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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動盪不安的時勢,我知道很多會員都想我分享我對未來的看法。接下來的這個系列,我會有三個大題目:第一個是講國際政治,第二個是講經濟,第三個是講中國和香港。今天主要是會講政治。

政治分析,我們一定要看歷史的前因,而今天的局面其實就是過去變化得出來的結果。如果可以做到事後孔明的話,其實已經好過大多數人。今時今日碎片化的國際局勢究竟是怎樣形成的呢?

一個穩定的國際局勢,一是就有一個「單一霸權」亦即是所謂的單極世界(Unipolar)。雙極的世界,最多都可以說是「有驚無險」。最不穩定的狀態,就是所謂的多極世界(Multipolar);多極亦可以是無極,即是(Nonpolar),即是一個霸權都沒有。這種想法其實最主要是源自於過去的世界,我們不斷經歷各種戰爭。由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到1990年代後的和平,就是由雙極的世界走向單一霸權、單極。由單極走向無極,即是現在這種狀態,有人叫做「G0」。

其實由第二次世界大戰到1991年,國際政治最主要的力量就是兩大陣營對壘,亦即是我們所謂的冷戰時代。但其實早在1960年代,兩個陣營就知道,他們不可以真正有正面的衝突,否則結果很可能就是第三次世界大戰;而如果真的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就很可能演變成核戰。沒有人知道結果是不是生靈塗炭,但一定會消耗當時兩大陣營自己本身的力量,自己延伸出去的影響力亦維持不了。所以,核武表面上帶來了這種動態平衡,亦即是博弈論(Game Theory)中所說的「Mutually Assured Destruction」(MAD),但實際上,當時美蘇兩國的當權者,最重要的是不想破壞他們自己本身已經在不同範疇所有的控制,亦找不到什麼理由去改變當時的現狀。所以由1960年代開始,美蘇就有一種默契,就是鬥歸鬥,但不可以演變成直接的戰爭,最多都是代理人戰爭、文化上、經濟上、科技上的競賽,而最終就是出現了我們所認識的所謂國際局勢。

政治另一個分析的方法,就像剛才所說,從統治者的角度去思考問題,然後才想國內的利益,最後才推論究竟會有一個怎樣的世界局勢。如果在1960年代,無論是文化、經濟還是科技,其實都真是百花齊放。但與此同時,在各國戰後出生的一代人,亦即是所謂「嬰兒潮」一代,他們亦都在當時開始進入社會,進入了政治活躍年齡。究竟這一代人他們的共同價值觀是什麼呢?首先就是反戰。美國嬰兒潮一代人反戰,而歐洲的嬰兒潮一代人又反蘇、又反美,亦都有少少左傾。我甚至會說,戰後歐洲的新一代,其實基本上就是承襲了19世紀以來那種民族主義的精神,希望可以擺脫當時兩大陣營的影響,去重新建立、重振他們自己的身份認同。亦都是因為這種強大的潛藏力量,最終導致到蘇聯陣營的瓦解。

當時蘇聯雖然控制住東歐,但是東歐的幾個主要國家,尤其是波蘭、東德、南斯拉夫、波羅的海三國,基本上都沒有被俄羅斯化。你說當時蘇聯想不想將這幾個地方的人俄羅斯化呢?當然想了。但問題是這些不同文化體系的國家,他們本身都有根深蒂固的文化和歷史。蘇聯對這些社會的影響,也只有短短的幾十年,根本不足以改造這些社會。所以美蘇兩大陣營對這些地方,也只能夠用民族主義以外的另外一些意識形態去進行社會改造,就是共產和資本主義這兩套價值觀。也因為這個原因,英語系的世界漸漸成為了資本市場自由主義的代表,而以外的其他文化體系,有些就繼續用計劃經濟去經營,有些就演化出自己的民族主義。

