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金遺址考古 (Patreon)

共產黨的鐵腕 vs 地產黨的手段

「國際金融中心遺址」這個講法，短時間內成為神奇國度和香港的熱門話題。

我不知道在神奇國度那一邊的人是甚麼心態。他們當中有些人仍然嚮往香港，但恐怕是少數。

更多的神奇國民，應該是幸災樂禍。

還有一個可能，就是明眼人都見到香港的淪落；但「國際金融中心遺址」這個玩笑，雖然表面上是在講香港，但實際上講神奇大帝。在大陸很主流的講法是：「一個用了百多年建立的國際金融中心，在短短五年間就被摧毀了。」

另外，大家有沒有留意，在過去幾乎一年，都沒有聽過甚麼中央支持香港甚麼的。這幾天習近平到上海，又說甚麼要建立五個中心；即是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和科技創新。

「慢慢搞，唔阻你做嘢；搞掂再話大家知吓。」大家千祈不要誤會，我很不想北京干預香港；最好就是永遠讓這個地方繼續地「山高皇帝遠」。但可惜是一切都來得太遲。回顧過去廿多年來的連串事件，令我覺得，香港落得今日如此田地，並非意外。

神奇國度一直以來都只想要現代社會帶來的好處，但本身卻不想成為一個現代社會。矛盾嗎？不，這正是神奇國度一直不能長進的原因。

偏偏香港就是在過去百多年來，因為歷史的緣故，成為了一個具有中華文化色彩的現代社會。香港的存在，甚至令人以為，假如整個中國若然都可以像香港般和平地進化成一個現代社會，這件事將會是人類文明在廿一世紀的最大突破，比起登陸火星一樣偉大。

自從 1978 年，真的有很多人以為，神奇國度是會漸漸變的，甚至神奇國民也是這樣想。1989 年是第一次願望落空。在同一個時空內，蘇聯解體，令中共更神經兮兮，活像一個有被迫害妄想症的病人。

偏偏又是這個時候，香港要結束英殖時代，變成中共的殖民地。其實英國人和中共，都想改造香港。當年英國人想將漁港改造成一個商港，中共呢？中共最初的計劃，應該是想將香港改造成新加坡，這也是董建華一朝的改造方向。2002 年胡溫上場後，就連新加坡模式也省下，乾脆就直接動刀。別忘了，廿三條立法是 2002 年第三季由中央直送的指令。

雖然第一次廿三條立法最終不了了之，但卻令地產黨和共產黨的關係出現裂痕。地產黨以為，中共必須和他們共治這個城市，因為當年英國人也是如此。香港這個城市，如果沒有商貿，就甚麼都不是。如果沒有資本家的配合，政府是搞不起商業。所以，簡單的邏輯就是：「沒有商人，香港甚麼都不是。」

所以，從開埠第一日，香港就是地產黨與遠在天邊的殖民統治者共治的城市。當年英國人甚至在簽署《南京條約》之前，就已經開始準備拍賣地皮。這個城市的兩條染色體，一條是資本家的，一條是英國的殖民地統治。

第一次廿三條立法，地產黨也有反對的；不要忘記田北俊這位地產黨的代表人物。從北京的立場去看，廿三條是香港第一次跨光譜合作，抗衡北京。市民會覺得，董建華治下又八萬五又沙士，連串失誤是腳痛下台的主因，但我可以很肯定的說，從北京的視點，董建華的失誤，是迫使地產黨與民主派站在同一陣線。

地產黨和董建華的矛盾，亦不是純粹因為經濟差。平民百姓可能真的會這樣想，但實情是，地產黨的水平還未至於那麼低，最低限度，他們明白到亞洲金融風暴是香港避不了的一劫。反而是 2002 年後的董建華，完全偏離了「地產黨與共產黨共治香港」的精神，才令到關係變得緊張。

在那個時候，地產黨裡面的主流是真心相信，一，就是董建華捉錯用神，北京沒有理由想改變香港；二，中共是遲早會變，只不過是循序漸進的。無錯，當時香港政制的討論，經常用到「循序漸進」這個詞語，但似乎這是一廂情願的想法。香港人以為我們是在等中國大陸變化，殊不知是神奇國度一直在籌謀如何改造香港。

