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紀事本末 001】 鴉片戰爭前英與清的矛盾 (Patreon)

鴉片戰爭的真正意義是朝貢制度與平等貿易的矛盾．清帝國如何失去茶葉．絲綢． 瓷器世界市場地位而出現內捲

《香港紀事本末》最初的構想是從國際局勢和經濟關係，重新了解香港在兩次冷戰之間的歷史，但後來發現有必要完整地由香港的最初說起。更重要是，我不敢說這是一本歷史書；我只會說這本書是一部經濟史的評論文集。

以下的文字版本，是之前在 YouTube 分享的擴充版，也是《香港紀事本末》的初稿；當中有不少增加了的部分，尤其是馬甘尼使團和朝貢制度的部分，希望能讓大家對事情本末有更清晰的理解。

最後，這個系列的文字會比其他的內容更長一點，電郵版的體驗可能會欠佳，建議在網上版閱讀。

「鴉片戰爭」這四個字，相信大家都耳熟能詳。雖然教科書中所描述的版本，不完全是錯，但漏了許多重要內容。仔細思考便會發現當中有很多不合常理的地方。例如，一般教科書提到鴉片戰爭是因為英國和當時的清國之間存在重大的貿易失衡，英國需大量進口中國的茶葉，要支付白銀，所以要對中國人銷售鴉片，導致中國成為「東亞病夫」。

實際上，1830 年代，英國已經是世界經濟強國，經歷了幾十年的工業革命，當時最主要的貿易夥伴是其他歐洲國家和美國。在這種情況下，為何英國會缺乏白銀購買中國茶葉？事實上，在鴉片戰爭發生前半個世紀，白銀一直由英國流入清國。1781 至 1790 年，英國流入清國的白銀估計有 1640 萬兩。1800 到 1810 年，兩個的貿易逆差更加闊到 2600 萬兩。不過，由 1830 年開始，兩國的貿易關係開始逆轉；由 1831 到 1833 年由清國流入英國的白銀估計值 1000 萬兩，之後這個貿易逆差更不斷擴大。當時，由清國運往印度的商船，當中運的九成是白銀，其他商品只佔一成。

另外，在十八、九世紀，英國本土有沒有鴉片的使用？許多人先入為主，想當然的以為，清國禁鴉片的目的是為了公共衛生，但十九世紀的世界真的有這種公共衛生意識嗎？當時的官員又是否真的以人民健康為考量？事實上，當時英國自己本土也是隨處可以買得到以鴉片產成的藥品，一直列 1866 年國會才通過 Pharmacy Act 將鴉片列為受管制物品。試問以當時的觀點去看，出口鴉片又有甚麼道德問題？

最後，當時英國商人出口鴉片，究竟但賣給甚麼人？進口鴉片的商人又是什麼人？如果說鴉片戰爭是為了國民健康，為何到了十九世紀下半葉，清國反而廣泛種植鴉片？清國出產鴉片的泛濫，結果令每四人國人當中就有一人上了鴉片癮。

朝貢制度與自由貿易的矛盾

如果要深入了解英國和清國的矛盾，其實應從十八世紀末開始。很多教科書將 1839 年到 1842 年的清英之戰描述成一個古老國度第一次接觸到外面的世界，這明顯是一個誤導的觀點。自從十六世紀初，葡萄牙王國先在屯門設置據點，在 1522 年（明．嘉靖元年）因茜草灣之戰後，將據點轉移到福建、浙江以至台灣一帶水域，最終在1553 年又回到澳門。所以，清帝國自立國，就已經有對外的關係，只不過是遠在北京的權力核心，一直將對外事務視為天朝與藩屬的不對等關係，也就是所謂的朝貢制度。

朝貢制度是一個古老的制度，但是我們這裡所提到的朝貢制度模式，是確立於明帝國，由清帝國所繼承。明帝國的朝貢制度，經濟上的意義還是其次，最主要還是透過經濟手段，去控制周邊國家的政權，以確保明帝國在地緣政治上的國家安全。一直到今日，這種思維仍然沒有本質上的轉變。也是因為這個原因，明、清帝國建立朝貢制度，只是針對周遭的國家和人民，對於西洋各個新興的帝國，他們滿不在乎，因為用當時的眼光，真的很難想像西洋的帝國如何對遠東的政治秩序有甚麼威脅。