蘇聯陣營計劃經濟所建立出來的既得利益實在太過根深蒂固。東歐是要依賴計劃經濟去獲得礦產和能源,才可以發展出工業,而中亞地區就只有靠輸出能源,去換取由東歐輸入的工業產品。蘇聯的內迴圈是控制這些國家的重要之處,但是計劃經濟它致命的弱點是在於缺乏推陳出新的力量。所以當外面的世界不斷由量變到質變,蘇聯就一直停留在1960年代的水平。當距離越拉越遠,首先就是東歐的國家會覺得根本不需要依賴蘇聯的計劃經濟體系去進行分配。結果他們本身的民族主義力量,影響力漸漸就蓋過了計劃經濟的思想。

順帶一提的就是,對蘇聯這個瓦解過程,最有深切體會和反省的一定是中共。所以中共很清楚知道,單靠經濟體系和意識形態是不足以維持一個帝國。一個帝國必須要有強大的身份認同。事實上如果看回中共奪權的歷史,當時的國民黨何嘗不是信奉計劃經濟,甚至軍國主義?只不過當時的中國根本沒有一個有效的國家機器。四個現代化講了幾十年,但是中共黨國機器的建立,也只是由毛澤東之後才真正開始,去到過去20年左右,才叫做有個相對上完整的結構。中國和香港這個題目,我就會留在這個系列的最後一集才和大家慢慢分享。

我們將目光帶回1960年代的西歐,可以說當時每一個國家都想擺脫美國的影響,尤其是經濟上的影響。當時英國還有英鎊區,這個也是維持著英聯邦最重要的一個體系。但是我們要知道就是,貨幣和貿易秩序在經濟學上有所謂的網路效應。所以如果英鎊區要在這個美元秩序,也就是所謂的布雷頓森林協議以外去維持另外一個體系,其實又談何容易呢?最低限度,英鎊區要在生產力上和美國有爭一日長短的條件,當中關鍵就是科技。但是當時世界上根本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在生產力上能夠和美國爭一日長短。而英國的唯一優勢,就只有昔日帝國的餘溫。但是自從印度獨立,後來英國甚至對中東國家的影響力也減退,尤其是1968年蘇伊士運河危機,中東也成為冷戰另外一個主要的舞臺。當大英帝國內捲,英語文化雖然繼續是國際最主要的體系,但是主導權又漸漸去了美國手上。而英國、加拿大、澳洲等等,也是由這個時代開始變成非美國式的自由民主社會。

其他歐洲社會,主要的兩大國就是法國和德國。當然,歐洲從來都是一個難以統一的多文化體系,如果能夠做到經濟上的一體化,其實已經是歷史的創舉。歐洲經歷了兩次大戰,由世界文化、經濟、政治的重心變成了冷戰的最前線。如果不是因為他們本身有深厚的歷史和文化,很可能一早就變成了代理人戰爭的場所。所以西歐戰後好幾代人最想做到的就是不受美蘇兩國的影響,但是同時之間又可以演變出一種和平的歐洲大統一。更重要的是,要照顧得到不同文化、社會之間的融合。結果就是歐盟和歐元區。

但是歐盟和歐元區正如剛才所說是有一定的成本的。除了它要有背後的生產力,更重要的是要有一套金融制度去分配資本。所謂分配資本,其實就是透過分散風險,令到社會整體能夠更加承擔風險。能夠更加承擔風險,才可以去嘗試,有能力去嘗試,才可以不斷推陳出新。正如剛才所說,計劃經濟的最大問題就是將所有風險由國家獨自去承擔。結果就是很少會出現真正有推陳出新的嘗試。一個沒有真正有效資本運作的市場,就只可以依賴模仿人家做了出來已經成熟的技術,不斷追落後,又或者是變成一個尋租型經濟。表面上支援國家機器運作,但是暗地裡,這些既得利益者其實是很抗拒轉變,甚至乎在社會發展的過程中,不斷將風險轉移到國家上,將利益化工為私,也就是我們所謂的貪腐。