2003 年之後，北京對香港的政策方向又有明顯轉變。

在 2003 年之前，香港的功能主要是收訂單和籌募資金。海外買家要經香港買中國大陸的出口，因為直接到中國的成本不化算，品質和交貨標準等，往往沒有保障，除非有香港作為把關者。另外香港更重要的另一個功能，就是為紅籌和國企香港集資。簡而言之，香港就是為中國大陸解決經濟學上所講的交易成本問題。話說回來，「紅籌」這個符號設計得妙；相對於藍籌，就是新興概念紅籌代表的是另一個意識形態。

錢並不是資本主義的核心。資本主義的核心，是那套做事的方式，由企業管理到市場秩序等，是信任，是程序。但神奇國度想要的只是結果。對於資本主義的行事作風規則等等，不但拒絕接受，更怕因此觸動到黨國內的既得利益。所以，中國大陸雖然自 1978 到 2018，經歷了四十年的改革開放，但是在很多方面仍然是本來的一套。就像晚清的洋務運動一樣，明知是甚麼千年未有之大變局，偏偏就是錯失了那一步。

過去幾百年，神奇國度彷彿總是在追後落。甚至我也一度懷疑，是否因為甚麼民族性，令這個地方總是在短暫的開放後回到封閉的狀態，而且是每次都是帝國面臨危機，才迫不得已去妥協。假如說神奇國度有甚麼民族特質，我會說這裡的人多數害怕轉變，缺乏好奇心；沒有道德羞恥心，卻將尊卑看得比甚麼都更重。

總之，神奇國度至少仍然是那樣，它不要進步，只要進步帶來表面的好處。

假如香港只是為神奇國度找來訂單和資金，那不會觸及到中港的核心價值矛盾；甚至乎在八、九零年代，香港人曾經一度願意去學習神奇國度的一套觀念。千禧年前後，神奇國度漸漸覺得，自己已經追得差不多，可以有資格去「話事」。其實神奇國度的統治者，沒有甚麼真正的意識形態價值和理想，他們只是想不斷地維持寡頭壟斷式的政治，直到永遠。不過，極權統治永遠都有一個根本問題，就是每當出現權力轉移的時候，就很容易內部勢力平衡失調。從外界的角度看，由毛澤東到鄧小平，當中雖然經歷過華國鋒，但實情是中共也用了十年，由宮廷政治走向相對有點規則的官僚主義。然後就由鄧小平的一代人，將權力轉移予江澤民、朱鎔基，中間還是要經歷一次學運，以及胡耀邦和趙紫陽被倒閣。由江澤民、朱鎔基權力轉移予胡錦濤、溫家寶的一次，總算是另一次。但是由胡錦濤、溫家寶轉移權力到習近平，就已經出現暗湧；周永康及薄熙來嘗試奪權和他們後來的遭遇，我就不用多講。

神奇國度的宮廷政治，又如何影響到香港？更正確的問題應該是，香港如何避免介入到北京的政治糾紛？香港不但有中共不同權貴的利益，這裡的言論自由也是可以被不同派系所利用。別忘了，假如說薄熙來在重慶的所作所為已經會令中共有所警惕，中共是不可能容許香港過去的常態。

有地產黨人曾經以為，只要不斷向朝廷輸送利益，就可以保得住他們在香港的利益結構。但是我發現，自 2003 年後，香港就更多不滿地產霸權的聲音。當然，很大部分是出於亞洲金融風暴後社會的主流情緒，但中共亦很樂於見到香港的地產黨被牽制。其實早在 2005 年溫家寶訪港，就已經提出甚麼深層次矛盾，當時香港的權貴仍然聽得一頭霧水。中共想改造香港，首先對付的不是民主派，而是威脅更大的地產黨。後來從自由黨分拆出經民聯，以及田北俊和周梁淑儀在選舉中落敗，自由黨被李大壯等幾乎駕劫，當然都是中聯辦在背後操作。

