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與公義 (Patreon)

「法治」與「公義」是兩個我們經常會講，但很少人會用常人能夠明白的語言去解釋的概念。尤其是在今時今日的香港，法治更加變得有「有中國特色」，完全與公義脫離關係。

相信不少人都留意到，最近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律政司司長說，他會從目測有多少人不守規矩過馬路來衡量法治。我也見到有不少網民質疑；不是質疑這句講法，而是質疑這位林定國的法律學位究竟是怎樣得到的。畢竟，林定國對法治的解釋，「比牛頭角順嫂更牛頭角順嫂」，完全不似一個有受過法律教育的人會講得出的說話。

教科書會說，法律的本質是約束， 所以法治的定義就是，政府和當權者亦同樣要守法律。這個答案很簡單吧？

但我想給大家一個更易懂的解釋：「任何人跟政府打官司，都有合理的機會勝訴。」

請注意，我這裡的關鍵詞是「合理機會」，我不是說人民跟政府對簿公堂，人民有合理機會贏，而不是一定贏。

何謂合理？何謂合理機會？我們又如何衡量法治水平？

從學術角度來看，其中一個做法是，透過法庭判決，不論是刑事抑或民事亦甚或是司法覆核，分析人民對政府的官司，人民獲勝的機會是否平等。當然，每個案件都有其特殊性，不應一概而論。但從社會科學的角度來看，法治水平的確是可以被量度。

尤其是現在已經有人工智能的協助，要進去這種研究要動用的人力物力大大減少。我可以想像，以相關的法規和從前相關的判斷去訓練人工智能模型，然後將案件的相關證供交予機器，由機器去評估判斷的結果，然後再對比在現實中的判斷，再輔以一些統計學的方法，其實是不難用來衡量某個地區，或甚某類案件和某些法官的公正性，更可以引伸出政府和民眾在訴訟中的勝算是否均等？政府是否真正受到司法約束？總而言之，香港的法治是否在崩壞中，由甚麼時候開始，這些都是可以被驗證的命題，不必爭論，用科學方法來解決便是。

今天我還想討論另一個概念：甚麼是「公義」。

有人說，公義這個概念模糊，有些人甚至認為，根本不存在真正的公義。哲學一點說，比如後現代主義者就認為，只要一個沒有階級和族群差異的世界中，每個人都是獨立個體，公義這個概念便失去意義。

但是在理想國臨世之前，我們仍然對公義有一定的追求。

究竟公義到底是什麼呢？「公義」一詞，在英文中時 justice，源於 just，而 just 字面意義是「恰到好處」。

換句話說，當涉及一件事的雙方，即我和你，都認為結果是合理的，那就是 just ，恰到好處。但從整體社會的角度而言，就不只是兩個人之間的感受，而是當一個獨立第三方也認為事情的結果是合理的，那就不只是簡單的合理，而是真正的公義。

當然，公義並不僅限於一兩件事的結果，而是不論從第一人身，第二人身以及第三人身的角度去審視，都認為大多數的事情，結果都是「合理、恰當」，在社會層面上，這就是一個公義的社會。

當然，這是一個理想；與現實多少都會有點距離。我們可以做的就是盡量不要遠離這個理想太遠。

所以，一個法庭判決，又或者是任何形式的調解，若然能夠讓控辯雙方都接受結果，甚或連其他獨立第三方都覺得合理，那便稱之為司法上的公義。司法制度，本來就是要來體現以上提到的「獨立第三方」的觀點。

從社會制度的角度，為甚麼司法由政府提供？其實也不一定，但因為公義某程度上有「公用財」（Public Goods）的意味；當任何一個人的公義得到申張，所有人也會感到公義，所有人都會受到保障，都會得益。

法治與公義的關聯非常密切，而在一個真正實行法治的社會，每個人都依照同一套規則行事，包括有權勢的人，也要受法律約束，這就是公義的大前提。

按香港目前的情況，普通民眾跟政府打官司時，是否真能並有合理的勝訴機會？以黎智英案為例，儘管還未開庭，他已經被羈押超過一千天。但更關鍵問題是，他最終是否能獲得一個公平的審判？即使他想委託 Tim Owen 作為辯護律師，也遭到拒絕；甚至 Tim Owen 亦因為曾經接受委託，亦遭到特區政府列為不受歡迎人物，被拒入境。

其實，黎智英人已被囚禁在監獄，又如何威脅到國家安全？找個律師打官司，也沒有選擇的自由，試問在這樣的情況下，又如何令人相信審訊是公平？

黎智英，只是眾多案件的其中之一。

香港的環境正日益中國化，就連法治」這個詞彙，也變得中式。「法治」（the rule of law）的理解，變成了「以法治人」（the rule by law）；法規由保障人民的制度，變成了控制人民的工具。

海耶克在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一書中提到，真正的「法」（Law）和「法律條文」（Legislation）是兩回事。

法，應該是合符人性和邏輯的規則，某程度上是自然、超越任何個人意志的。法律條文，只是人為的產物。當法律條文能夠反映「法」，真正的自然規則，社會秩序就更能夠容許人類文明的全面發展，也就是 human flourishing。

但假如法律條文只是統治者一廂情願的妄想，這些法律條文的往往是難以執行，又或者是執行的時候有極大的代價。當然，一廂情願的法律條文，亦不可能合符公義的原則、定義，甚至連基本的人性和邏輯都違背了。例如以法律條文要人對統治者絕對忠誠， 就是這種不合邏輯，不合公義，不合常理的妄想。

令人遺憾的是，當今日益中國化的香港，正是這種以法治人的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