自大航海時代，英國和歐洲對消費品的需求不量增長，其中除了香料，還有茶菜、絲綢和瓷器。最初這些物品都是奢侈品只有社會上層能夠負擔，但到了十八世紀，英國和歐洲的中產階級人數增長，對以上商品的需求亦更龐大。這也是為何在 1792 年英國派遣馬甘尼使團（Macartney Embassy）訪華。當時表面上的理由是向清帝乾隆送上八十大壽的賀禮，但實情是希望提出要求在舟山、寧波以及天津經商，並且可以讓英商自由往來廣州與澳門，並且定立一個穩定有透明度的關稅制度。

結果清帝國拒絕了要求。很多傳統的解釋，認為是清帝國傲慢的政治文化。不過，我認為另一個更合乎政治經濟現實的解釋是：在朝貢制度下，帝國的官僚和貴族，壟斷了對外的經濟關係，當中涉及龐大的既得利益。對於當時的帝國，要設定一個透明度高的貿易和關稅制度，其實亦不容易。甚至乎當時英國和歐洲國家，在某程度上也是要依賴稅收的代理人模式，也就是所謂的「包稅制」（Tax Farming） ，去徵收各種稅項。所以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古代社會中的朝貢制度可能是眾多可能的制度中，唯一能有限度讓不同地方的統治者互通有無的方法；至少朝貢制度比純粹上物資和勞動力的掠奪要文明和平。

但朝貢始終不是一個有效率的基制，而且衍生出兩大問題：一，涉及在其中的各級官僚有很多上下其手以權謀私的機會，也是貪腐；二，由於窒礙了商品的交易，以至明、清兩朝，在沿海一帶總是有所謂的「倭寇」在進行非法的貿易。這些倭寇，說穿了就是海盜；其實不只在東亞一帶海域有海盜，歐洲和美洲一樣有海盜。這些靠走私和掠奪商船維生的海盜，有些最初只是一般的漁民、水上人，但隨著利益越來越龐大，漸漸也成為有組織的武裝力量。事實上，乃至元末的各路人馬，不是陸上販賣私鹽的流寇，就是在海上走私搶劫的海盜。

金本位．三角貿易．鴉片

英國其實早在 1717 年便開始由金、銀並用的雙幣制（Bimetallitism），走向金本位，但一直到 1816 年的 Coinage Act 才正式確立金本位，並於 1822 年全面地以黃金作為對外貿易的標準。但當時清帝國流通的貨幣仍然是白銀。事實上，自 1581 年（明朝萬曆九年）張居正推行的一條鞭法，白銀才正式取代銅錢成為明帝置的法定貨幣，並由清帝國繼承這個制度。一條鞭法的意義，其實是要取締明帝國一直以來的稅收及貪腐問題。

當時印度的主要大城市，如加爾各答等，是重要的金融中心。貿易涉及到黃金與銀幣的兌換，就是在南亞和中東一帶進行。觀察當時英國的整體貿易狀況，英國其實是一個淨貿易盈餘國家，因為當時它已通過出口紡織品、鋼鐵和其他工業產品。在這種環境下，英國東印度公司理論上可以將英國的黃金轉賣，換成白銀後再購買茶葉。問題是這是個費時失事的三角交易。所以由 1822 年起，英國商人要從清帝國購買茶葉，只能從亞洲尋找可以出口到中國的商品以賺取白銀，而當時的商品就是鴉片。

據古籍記載，早在公元七世紀，即唐帝國時期，已經有使用鴉片的記載。當然，最初主要是限於藥用及上層社會的人使用，情況情況就有如現代的「娛樂式用藥」（recreational drug use）。事實上，人類在古代已經有使用各種會令人產生精神亢奮和迷幻作用的藥品；在中國史籍中亦有所提及，諸如魏晉南北朝時期的貴族。我們必須了解，在鴉片戰爭期間（1830至1842年），若從今天的角度看待，該事件絕對不可以視為一個公共衛生問題。如果用現代的觀點去代入當時的時空，恐怕這會偏離問題的焦點。