我不是說資本主義社會就沒有這些問題。其實在過去幾十年我們也看到,金融業漸漸將承擔責任的風險推卸給國家,這也是2008年金融危機的時候,最多人抨擊美國政府和聯儲局的理由。關於經濟體系在過去幾十年的轉變,我就會留在這個系列下一個分享去深入剖析。

由1960年代起,國際大勢就是有兩個不想破壞兩極動態平衡的美國和蘇聯。當時這兩個大國的目的,也只是要繼續維持他們本身的體系對外的影響力,最終也只不過是為了限制對方的影響力擴張。而這兩大勢力以外的主要勢力,歐洲就想擺脫美蘇的影響,其他的例如亞洲、非洲國家,也有類似的態度。後來就演變出不結盟運動。

1970年代是戰後歐美的低潮,導致這次低潮出現主要的原因是政府的開支不受控。但是我們要知道,當時歐美其實正在享受人口紅利,尤其是美國嬰兒潮一代人,是1970年代芳華正茂。用傳統的角度去分析,當時的歐美是沒有理由出現一個這樣的低潮。所以另外一個解釋就是,新增的勞動力不等於生產力。主流的說法是,1970年代對全球經濟最大的衝擊是石油危機。但是我覺得更大的衝擊,其實是來自貨幣以至資本市場的轉變。首先是1967年英鎊貶值,這一幕導致後來英鎊區在1972年結束。另外一邊廂,以美元為基礎的布雷頓森林協議,也隨著1971年尼克遜宣佈單方面放棄美元對黃金的保證而結束。經歷大概兩年的危機,當時世界上最主要的兩隻貨幣大幅貶值。所以我們與其說當時是石油輸出國合謀壟斷導致油價急升,倒不如說是因為貨幣競逐式貶值,而導致能源等天然資源價格上升,最終就反映在通脹上。

當時蘇聯作為另外一個擁有豐富天然資源的帝國,在很多人眼中,是將會在十年之內取代美國,成為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究竟歐美在1960年代冷戰高峰期最重要的經濟問題是什麼呢?為什麼會導致兩大貨幣體系要崩潰呢?1967年美國的軍費開支佔GDP是9.63%,一直要用30年時間,直到1997年才減到3%左右。而3%這個軍費開支佔GDP的比例,也一直維持到今天。所以對美國來說,尤其是唐納·特朗普這代人,會覺得歐洲是依賴美國去維持國際和平,某程度上是佔了美國的便宜。所以可以說是由1917年美國加入第一次世界大戰,到1965年美國時任總統林登·詹森宣佈派兵十萬介入越南的內戰,期間接近半個世紀,是美國高度介入國際事務的高峰期。

由反戰運動開始,美國其實漸漸已經開始改變策略,以外交、多邊組織等為主要手段,又或者是提供武器和資金,等其他人去打仗。是真的要去到人家是沒有作戰能力,迫不得已才會由美國出手。例子就是1990年代海灣戰爭,以及南斯拉夫的維持和平部隊。其實由1970年代開始,戰爭不再是像從前那樣,由兩個勢均力敵的國家進行的大型衝突。更多的戰爭其實是一些小規模的邊境爭議,又或者是內戰、種族仇恨、衝突等等。軍事行動也變成了維持和平行動。當然很多內戰、邊境爭議對美國是沒有直接的利益。反而近20年來在中東的局勢改變,是直接影響到歐洲,尤其是難民問題。所以很自然就會令到有一派美國人認為,是時候要再進一步退場了。

美國要退場削減軍事開支,有個先決條件就是要解除蘇聯的威脅。1970年代美國的策略就是聯中抗俄。今時今日有很多人說尼克遜養虎為患。但是如果從1970年代的美國去看,中共有段時間都不會對美國構成任何威脅,又可以從亞洲這邊牽制蘇聯,何樂而不為呢?再加上當時中共內部亂到一個點,連自己開飯都有問題,隔整個太平洋以外的美國,真的沒什麼好擔心。還有一個關鍵因素就是1964年中共核試成功,美國也不可以繼續當它不存在。如果大家細心去看,目前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五個常任理事國,就是在1970年代世界上五個擁有核武的國家。而這兩件事當然不是純粹的偶然。

