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梅內伊繼任者之爭 (Patreon)

萊希之死引發的權力繼承挑戰．IRGC與宗教基金會在維持權力結構的關鍵作用

伊朗的「最高領袖」哈梅內伊（Ali Khamenei）現年85歲，無論如何也將面臨最重要的繼承問題。本來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很大可能會接任，但他卻在本週日的空難中身亡。最初，我第一個聯想就是許多年前同樣因空難身亡的林彪事件。畢竟，在一個極權社會，每當出現權力繼承和轉移的時候，往往也會發生各種令人感到意外的事件。

但暫時看來，伊朗官員將事件定性為意外，並沒有懷疑或指控任何外國勢力。

事實上，陰謀論和揣測其實是無關痛癢。真正了解到伊朗的權力和利益是如何運作、如何環環相扣，就能明白誰當總統，甚至誰當最高領袖，結果都不會有太大分別。

普遍認為，伊朗的權力核心是最高領袖，他由88人組成的「專家會議」（Assembly of Experts）推舉；而「專家會議」的成員來自各地區的主要什葉派神職人員。

成為「專家會議」的一員，需先經由最高領袖親自挑選的「監護委員會」（Guardian Council）審查和批准。12人組成的「監護委員會」權力很大，不僅決定「專家會議」的資格，還決定議會及總統的資格，甚至可以釋法推翻議會的決定。而這12人中，有6人由最高領袖直接任命，另6人由大法官提名。大法官，也是由最高領袖直接任命。

因此，這些人都是最高領袖的親信。

然而，我認為伊朗最重要的兩個權力和利益建構其實是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以及「宗教基金會」（Bonyads）。

伊斯蘭革命衛隊（IRGC）是名副其實的「軍工聯合體」（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許多人眼中，IRGC只是伊朗政權直接指揮的軍隊，尤其是在周邊地區進行軍事行動的精英部隊如「聖城軍」（Quds Force）。但IRGC也控制著各行各業的大量企業，包括建築、能源、電信、航空公司和銀行。通過這些企業，IRGC獲得了豐厚的收入，用於資助其運營並擴大其影響力。IRGC所控制的企業，也同時是伊朗國內的寡頭壟斷，如伊朗最大的國營建築公司「哈塔姆安比亞建設總部」。

至於「宗教基金會」則掌握了分配宗教撥款的權力，包括興建和維修清真寺和宗教學校（哈瓦扎）等。同時，Bonyads也控制著各種經濟活動。

所以 IRGC和「宗教基金會」才是建立執政聯盟的關鍵，而最高領袖則直接控制 IRGC 與Bonyads 的人事任命。

Ebrahim Raisi（萊希）一直被認為是最高領袖的有力候選人。然而，其他潛在的繼承人還包括前大法官、現任「國家利益評估委員會」（Expediency Discernment Council）召集人 Sadeq Larijani（薩德克·拉里賈尼）。另外，盛傳有意角逐總統一職的還有最高領袖的兒子Mojtaba Khamenei（穆吉塔巴·哈梅內伊）以及前德黑蘭市長、現任國會議長的Mohammad Bagher Ghalibaf（穆罕默德·加利巴）。

許多人以為，誰擔任下一任的最高領袖，是由現任的阿里·哈梅內伊決定。但在現實中，出任最高領袖的人關鍵在於能否透過分配利益，建立屬於自己的執政聯盟。因此，如何透過IRGC和「宗教基金會」支配的經濟和制度資源，委任自己的親信，是建立忠誠度的最重要手段。

在這個過程中，也少不了要肅清一部分潛在對手。因此，在極權社會中做官，風險很高，但回報也很高。

雖然有時上層的權力鬥爭會動員到群眾力量，但很可惜，單靠群眾的反對，難以撼動這種環環相扣的權力結構。只要體制保持不變，一代的人事變動，不會對整體政治結果產生重大影響。因此，專制極權統治集團，即便內部矛盾激烈，那些已經身處社會上層的人，仍然不惜一切代價去維持體制的延續。

甚至外部環境變化也無法改變這種超穩定結構。

維持這樣的統治代價極高，通常由大多數人民承擔。久而久之，民眾生活水平下降。伊朗貨幣匯率持續貶值，國內通脹惡化，是政府不斷收割社會資源以維穩利益輸送的直接結果，是另一個擁有豐富天然資源但經濟發展不佳的典型案例。

反之，一些沒有資源的小國家如新加坡和從前的香港，因為依賴資本和貿易維持經濟活動，發展出相對上更要討好人民的統治模式。因此，當香港被兼併入大國，也注定了我們的命運。

對這個題目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參考《獨裁者手冊》（Dictator's Handbook）；利用經濟資源和壓制異己，對執政聯盟威迫利誘，促成政權穩定性和專制的延續，來來去去都是那幾度板斧。只要體制不變，政權就能繼續存在；伊朗如是，俄羅斯如是，神奇國度亦如是。民眾抗爭對政治結構和結果的影響有限，只有當內部的資源分配矛盾無法達到平衡時，才可能出現轉變契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