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香港精英與神奇國度 (Patreon)

中國無刑無政，大吏誤國而無罰，小臣賣法而無懲，富者不能保其家財，貧者不能存其性命。外國之法非必盡洽人心，而以中國之比之，則巳有天堂地獄之別。外國之俗非必盡如人意，而自中國視之，則巳有逍遙煩惱之殊。

以上一段文字，節錄自《新政真詮》。文字風格雖然古雅，但意思不難明白；但更有意思的地方，在於這段文字背後的故事。

《新政真詮》作者是何啟和胡禮垣；這本書的內容成於 1887 至 1900 年間，並先在香港結集成書出版，然後再在上海發行。百多年前的評論，到一百年後仍然適用，指出神奇國度的核心問題。

當時，神奇國度仍然迷失於甚麼「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當時的香港已經被英國統治近半年世紀，有不少真正「脫亞入歐」的社會精英和知識份子，見到了中國的根本問題。

話說回來，何啟 1859 年生於香港；他的父親何福堂早年到南洋謀生，並在馬六甲的英華書院就學；學成後回流到香港當傳教士。何啟則畢業於香港的中央書院，十六歲時入讀蘇格蘭的阿巴甸大學習醫，成為香港史上第一個西醫。但是後來他又修讀多一個法律資格，成為史上第二個成為英國大狀的華人。史上第一位華人英國大狀，是何啟的姐夫伍廷芳。

從簡單的觀察，見到舊香港的精英，往往有幾個特點：

一，放洋留學；不是讀醫就是讀法律，不是到英國，就是歐洲其他國家；畢竟在當時的世界，也沒有其他的選擇。但「浸過鹹水」，不代表不懂中文，沒有中國文化修養，他們當中許多都是學貫中西的。

二，從商。在那個年頭，專業人士只是其中一個身份；當時的精英還是很有創業精神。例如何啟和區德合作，在九龍城填海興建「啟德濱」，也是後來啟德機場的地方。但不要以為發展商一定賺大錢，何啟的財務狀況其實並不是太過充裕。

三，如果不是來自基督徒家庭，也會積極參與華人慈善組織，例如東華。公民社會的文化，其實也是精英階層很重要的元素，甚至乎到後來香港漸漸發展出選舉政治，其實也是建立在公民社會的基礎之上。

四，從政；但眼光不只在香港。何啟等人對革命黨的支持不少，而亦有不少香港精英活躍於中國大陸的政治。

假如用當時的標準來看，今時今日香港的所謂精英；「是但喇」。不過，在教育普及之前，懂得讀書寫字的精英，只是社會中的極少數。開埠最初的百多年，多數香港人跟中國大陸裡面的人，過的生活，不會有很大分別，教育水平、文化素養等，亦不會差太遠。

所以在香港的都市傳說中，尤其是經過大中華膠想當然寫成的歷史，華人精英彷彿只是憑殖民統治者的恩賜才享有與別不同的權力和地位。但從歷史文獻見到，早在 1870 年代香港的經濟已經掌握在華商手上，尤其是地產和貿易。這也是我經常提到，香港是一個由地產黨和殖民統治者共同管治的城市。

有時我會想，假如由舊香港的華人精英去主導中國的改革，結果會否有所不同。

1887 年，曾國藩次子曾紀澤發表《中國先睡後醒論》，主張歷史循環興衰交替，只要中國發力便可以從後居上；然而，這篇「先睡後醒論」跟「東升西降」一樣，都只是有夢想卻沒有真正反省到問題的本質。以下這篇文字，雖然是出自百多年前清朝官員的手筆，但細心閱讀可以見到如何反映了，一代又一代中國外交官的世界觀。

China: The Sleep and Awakening ｜ How a 19th Century Mandarin Envisioned China’s Strategic Options and Challenges 