簡單地說，當時既然清帝國對鴉片有需求，商人亦乘機以這個供應來滿足白銀的不足。文獻記載，1820年，英商每年從印度向中國出口的鴉片約 9000 箱，每箱重 140磅。而當時從中國進口的茶葉重量至少為三千萬磅，數量相差甚遠。

1820 年代的另一個轉變是，當時英國倫敦方面也開始改革，逐步削弱東印度公司的壟斷地位，出現了許多不同的競爭對手。快速蒸氣鐵船的出現（Clipper），也是一個關鍵的變化。但與此同時，在廣州和福建的主要出口商，仍然控制在少數官方的公行手中，不同的英國和歐洲商人，與極少數的公行官商交易，結果就是貪污的問題。其實這種現象，與我們熟悉中國大陸的圍封市場結構非常相似。實際上，到了十九世紀，清帝國的中央已經漸漸出現財力不足的問題，實際上的利益已經轉移到地方這些與外通商的商人手上。

理論上，中央的朝廷和皇室，可以空降自己人去填補這些肥缺，實際上清帝國的滿州人政權在廣東和福建這些偏遠地區，還是要與當地的仕紳階級合作。以至形成了「山高皇帝遠」的局面。

地方的經濟利益，當然會想繼續以一直以來的模式進行這些交易。事實上，文獻記載，在鴉片戰爭前，主要的鴉片商人和進口商，就包括了當時的廣東和福建官員和親屬；例如當時的兩廣總督鄧延楨，他的兒子就是廣州最大的鴉片進口商，鄧延楨手下的水師副總韓肇慶，更加以水師船艦為英商運送鴉片。

當時清帝國道光帝禁鴉片，究竟是針對英國商人，還是針對那些「山高皇帝遠」的地方官，又或者是因為教科書所講的白銀流出？我提出這些問題，並不是想為英國人辯解，只不過從歷史事實見到，這個神奇國度有許多問題一直在重複。外商其實只是想在這個地方經商，也沒有甚麼侵佔領土的動機。當然，用今天的價值觀去評價，可以說鴉片有害，為何仍然要出口到別國？但實際上當時鴉片在英國是合法的，一直到 1868 年，才立法將鴉片列為受管制物品。

站在英國商人的立場，貨物是出售予那些與官方關係密切的進口商，那麼就算說嚴格來說違反了清帝國的法律，他們預期在政治糾紛結束後，一切回到原點，也是很合乎人情常理。歷史文獻也有記錄，林則徐在沒收鴉片後，英國方面便開始交涉。當然，第一次鴉片戰爭爆發的原因之一，還包括了許多大家熟悉的歷史事件，例如林維喜案。但我更有理由相信，這個觸發點從歷史角度分析，微不足道，因為這件事就有如陳同佳案一樣，只是借用來引起關於司法權的爭論。林則徐以這件事封閉一切貿易，而英商則借這件事在倫敦提出發動戰爭。

需要補充的是，第一次鴉片戰爭後，並沒有要清帝國屈服。戰爭的結果，是《穿鼻草約》，除了要求割讓香港，但清帝國仍然可收取關稅，此外就是清帝國要賠款六百萬兩白銀，並且可以分六年攤還。其他的就是兩國實行平等的外交和貿易關係，以及重開廣州。

結果，清帝國並沒有履行承諾，英帝國才從印度調派軍艦百餘艘，約萬兵力，直取定海、鎮海、寧波、吳淞、寶山、鎮江，清帝國才再派出耆英、伊里布談判，結果才是後來我們所認識的《南京條約》。

《南京條約》的內容比《穿鼻草約》，多了開放五口通商，賠償金額也更高，但這是否是一件喪權辱國的事情？割讓香港也許是殖民主義的行為，但對比朝貢制度，不見得那一種模式更文明。如果大家了解十九世紀的國際秩序，就知道國與國之間土地的割讓是尋常事；例如美國從法國購買的路易斯安那，又或者從俄羅斯購得的阿拉斯加；土地從來都是可以被轉讓和買賣。對當時清帝國，割地比賠款更可取，否則皇室也不會贊成。