事實上，在曾蔭權任內的幾年，香港和中國大陸的融合才是最快、最明顯的。2006 年的「十一．五規劃」，香港已經被納入到甚麼九加二一小時生活圈的規劃綱領。與此同時，自由行、雙非孕婦等，也在開始影響到香港的社會脈絡。甚至乎連 2005 年的人民幣匯率改革，香港的聯繫匯率亦要配合改變。偏偏，曾蔭權的場也是最坎坷。大概是 2008 、 2009 年，我已經聽到了很多從大陸來港的中間人，不斷傳言說曾蔭權「唔識做」，但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後來回想，很大可能是因為他一直都嘗試在地產黨和共產黨兩邊左右逢源。我記得曾蔭權和梁家傑角逐行政長官的時候，有人用「一僕不能侍二主」去質問曾蔭權，多數人都以為所指是香港人和北京。但如今細心回味，將這條問題代入地產黨和共產黨，可能會更加貼切。

曾蔭權的最後一著，就是「起錨」政改。其實當時蘋果日報和民主派最後關頭轉軚，被很多人視為出賣真民主。但今時今日以 perfect hindsight 去看就更加清晰見到，北京屬意的選舉和議會結構，是目前那個被他們稱為「完善」的機制。正當香港地產黨以為，曾蔭權卸任之後，將會由他們推舉的唐英年做行政長官；香港亦由此正式進入真正地產黨和共產黨共治香港的時代。結果，唐英年卻輸了一個「在中環沒有朋友」的梁振英。這次慘敗，很明確地對地產黨說，所謂的一國兩制、高度自治，只不過是香港人一廂情願。

其實比起各民主黨派，地產黨更早體驗到這個 reality check 。2017 年的行政長官選舉，地產黨屬意的是曾俊華，但北京還是要捧林鄭月娥。當然，地產黨也沒有再堅持甚麼，就像李嘉誠所講，地產黨的願望是林鄭月娥可以像「女媧那樣煉石補青天」。

當然，香港除了地產黨，還有其他的政治力量。他們主要是社工、教師、律師和社工等，也有不少是醫、護和各種專業。總之，這就是我們所謂的民主派。再講一次，對北京來講，地產黨和民主派的矛盾，對他們來說是最有利的狀態。但事實上，地產黨、民主派甚至乎是傳統的建制派，也有千絲萬縷的關係。這三派人再加上公務員，就是梁振英等一直要打破的銅牆鐵壁。

香港的根基，絕非一時三刻之間被破壞。我經常想將自己在地產黨一邊觀察到的事，是希望有更多人明白，中共的思維模式以及行事作風。我不是希望大家會原諒地產黨；畢竟他們也只是為了自己的利益，而且是龐大的利益；甚至可以大膽講，地產黨人其實也是不相信中共，他們只是從現實角度，認為硬拼沒有勝算，只有軟對抗。又或者，其實地產黨也樂於見到民主派擺出的強硬姿態，因為只有這樣，北京才有需要地產黨效勞的地方，有討價還價的本錢。

沒有人想到，北京可以寧願放棄香港原本的一切，以換取絕對、全面的管治。十九大之後，也就是 2017 年後，中共的主旋律就是要「從嚴治黨」；我們外人又是聽得一頭霧水。不是習近平是毛澤東之後集最多權力於一身的人嗎？當然，真正掌握了絕對權力的人，從來都不用到處宣傳這個路人皆知的事，對吧？習近平這樣說，就反映了在中共中央的角度，內部分裂的危機仍然存在；甚至到今日仍然存在。

這也是為甚麼要針對銅鑼灣書店，要拉肖建華等。當然，到後來，香港的大學、中學、媒體、公民社會、商界，在北京眼中都是「鬼影幢幢」，尤其是 2019 年後。這就是過去幾年，北京不斷強調的甚麼國家安全。說穿了，其實是北京自己本身的危機意識膨脹得一發不可收拾。

現在北京面對最大的壓力，首先是經濟的困局。中國大陸經濟差，香港經濟一定不會好。有人以為，大陸經濟差，就會想到要靠香港，要靠香港賺外匯，或許會對網開一面。對不起，我覺得這種想法又是太過一廂情願，而我也看不到讓香港有點空間喘息，對中國經濟從谷底反彈有甚麼好處。中國大陸目前的財政黑洞，短則要三五七年，長則十年八載，才可以有點眉目。現時距離真正走出迷失，還有很長的時間。事實上，中國經濟迷失，也有可能令政治局勢持續地緊張下去，直到下一次權力轉移的窗口出現。