1970年代外界對蘇聯所知甚少,只有在1990年代之後,外界才發現原來蘇聯除了有天然資源之外,在其他範疇的進步是很慢很慢的。當時蘇聯最經常做的事就是透過間諜去盜取西方的科技。不過科技本身不是重點,重點是怎樣將這些科技變成生產力。而生產力是要透過市場去反映裡面的價值。所以當時蘇聯雖然獲得了不少這些當時歐美的科技資訊,但是根本是沒有辦法應用得到。所以蘇聯的經濟和社會問題漸漸變得更加明顯。生活在莫斯科的人未必意識到一個問題所在,但是其他周邊國家的情況就很不同,也都再一步令到這個不能夠被俄羅斯化的加盟共和國變得更加離心。蘇聯的統治危機,有人說是阿富汗戰爭,有人說是切爾諾貝爾的核電廠事故。但是如果從美蘇限核談判,我們可以推測得到,其實當時美蘇都有削減開支的必要,尤其是兩個國家的戰後人口紅利慢慢消失。不要小看一年幾個百分點的GDP的軍事開支,這一筆資金加上其他釋放出來的人力資源,是令到美國在1990年代出奇地有一段日子竟然可以有平衡預算。

1990年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第二次出現的和平紅利。可以說1990年代是近幾十年來人類歷史裡面最好的一段日子。我們這一代人有幸見證過這段日子,某程度上都是歷史上最幸福的一代人。1990年代之後的美國,可以說是沒有任何所謂的國家安全威脅,本來就應該是要完全退場的了。30年前我讀大學的時候,真的沒有什麼所謂研究國際關係的學者。大家要知道我讀的那間大學,就是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他們的政治科學是長期都在美國排頭五名的。在我那間大學上,沒有人研究所謂的國際政治。當時學界主流只得兩套學說。一邊就是福山(Fukuyama)提出的歷史終結論,即是資本主義、自由民主已經贏了,只要改變了剩下的幾十億人,很快就會有世界和平、世界大同。而福山的老師塞繆爾·亨廷頓(Samuel Huntington)寫了一本書,就是文明衝突論(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他說世界將會有幾個主要的文化體系,矛盾、衝突是會繼續下去。我記得當時這個辯論很精彩,一直傳頌到今天。

但是我有一位老師 Raymond Tanter 說,在1990年代之後,美國的國家安全將會來自一些流氓政權,有些政權甚至乎不是以國家作為單位。我們是從來都沒有試過對付這些威脅,例如這些非常規的戰爭。當他這樣說的時候,雖然中東中亞一直都已經有恐怖主義分子,但是從來沒有人想過恐怖主義是會直接威脅到美國,一直去到911。911是自珍珠港遇襲之後,對美國人帶來最大的震撼。雖遠必誅這四個字,其實可能只有美軍才做得到。由911到殺死拉登,可能是近代史裡面最後一浪美國對外出兵。其實在不少美國人心目中,由韓戰到越戰到中東,美國出兵海外雖然不會打輸,但是也都不知道贏了些什麼。其實伊拉克海灣戰爭已經令很多人質疑是不是必須要打呢?去到攻打阿富汗,雖然主要是因為塔利班,但是如果我們看回今時今日塔利班已經在統治阿富汗,更加令人質疑美國是不是真的有能力將軍事的力量打到國境以外呢?至於以色列,今屆政府也都好幾次強調以色列是有能力去保護自己,而事實上都是。站在美國的國家安全立場去看,你最多都是擔心伊朗擁有核武。但是對於那些已經擁有核武的國家,例如北韓,美國也都最多是用經濟手段去限制這些國家進一步擴張。