但從當時倫敦的立場分析，最想要的其實是舟山；不論從戰略和商業價值，香港並非最有利的據點。但是就在這樣的環境下，戰爭結束兩國恢復正常關係。隨之而來的是太平天國，英國雖然理論上是中立的，但也幫助清政府不少；不僅在軍事上，還包括建立了清帝國從前所缺乏的關稅制度。在尖沙咀有條赫德道，就是以幫助清國建立關稅制度的赫德命名；他為清帝國處理稅制問題，增加收入。

帝國崩解．權力由中央移到地方

順帶一提，清帝國與太平天國作戰時，北京已經缺乏資源支持地方的軍隊，要靠地方自籌資金建軍。曾國藩就是依賴地方的經濟利益，籌集資金組建漢人的軍團，也就是湘軍。到晚清之時，中央財政力量更衰弱，地方逐漸用自己的方式甚至建立自己的軍隊，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平衡，也逐漸偏向地方的力量。中國歷史常見的問題之一，就是中央與地方在財政收益不平衡。假如當時沒有英國幫助清帝國處理稅制問題，清帝國可能會更早地進入衰敗。

如果我們觀察十九世紀後半的歷史，全球的帝國也在同期面對類似的問題；如奧匈帝國也是在十九世紀中葉逐漸走向衰敗。當時奧匈帝國除了在多場戰役中戰敗，另一個更重要的原因是帝國仍然依賴古代的農奴制度，以此維持經濟活動。當帝國中央實際上無法真正控制各地區的利益，尤其是當地區開始興起民族主義情緒時，民眾會問為何要服從一個與他們無任何關係的皇室。

清帝國面對的挑戰亦是如此。有人甚至認為，太平天國洪秀全不只是一個宗教狂熱的思想，這種民變其實也是充滿著民族主義的意味；例如洪秀全的口號是推翻滿清統治。不過，當時控制地方的經濟和政治勢力的仕紳階級，明顯與洪秀全所帶領的農民還是站在對立面，所以最終他們還是寧願繼續效忠滿族人皇室。再退一步講，滿族人在明末能夠控制政權，也是因為當時的仕紳寧願效忠一個外來的政權，也不想被李自成、張憲忠等農民階級顛覆既有的利益和權力秩序。

清帝國的經濟內捲．如何失去茶葉．絲綢． 瓷器世界市場地位

依賴土地的農業經濟，在十九世紀的全球經濟發展下，已經顯得不合時宜。鴉片戰爭也反映傳統帝國的朝貢制度遲早要崩潰。當時，英國已經是一個進入現代化、工業化的國家，美國以及許多歐洲國家，亦迅速跟進。進入現代化的過程中，這些國家不僅改變了經濟運作模式，還廣泛實施了普及教育和各種社會改革。

我們常有一種先入為主的想法，認為中國人非常重視教育，但這種觀念實際上只存在於上層社會。反思十九世紀各帝國現代化的過程，那些失敗的個案，例如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和俄國，它們的共同之處是社會大部分人口未能成功接受教育。相反，英國、普魯士、意大利、法國甚至日本等國家，則投入了大量資源於教育，培育真正現在化的社會基礎。

當時的清帝國，除了政治上的權力和利益分配逐漸失衡，另一個危機就是經濟產業競爭力的急速退化。傳統的手工業經濟模式，如絲綢、陶瓷和茶葉，多年來從未面對過任何真正的競爭，但十九世紀的變化，也令到清帝國更迅速地走向衰落。從茶葉、絲綢和瓷器就可以見到端倪。

先講茶葉。1820年代，英國人在印度發現自然生長的茶樹，到後來更種植更擴展到錫蘭。清帝國的茶葉出口，也就在 1840 年左右達到頂峰，到了十九世紀末，英國的大部分茶葉進口已經來自印度，原本作為茶葉出口強國的清帝國，幾乎完全失去了這個市場。

