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失的中國經濟 (Patreon)

「迷失的中國經濟」這個題目，對於許多讀者和觀眾，可能已經聽得有點厭；但不要介意我再借題發揮多一次。畢竟，過去我從未嘗試過將幾個最重要的相關因素，串連一次過解釋；我有講過人口問題，也有分析房地產泡沫破裂後的資本市場，亦有觸及過地緣政治以及中等收入陷阱的挑戰。

但當以上種種因素聯繫起來，我們可以見到一個更宏觀、更全面的圖景。

另外，無論是習近平抑或李家超，近來都在「提醒」大眾要「過緊生活」；這是政治上的「預期管理」。似乎中共由中央到地方政府都已經形成共識，要接受經濟不景氣的現實。

問題是，這場經濟不景氣維時有多久，最終又如何可以走出困局。

甚麼是迷失？

所謂的「迷失」，並不等於經濟的突然崩潰。

過去有不少中國經濟崩潰的論調；但每次預言落空後，反而令更多人覺得，中國經濟既是大到不能倒，也是大到不可能倒。但我認為，不論是「中國崩潰論」抑或「中國經濟永遠不死論」，都是極端和充滿著主觀願望，與現實有很大的距離。

當前中國大陸面臨的迷失，與當年日本經歷的迷失類似，即在經歷了一段高速增長之後，突然之間不知道下一步該做什麼。這種情況，通常是已發展國家會遇到的問題。以美國為例，美國的經濟發展歷程並非一帆風順，它也經歷過障礙和挑戰。如果大家記得1929年的大蕭條，那場經濟危機之後，美國也經歷了一段迷失的時期。

美國經濟從1929年的低谷到後來的復甦，經歷了一個重要的轉型，從一個純粹的工業社會逐漸轉向重視知識和技術的社會。如果大家看過電影 Oppenheimer，或者會留意到，製造核彈的過程中，Oppenheimer 和他的團隊中不僅有美國本土的學者，也有不少來自歐洲的學者。在某種程度上，第二次世界大戰使得一大批高知識分子來到了美國，這是因為美國相對安全，不需參與戰爭。這一時期，美國的高等教育界得到了發展。美國的大學雖然本來就不差，但真正成為世界上最頂尖的科研學府還是在那時。歐洲當然有許多傳統的學術機構，但如果你看今天的情況，絕大多數頂尖的科研和創新學府都在美國。

這一點表明，美國經歷了一次轉型，但確實經歷了一個漫長的調整期。那麼，問題來了，中國大陸是否也能突破這一點呢？從特區政府積極搶才的行動來看，你會明白為什麼這麼做。但是，搶才的過程中，目標是什麼？當年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吸引的人才包括愛因斯坦等頂尖科學家，以及藝術家和創作者等擁有無形資產創造能力的人才，這些人才最終都流向了美國。

言歸正傳，當前中國所面對的局勢，可以概括為四大挑戰。

首先是人口老齡化。若深入探討，人口老齡化對資本市場的正面影響是不容忽視的。常見的觀點將人口老齡化簡化為老年人增多導致勞動力短缺，但這並非根本之憂。若無足夠勞動力，自動化與機械化便是解決之道。人類文明進步的方向，就是盡可能減少人力勞作的需求。古時，人與牛馬無異，皆為廉價勞動力，這也是奴隸社會之所以存在的原因。當時的勞動並不需要智力。然而，在現代社會，人口不僅僅是勞動力那麼簡單。

另外，人口結構與至少兩大範疇息息相關。首先是消費。每一個人都是需求的創造者，他們的消費需求驅動經濟活動，這一點至關重要。其次，人們不僅是需求的創造者，也是生產者，他們能夠累積財富，中產階級的崛起證明了人的存在意義遠超勞動力。例如，人對於資本市場的支持不僅體現在購買房產，而是在於每月供樓的資金流入銀行，銀行再將這些資金槓桿化，進一步借貸出去。每個供樓的人，實際上都在支撐著資本市場的運作。購買股票的行為，本質上是用個人的儲蓄去冒險，希望換取未來的收益，這才正是資本的真正定義：「放棄當下的享受，以期待未來更大的回報。」