在這個大前提之下,可以見到未來美國外交和軍事,可以的話盡量都是不想介入美洲以外的世界,甚至乎可以說美國自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接近一個世紀的時間,雖然有一半的日子是義無反顧地介入國際事務,但是有另外一半的時間,其實是免得就免。到今時今日,甚至乎是主動退場。唐納·特朗普的第一個任期,其中一幕就是去新加坡和北韓的金正恩會面。最終談了些什麼,有什麼成果,除了是有件事可以讓他說一輩子之外,真的見不到改變了些什麼。至於今時今日俄烏戰爭,明眼人都見到雙方是打到想收手,但是找不到理由。如果你說特朗普最厲害的是什麼,我會說他很清楚知道有些什麼可以讓他說一輩子。如果可以促成俄羅斯停火,就真的夠他說一輩子了。我覺得不要將一個政治人物神化、英雄化,但是反過來,也沒有必要去醜化、妖魔化。這些這麼情緒化的行為,說到底都是為了發洩。有些人覺得,感覺的東西,尤其是被壓抑的人,發洩一下無可厚非。當然我是明白這種情緒的。但是當一個人習慣了用這些角度去了解世界,很自然就會停留在這個水平。最大的問題是,這種態度會令一個人對每件事都變得這麼情緒化,最終不懂得去理性思考問題。不懂得去理性思考問題,就會做錯決定。做錯決定,損失的不就是自己?

所以我們撇除個人言行,看回國際局勢。美國退場不是因為特朗普一個人,而是一個歷史的趨勢。特朗普代表的是一群人的想法,如果不是他不可能當選,也不會有這麼多人對他如痴如醉。民主黨的支持者難道又很想打仗嗎?當然不是了。民主黨支持者,你如果要他們去上前線,他們一樣會反戰,歷史上發生過的了。民主和共和兩黨的支持者,最大的分別是在於他們對錢應該用在哪裡,和怎樣去拿到這些錢,是有不同的看法。記住了,假如是可以用錢解決的問題,從政的人都會嘗試用別人的錢去解決這些問題。

如果要我用一句話去概括特朗普思想,我就會說特朗普和他的支持者都相信,他們是有條件要其他國家出更多的錢,負擔更大的責任。也都是因為這一點,令到美國和其他國家的矛盾加深。因為在其他國家眼中,戰後世界秩序的最大得益者就是美國和美國人。而目前大家都面對著經濟衰退的威脅,大家都一樣財赤,大家都一樣這麼水深火熱,美國就來說要大規模退場,還要動一下就說要加你關稅,真的有一點點推其他人入火坑的感覺。但是站在美國的立場,閣下的問題不是我的問題,你就不要把你的經濟衰退、國家安全、氣候變化等等全部都說到是美國而起,又或者美國有責任去做任何事。

當然有人會覺得,假如美國只是掛著自己的利益,那其他國家又怎麼辦?國際秩序又會不會回到那種赤裸裸的叢林法則,誰大誰惡誰正確?其實這句話的背後,也都反映了過去幾十年國與國之間不論大小理論上都是平等,也就是一國一票的國際多邊秩序。大家可以一起思考一下,過去究竟是哪些國家因為這個多邊主義的原則而得益,而後來這種多邊主義又如何變化呢?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歐洲大陸主要幾個帝國,包括俄國、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等等相繼崩潰。當時美國仍然想抗衡這些歐洲傳統舊社會的政治勢力,用的方法就是支援民族自決,尤其是支援奧匈帝國、鄂圖曼帝國版圖中的民族國家獨立。波蘭獨立,時任美國總統威爾遜提出了14條原則。說得好聽一點,就是希望歐洲大陸的勢力得到平衡。但是陰謀論一點看,就是不希望再看到歐洲大陸有新的帝國出現,直接威脅到美國、英國甚至乎是法國。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原則仍然是民族自決。國與國之間也都用一個對等的關係去進行外交。