至於絲綢，在清帝國初年，乾隆年間，曾禁止出口未經處理的蠶絲，企圖迫使外商購買製成的紡織品；用現代角度看，這是一個明顯的工業政策，旨在保護當時的紡織工業，但後來這個禁運令到清帝國內蠶絲價格暴跌，因為當時根本沒有足夠生產力去消化多餘的蠶絲供應。所以，禁運只維持了短短兩三年便結束。

其實自十七1世紀，印度和意大利都已經有生產和出口絲綢的紡織品，清帝國生產的絲綢紡織品亦不再是市場上的唯一選擇。但更重要是，工業革命根本地改變了紡織業。大家不要忘記，英國最成功的工業產品之一就是紡織品，由英國以及世界各國出產的紡織品，不論是棉花、羊毛等，都是絲綢的替代品。

至於瓷器，雖然在明帝國全盛時期，一直暢銷至全世界。然而到了後來，中國瓷器逐漸消失於市場，原因是歐洲早就自行開始生產，而且品質更勝中國出品。英國 Wedgewood 在十八世紀就已開發出骨瓷（bone china），品質絕不下於中國出品的瓷器。此外，日本和歐洲的 Meissen 地區，也開發出不同的技術。到了十九世紀工業革命後，中國瓷器不論品質和產量，都已經完全沒有國際競爭力。

悲哀的是，到了世紀末，清帝國唯一的出口，就只有廉價勞動力。隨著美國終止奴隸貿易，南方州份也不可以繼續依賴奴隸提供的勞動力。為了發展西部並建設鐵路，美國急需人力，在尋找世界上最廉價的勞動力時，清帝國的南方竟然成為了最方便的供應。當時清帝國，尤其是南方，其中一個經濟挑戰是人口增長與土地不足，也就是經濟學上所講的 Malthusian Trap ，那些被「賣豬仔」的人，為甚麼都是廣東人？為甚麼太平天國洪秀全又是廣東人？一切都不是純粹的偶然。

1870 年代之後，天災影響了全球氣候，導致農業生產長時間波動。在這種環境下，清帝國的中央政府更難平衡地方的利益不均，官僚架構亦漸漸失效，帝國也走進了所謂的「垃圾時間」，意思是指帝國崩潰只是時間上的問題，權貴為了自己的切身利益，也顧不得甚麼大局。

如果深入了解當時滿族皇室與漢人朝官之間的矛盾，以及地方和中央的矛盾，便會發現制度內的確有人想要改革，但也有反對改革的力量。就如同其他帝國一樣，改革意味著某些既得利益者必須放棄一些權力。支持改革的有滿族人，也有漢人和地方上的仕紳階級，同樣地，反對的一樣是甚麼人都有。

為甚麼英國可以走向現代化、議會政治和君主立憲制？更極端的例子，是美國。儘管當時美國已經是一個共和政體，但在林肯時期的美國，更進一步放棄以勞動力和土地為主的農業經濟，走向資本主義和工業經濟。法國在十九世紀經歷多次政治動盪，走了許多彎路，但至少也在經濟上進行改革，走向工業化。在歐洲許多地方當時都在試驗不同的政治經濟模式。

唯獨在亞洲這個人口密集的地區，彷彿從來沒有發生過變革。一直要到日本明治維新，才出現第一次的轉機。很多人都著眼於明治維新時期的政治改革，又或者是文化上的脫亞入歐，但我認為大膽地從農業社會走向工商業化，才是真正的關鍵。

要了解十九世紀的世界變化，我們才見到為何香港這個小地方，為何最終能夠脫穎而出。當初英國人只將香港當作為一個簡單的貨倉和補給站，從未預見它未來會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在殖民初期的前幾十年，香港頻繁出現各種問題，包括華人與外國人的矛盾，治安、風災、瘟疫等自然災害，生活供應不穩定的問題，令香港難以管理。

究竟香港是何時才逐漸步入正軌，由治入興？經過 1870 年代之後，隨著全球經濟新形勢的發展，香港逐漸被認識為一個以貿易和商業為主的地方。下次我們會進一步探討香港開埠初期的情況。但希望從這一篇，大家可以從「鴉片戰爭」四個字，理解教科書的歷史是如等片面，執著於表面的國仇家恨，又是何等膚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