人口老齡化將導致消費力的相對衰弱。雖然中國大陸一直在努力推動內需、內部消費市場的發展，但這一進程之艱難，部分原因在於老齡化人口的消費意願降低。再加上更深層次的問題：「誰來承擔養老的責任？」當然，有些老年人經歷了中國從1978年至2018年的高速增長期，他們或許能夠用自己的儲蓄來自我養老，但真正受益的可能只是在一線城市社會的極少數人。正如李克強曾言，有六億多人每月收入不足一千人民幣，這部分人無論老化與否，根本無力支撐消費市場，更不用說進行投資了。

今日討論的第二個要點，是中國資本市場本身存在的缺陷，而這些問題的浮現，並非僅源於最近的房地產泡沫破裂。更根本的問題是，中國大陸資本市場在資源分配效率的問題。

事實上，早在1990年代，國有企業間的所謂「三角債」問題便已經顯示出來。三角債是指一家國企欠另一家國企的資金，而後者又欠第三家，第三家又欠第一家，形成一個債務循環。這些被稱為三角債的現象，其實反映出一個更深層次的問題：缺乏問責。

錯誤的投資，不但未能促進生產力，提高經濟效率，反而往往有一部分人將利益私有化。因此，貪腐問題一直存在於資本市場之中。談到資本市場的問題，中國大陸的資本市場在分配效率上一直是低下的。那麼，改善這種狀況要依賴誰呢？

答案是通過將國有企業推向香港上市。首先，這能夠吸引外資；其次，透過香港的公開市場，這些國有企業至少有了一定程度的問責性，因為從中央政府監察國企的效率遠不如香港的股民、評論家和國際資本對上市公司的監督來得有效。而且，這還使得一些國企高層能夠直接從中獲利。

儘管至今，上海和深圳股市的 IPO 總值位居全球之冠，但在這過去的兩年中，鮮有人提出要增加A股的投資。那麼，源源不斷支持 A 股 IPO 的資金又是從何處來？2020 年房地產市場陷入困境之後，中共中央政府的—定向投放，是其中一個原因，但我不敢斷言這種現象是否能長久維持。

我更擔憂是，政府發行的債券可能會成為整個資本市場中最主要的資產。銀行需要持有能夠產生收益的資本，當房地產市場不再是一個選項時，銀行資本必須尋找新的替代品；而在人民幣市場中，不論是地方政府還是中央政府的債券，都成為了一種可行的資本配置方式。當中國資本市場逐漸轉向以債券為主導的市場，情況就有如 1990 年後的日本，以及2009年後的美國。

事實上，2008 年金融危機之後，美國也經歷過「迷失」；這一點是毫無疑問。否則，也不會有年輕人高呼要佔領華爾街，以及後來新的政治浪潮。另外，我的觀察是，「迷失」往往會牽動世代之爭；日本的情況更是顯而易見，中國的現狀亦與日本相似。

值得注意的一點是，為甚麼美國的迷失彷彿沒有日本和中國般的嚴重。畢竟，美元仍然是擔當著國際結算貨幣的角色，全球所有進行美元交易的銀行，都必然持有一定量的美元債券。這不僅限於商業銀行，各國中央銀行也因為與美國作為交易對手而持有美元債。因此，擁有較高外匯儲備的國家，自然也持有更多的美元債券；日本和中國便是如此。

由於這一機制，雖然美國國債的發行量急升，但仍然有一定的市場深度去吸納。有一個簡單的原則希望大家會明白，當一個國家的政府發債速度超過銀行放貸的速度時，便可能出現通縮現象，日本便是一個典型例子。但假如一國的貨幣體系中，銀行放貸速度與政府發債速度相匹配，則可能不會引起過度通縮。關於美國經濟的情況，我們可以在另行再討論。