其次，北京面對的地緣政治環境也變得複雜，俄烏戰爭令中共成為歐洲諸國的心腹大患。以色列和哈瑪斯的新一輪衝突，又再令中共與歐美的關係多一重障礙。只有很天真的人才會相信，習近平在三藩市低聲下氣，可以改變美國那麼龐大的一個社會的觀感。

近代史的教訓是，每當中共的危機意識膨脹，中共內部的矛盾和內鬥就越明顯。但有一點要留意是，奪權未必會令到權力結構有變，反而是當權力結構相對穩定，利益分配的機制有一定的規則，神奇國度才有甚麼休養生息的機會。換句話說，假如今天已經說香港是國際金融中心遺址，恐怕大家目前見到的只是 beginning of the end。

之前在 YouTube 直播分享另外兩個國際金融中心，威尼斯和阿娒斯特丹的興衰史，我自己覺得講得不夠深入，卻又講得太長。簡單講，威尼斯早在公元七世紀左右就是一個由政治貴族和商人共治的城邦，但後來因為葡萄牙的堀起，以及新航道的出現，令威尼斯亦與地中海貿易一起末落。至於荷蘭和阿娒斯特丹的冒起，由獨立成為共和國開始，在帝國的邊陲，政治由商人和貴族互相牽制。假如要我簡單的總結，就是國際金融中心必須要建立在貿易，貿易又大多是海運。其次，地理上最理想處於帝國邊陲，而且政治上必須是中立。三，基本上所有國際金融中心，都要容納得到不同意識形態、價值觀和宗教，必定是多元社會，有高度的自由。四，除了貿易和金融，文化亦往往是一個很重要的副產品。

香港曾經有齊以上所講的條件，但，俱往矣。目前最有條件接力的是新加坡；而新加坡的人民行動黨，也會在可見將來出現一次內部的權力轉移，由李顯龍交接到黃循財手上。假如一切順利的話，新加坡不論是地緣政治抑或內部的制度因素，都遠勝過香港；至少表面上是。新加坡目前的問題，是缺少了真正的資本家，但資本家卻會自己找上門的。當年李嘉誠也有想過移民到新加坡，甚至跟李光耀成為好朋友。代表新加坡的李光耀是政治家，代表香港的商人是李嘉誠，我想這就是香港和新加坡的最大分別。

最後，有聽眾問為何倫敦和紐約分別是帝國的核心，為甚麼又可以是國際金融中心？其實像紐約和倫敦，首先背靠是真正的第一強國，其次是當時的第一強國，本身也是有規有矩有制度。更重要是，某程度上，紐約是美國裡面一個很特殊的存在，正如倫敦和英國其他地方有明顯的分別。紐約和倫敦有他的高度自治，兩個市的市長，影響力絕對不會低過國家元首。

香港的行政長官，尤其是現今這一屆的那位，在中共的權力系統中，甚麼都不是。所以，那怕香港要繼續以人民幣業務為主打，我亦很懷疑是否有條件與上海競爭。至於甚麼大灣區發展，就更加是以廣州為本位去進行規劃。香港甚至連幾家大學都遭到打壓，理科工科等應用技術範疇，也要移到北部都會區，最終與深圳融合。

試問在這個情況下，香港還剩下甚麼？香港曾經被喻為一個借來的時間，借來的地方；我感恩自己曾經見證過它最輝煌的日子。它的興盛是時代之下的偶然，它的衰落亦不是任何人可以力挽狂瀾；像過去其他很多城市一樣，最美好的日子過去了，就不會再重現。

沒有了香港，神奇國度就只會更內捲。1949 年前的上海，不會比香港差；1978 年後的上海，無論如何都只是中國的一個城市，而不是甚麼國際都會。當大家以為，中共當年摧毀了一個國際金融中心，就不會犯同一個錯誤，殊不知這個神奇國度，就是有如此能耐，重蹈覆轍又重蹈覆轍，不斷地犯同一個錯誤。

【後記】 我覺得早幾天在 YouTube Live 講得不好，但有興趣又有時間的朋友，這是會員專享的 unlisted 版本（YouTube Premium 的朋友可以 off-screen 聽）：

【YouTube 會員專享】 國際金融中心遺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