槓桿膨脹的操作，其實等於將風險放大，最終由中央去承擔。這也是經濟季裡面的「道德風險」。

中國大陸自從 2017 年起，地方政府的開支已經超越了中央和地方政府收入的總和。換句話說，「十一．五」和「十二．五」要發展落後地區的目標未達到，但所帶來的代價卻非常明顯。

由「十三．五」開始，忽然又將重點轉到去科技創新。事實上，中國大陸要突破發展樽頸，也就是所謂的「中等收入陷阱」，亦只有這個廿一世紀版的大躍進。問題是，大灑金錢又是否可以發展科技？

中共似乎沒有後落後地區的發展過程吸取到教訓；由上而下的資源分配很容易出現浪費，貪污以及各種投機取巧的事。例如在「十三．五」的期間，中國大陸各地都要發展智慧城市、電競，而且每個項目都是以十億、百億元計，幾乎完全是沒有考慮到自身的條件和現實。結果，五年過去，又花了不少冤枉錢。

當然，也有人說：「這些錢不是白花的，總有人可以上下其手，中飽私囊。」

無錯，連中共自己也承認貪污的問題，但他們卻從來都不會去深入思考，究竟制度出了甚麼問題？

究竟中共的統治最核心的問題是甚麼？說穿了，就是中央和地方的矛盾。

首先要接受一個事實：任何大國，總有些地方是高度發展，但絕大多數地方，能夠達到小康就已經不錯。過程當中，最重要的一個因素是人口的自由流動；讓鄉郊人口遷移到經濟中心；當鄉郊人口減少，留下來的人口，平均收入亦自然提高。更重要是，人口自由流動帶來知識的轉移，可以是帶動落後地區發展的關鍵。1978 到 2008 年間，中國大陸依賴有限度的人口流動，以滿足勞動力的需求，也造就了這廿年的急速經濟增長。

偏偏在中國大陸，編戶齊民是幾千年來最重要的統治手段。到了現代，戶籍制度仍然是中央集權的主要社會控制手段。而且，對一、二線城市戶籍的居民，他們亦不願意將身份開放予外來人口。

結果，在過去十幾年，高度發展的大城市，人口急速高齡化的現象。勞動力和人口增長卻集中在落後地區，偏偏在這個時候，中國大陸整體的經濟增長亦開始放緩。

以上這些因素環環緊扣。若然讓中國的人口流動，可能不消幾十年，個別地方的政治和經濟力量更大，尤其是珠三角、長三角。歷史的教訓是，這種地區的發展趨勢，往往意味在中長期會挑戰到中央政府的集權統治。這亦是為何中共如此在意要落後地區「在地城鎮化」，而不是透過人口流動去解決發展不均的問題。

順帶一提，其實在美國一樣帶地方政府與中央的矛盾，所以美國的聯邦制是非常之微妙的平衡。在八、九十年代的中國大陸，有極少數的知識分子也曾經幻想過，中國走向共和與聯邦制，但這種想法也意味著政治體制的徹底改變。但在過去十五年來，已經再沒有人想像中國大陸的體制會循這個方向發展；反之，現實中的中共，卻不斷增加中央的控制，而目前見到的財政困局，某程度上亦可以視為是集權中央的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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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更長的歷史角度分析，中國大陸這一片土地上的政權，從來都面對著同樣的兩難；一旦容許地方政治經濟力量發展起來，對中央集權就是一種威脅。反之，要維持中央集權，就唯有回到封閉的經濟模式，透過控制極少數的尋租者來間接地控制更廣大的民眾。而以上提到的這些尋租者，就是在宗法制度下的地方仕紳，科舉制度就是這群地方仕紳與不同皇室統治的政治妥協。

太平天國沒有直接衝擊到大清的統治，但間接埋下這個皇朝覆亡的伏筆。因為對抗太平天國而坐大的地方政治、經濟和軍事力量，才是中央集權最終瓦解的原因 1900 年義和拳以及慈禧向十一國宣戰，並沒有結束大清統治，反而是東南互保，拒奉「亂命」，才是反映大清氣數已盡。

另外，當今政局與百多年前有許多相似之處，其中之一個就是在科技和經濟發展問題上，集權中央的政權，往往只想要得到發展帶來的好處，卻沒有想到當關的前因後果。

百多年前，大清的皇室和官僚以，為只要船堅炮利，就可以成功過渡到廿世紀。當然，從今天的視點來看，洋務運動失敗的原因顯然易見。科技和經濟發展，非像移植一棵盤栽那裡，搬到另一個地方加點泥土加點水就可以繼續生長。再者，科技和經濟發展，也會對社會、文化等帶來影響，所以事情是一整套而來。但是當時的世界，除了大清以外還有許多最後的帝國，一樣以為船堅炮利就無往不利。所以也不可以怪當年大清以為可以「洋學為用，中學為體」。

甚麼是洋學？甚麼是中學？當時這個命題，假設了「洋學」就是科技，但統治的制度和文化，也就是傳統的權力結構，可以維持既得利益者的一套，也就是所謂的「中學」。

其實 1919 年五四運動，知識份子已經覺醒到，民主和科學精神當中的關係。結果沒有民主和科學精神沒有落地生根，反而長出了共產主義和民族主義。誰會想到又過了一百年，這個民族仍然在原地踏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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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篇題要：究竟一個國家可以欠下多的債？中國還有些甚麼經濟隱憂？

最後，有個請求。大家可否幫忙看看內文有沒有甚麼問題？有沒有甚麼需要增減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