目前而言，中國的困境是：人民幣在國際市場上的規模實在過小，以至於人民幣債券的需求並不高。中央和地方政府以目前的發債規模，極容易引發人民幣計價資產的收縮，即樓價和股價下跌的情況；這也解釋了為何雖然利率在下降，中國大陸民眾如有資金，仍然會選擇償還債務或保留現金；重點不僅關乎利息，更關乎貨幣未來的購買力。這種情況，正是凱恩斯經濟政策中經常討論的所謂「流動性陷阱」。

要解決流動性陷阱，通常的方法是透過政府支出。那麼政府支出是如何進行的呢？簡單來說，就是政府借入資金後進行消費和投資。這樣的做法，無疑又回到了中國一直以來依賴的增長模式，即透過大量的鋼鐵和混凝土推動經濟發展。然而，這種以建設為主的經濟增長模式，首先不會實質提高生產效率，其次，也常伴隨著貪污和腐敗的問題。這個題目，我會另行再深入解釋。

第三個較少被提及的因素，就是能源與糧食問題。如果大家清楚的話，中國目前對能源和糧食的需求，不少都是依賴進口。當人民幣匯率低迷，這將使得進口的能源和糧食價格攀升。之前我們討論到資產市場價格的下跌，及其消解了的財富效應，導致人們寧可持幣也不願投資於房地產或股票，這已是一大問題。再加上人口老齡化，消費和投資的不足，以及年輕人由於收入微薄而選擇不工作，寧願依賴家中長輩，這一切與能源糧食的問題有著極為密切的關聯。

因為在上述兩大問題的基礎上，再叠加上進口價格的上漲，我認為這在某種程度上也解釋了為何李家超以及習近平提倡要「過緊生活」。畢竟，沒有了財富效應和經濟增長，並不意味著日常生活開銷就會減少，頂多價格維持不變。而這背後的大前提是國家補貼的存在。換言之，未來很多國企，也就是中國大陸的國有企業，為了控制糧食和能源價格，而承受著巨大壓力。事實上，之前出現的電荒，在我不同的YouTube節目中我都有解釋，電荒的主要原因並非煤炭短缺，而是因為發電廠出售每度電都在虧損，由於賣電虧損，他們寧願減少發電量，這最終導致了電荒的發生。

最終要探討的因素，就是中國政治經濟的第四大挑戰，那就是社會結構與政治制度問題，也一直是中國大陸面臨的核心矛盾。

一直以來，中國社會的最大矛盾，是地主與無產階級之間的矛盾；1949 年後的中國，是否真的推翻了地主階級？事實上，主導經濟力量的少數人仍然存在，只是他們奴役大眾的方式，不再是擁有土地。

從中共的角度，大生產商、大工業家，像郭台銘、富士康這樣的，正是新一代的經濟諸侯。根據歷史經驗，如果我是郭台銘，我可能不會選擇繼續留在大陸。過去千百年來，每當中央與地方勢力矛盾激化的時刻，一個可能是擁有土地、人力資源和軍事力量的諸侯漸漸引發割據地方的情況，另一個可能就是中央政府開始削藩。

雖然現代社會不可完全以古代的模式類比，但情況有不少可類比之處。要知道，不同地方政治最重要的收入來源一正是房地產。2020 年的房地產泡沫破裂，有人說是故意引爆的，但在這個過程中，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來源被徹底破壞，現在地方政府必須依賴中央。表面上，這個行為看似非理性，甚麼非常瘋狂。但若深入思考，站在習近平和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角度來看，當地方經濟成為了既得利益結構，長遠也是對一黨專政的威脅。所以，對於他們而言，導致全國「內捲」，其實是極其理性的；他們並不關心民眾的困境，他們所關心的，是自己的統治地位是否受到威脅。

順帶一提，在中國的版圖內，哪些地方經濟力量直接挑戰中央，或者嘗試透過金錢誘惑等手段影響北京政治呢？最明顯的例子無疑是香港地產黨。

實際上，早在1997年之前，北京就已開始對這群人進行統戰工作。97 年後，香港地產黨曾一度以為，北京要治理香港這個地方，必須依賴他們，因為沒有他們，沒有人買地，沒有人買地，政府就沒錢使用；沒有人買地，沒有人起樓，建造房屋，銀行沒有人申請按揭，那又如何維持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因此，地產黨認為自己在香港的經濟鏈，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同時，地產黨也是香港最大的僱主，他們真的以為，共產黨沒有他們就行不通。