何啟作為一個香港土生土長的知識份子，見到清政府的自欺欺人，寫了一篇極為精彩的回應，當中最重要的訊息就是：「中國如果想自強，首先要處理好制度問題，尤其是防止貪腐。假如沒有軍紀，船堅炮利也是沒有用的。」

更精彩是何啟指出了當時清政府如果不能確立信用，龐大開支只會令欠下的外債不斷增加。如果了解清末民初的經濟狀況就明白，這不但是滿清覆亡的原因，也是當時各地軍閥長期面對的困境。

假如今個星期只要讀一篇長文，我誠意推介以下這一篇；雖然是百多年前的文字，但放諸今日仍然適用。

Is the Sleeper Really Awake? ｜ Sir Ho Kai reply to Marquis Tseng's "China: The Sleep and  Awakening" 

可能有朋友會問：「為甚麼你不將何啟的文章翻譯成中文？」事實上，當年何啟投稿回應曾紀澤之後，想有更多中國知識份子能夠讀得到他的回應，所以便找來他的朋友胡禮垣協助，將文字翻譯成中文。胡禮垣的翻譯，之後就成為了《新政真詮》第二部「曾論後書」，也就是篇首文字的出處。

胡禮垣也是一個在香港接受教育，在香港辦媒體的一代奇人。何啟和胡禮垣這對港產組合，除了主張中國要制度上的改革，也有關注到中國社會的其他問題；尤其是甲午戰爭後，他們注意到日益高漲「有中國特色的民族主義」，並提出了警告。《新政真詮》的「康說後書」就是針對當時的「民族主義意見領袖」康有為而寫的。

故為中國計者，必先去其驕傲滿盈，乃可行其謙虛戒慎，以變中國之法，而起中國之衰；蘇中國之民，而扶中國之運。若猶教以矜才使氣，則是火既烈矣，而復加之以薪，瀾既狂矣，而復除之以障，焉有不僨然盡喪者哉。

這段文字的大概意思就是：「中國的發展策略，首要是消除驕傲和自滿的心態，才可以培養謙虛和謹慎的態度，去改變現行政策，振興經濟，激勵人民，扶持國家的發展。不合理的自信，尤如抱薪救火，又或者以障礙物抵擋洪水，最終又怎不會『唔死都一身散』。」

我不是那些只會說舊時甚麼都好的人；回顧以上這段歷史，也不是要將香港人的情意結無限地膨脹，放大。只是細心閱讀了曾紀澤、何啟和胡禮垣的文字，很感慨原來神奇國度真的可以過了那麼多年，仍然未有半點長進，更慨嘆當年香港的精英是如此傑出，反而今時今日的，卻變得讀書人不是讀書人，生意人不是生意人。

英國自 1842 年開始管治這個城市，幾十年後香港才有本地的精英；既通曉中英文化，既能從商，亦能論政。但 1997 年之後，這個城市被打回原形；甚至從商的都只有尋租者，論政的不是偏激，就是溫吞。

記得好多年前，跟朋友討論，為何日本能夠脫亞入歐？神奇國度欠缺的，就是那份謙卑。自從神奇國度高舉偉大民族復興的旗幟，事情便漸漸變得荒謬和扭曲。可惜是，當時的香港，已經不再是牆外的避風港；香港人要繼續像當年那樣發揮作用，就唯有要到更遠的地方，或許這就是真正的「遠對抗」。

最後，我知道很多人都將香港的淪陷，歸咎於中共。但我想大家反思的問題是：究竟是中共導致到今天的中國變成這個狀況？還是因為中國人的文化和信念，孕育出一個像中共般的政權？

重新了解歷史就會明白到，最大問題是在神奇國度的強大力場下，能夠學貫中西的少數人，完全起不到作用。在香港這個城市，或許少數精英能夠讓中華文化現代化，但在神奇國度，有數以億計的文盲，文化水平仍然停留在很基本的水平，能夠勉強維持到今天的局面，可能已經是一個奇蹟。

歷史上有許多明文被野蠻征服的例子；1997 年後的香港，亦應該這樣被記入史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