但自從習近平 2007 年執掌香港事務，首先被邊緣化，受到打擊的，就是地產黨。我已經提過，以地產黨為基礎的自由黨，在2008年受到的衝擊，可能比民主黨、公民黨還要嚴重。聰明的地產黨，大約在那個時期就已經意識到了現實。當然，他們依然會嘗試，例如推舉唐英年參選行政長官，結果敗給了梁振英。再次嘗試支持曾俊華，最終又敗給了林鄭月娥。

如果到了今天，還有地產黨中人以為可以與中共共治香港，我認為是過於天真。

以上是中國特色的集權制度之下，每個朝代不斷重演的一幕。2019 年我們所見到的，北京正是透過《國安法》、送中條例等一系列強硬的手段，來解決香港構成的威脅，代價是破壞香港原有的經濟基礎。

我想再強調，以上的事件並非歷史上的首次；在明朝、清朝都曾發生過。即使某些地區的經濟發展得很好，但如果這與整體的政治制度和控制目標相悖，中央權力核心就會為了鞏固自己的統治地位而不惜破壞這些經濟秩序。

其實，更宏觀地看，這一波受到打壓的不僅是香港。大陸那邊的地方房地產發展商，就不再提了，但科技網企業，為何它們會受到打壓？許多人只是重複「割韭菜」這個說法，但如果我們仔細思考，中共早在 2016 年起便要民企裡面有黨部建設，一切都很合符以上提到的統治矛盾。

希望大家明白，我不是要大家同情那些財主或是地產黨；我只是想大家更理解當前社會的實際狀況，作為一個小市民、平民百姓，我們應該思考的是，以前的生活是如何，現在的處境又是怎樣；如果按照現在的發展路向，未來又將如何。

從實際的角度來考慮：很多人懷念過去香港賺錢的時光，但香港會不會有一天再次回到那種狀態？為甚麼香港以前能賺那麼多錢？過去十幾億人的神奇國度裡，不可做的事情，都集中在香港處理。加上當時大陸正處於改革開放，有龐大的金融經濟需求，以及配套的融資和貨運需求，加上當時中國未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等因素，所以在那個特定的時空，香港成就了許多人；他們不需要特別有能力或聰明，也可以賺到很多錢，那就是香港收成期的人們。這一點，又容後再講。

剛才提到中國大陸的四個困局一都預示著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和香港都將會有很強自相矛盾的政策，一方面強調國家安全，但另一方面似乎又要積極招商引資。這些似是而非的舉措，不但不會帶來預期的效果，更會適得其反，這就是真正的「迷失」；不僅是經濟上的迷失，也反映了整體社會層面的迷失。

日本在經濟迷失時期，出現了那些被稱為「御宅族」現象，年青人選擇不工作。他們會問：「我為甚麼要這麼辛苦工作？我不想像我父母那樣一生勞碌而一無所有。」在他們所處的環境下，不工作，不消費，不是報復式的行為，而是出於一種生活方式的選擇。

當前中國大陸發生的社會現象，實際上就是日本九零年代的翻版。當然，有人會說，日本當時的經濟基礎相當穩固，技術水平已經相當高端。但我要強調的是，科技隨著時間的推移，科技也會貶值。日本從過去的領先地位，到現在只在個別範疇可能有點優勢；曾經的領先，不是永遠的保證。

綜合以上的因素，中國經濟最好的結局是，不再有過去那樣的高增長率。沒有高增長，又會出現甚麼問題呢？在沒有高增長的情況下，政權可以用甚麼來說服人民繼續相信它們呢？所以，中國唯有宣稱偉大民族復興，希望人民相信，幾年內可以趕超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經濟體。這究竟有甚麼影響？

在現代社會中，最有影響力的政治理念是民族主義。中共目前正在實施民族主義政策。但這種政策能持續多久呢？

YouTube 影片版 ： https://youtu.be/G9kfvwzAvq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