多邊主義的意思就是,與其由國與國之間自己進行外交,即是所謂的雙邊外交關係,不如建立一個組織,好像聯合國那樣,總之每個成員國就是一票。其實除了聯合國之外還有很多其他多邊組織,例如以前有個叫做關貿總協定GATT,後來就演變成為世貿。另外還有國際貨幣基金會、世衛等等。我記得大概在2000年左右,已經有很多人提出好像北美的自由貿易協定、歐盟等等的區域性組織,其實是削弱了多邊主義,尤其是在貿易,因為區域性的貿易壁壘主義最終都會和世貿這些全世界的組織會有一定矛盾。

但其實細心地去看,究竟一個組織的存在是要有些什麼先決條件呢?政治上一個組織存在首先要有共同利益。但是如果成員國之間無論是收入水平、文化歷史背景等等都有很大分別的話,那共同利益又在哪裡呢?而且當成員國越來越多,大家可以有的共同利益就越來越少。所以多邊主義一早就出現了裂痕,只不過當時仍然未真的去到土崩瓦解的地步。

1970年聯合國有127個成員國,去到2025年聯合國有193個成員國。其實很多都是1990年代之後才獨立出來的國家。過去只有127個成員國的時候,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很多時候都是要依賴利益的交換才可以維持到共同利益。但是去到成員國的數目增加,很容易就會出現新的利益結構,也就是會出現不同的陣營。最近我們經常聽到的全球大南方Global South,他們這些發展中國家就認為由發達國家主導的多邊組織對他們來說其實是剝削。究竟這個說法是不是言之成理呢?還是這些國家一直突破不了他們自己的發展瓶頸是因為他們國內的問題呢?但是很明顯,如果繼續由美國去維持這個全球秩序,代表美國要提供更加多的援助。站在美國的立場,問題就是這些資源是不是真的有必要給出去呢?其實說的錢不是說十分之多,但是當有另外一些國家也都開始用資源去換取支援,那就很容易會出現援助的競爭了。沒錯,中共對某些國家的援助是很豪爽的,去到一個地步就是連他自己的國民都說這些行動是不是大撒幣啊?在美國這邊的社會一樣會有人這樣去看,覺得這些對外的援助一點都不實際,也都會造成很多的貪腐行為。所以唐納·特朗普這屆政府第一個出手取締的就是USAID美國國際發展局。這個做法得到他的支持者非常之認同。

雖然說美國是從歐洲、亞洲、非洲甚至中東、中亞都想退場不想介入,但是這一屆美國政府一開始就對加拿大、墨西哥以至巴拿馬施壓。加拿大和墨西哥是和美國接壤的兩個國家,在過去100年來美國都可以維持著一個相對和平的關係,可以說是美國一直以來沒有後顧之憂的原因。唐納·特朗普的政府用非法入境者和毒品流入作為理由,對加拿大和墨西哥這兩個鄰近的國家徵收懲罰性關稅。很多唐納·特朗普的支持者當然覺得合情合理,但事實又是不是這樣呢?之前都有分析過,對墨西哥徵收懲罰性關稅結果很可能只是會令到南部的非法入境者問題更加嚴重,因為墨西哥本來可以出口貨物和勞動力,最終因為經濟差了出口不到貨物,令到更加多人會因為謀生而偷渡。至於加拿大呢,相信不少人更加是想都不明白究竟哪裡得罪了唐納·特朗普呢?還是因為小杜魯多和他有什麼個人恩怨呢?其實小杜魯多已經宣佈不會尋求連任,而目前的預測都是保守黨將會重新執政,這樣又是不是會改善美加的關係呢?但有個可能就是這一屆美國政府對加拿大和墨西哥施壓,目的是要用行動去表示北美的規矩由美國去定,加拿大和墨西哥必須接受這個現實。非法入境者也好,毒品也好,工業生產關係也好,都只不過是表面上的議題,實際上是要和這兩個國家分清莊閒。

其實對巴拿馬運河的控制也是這樣。美國由東岸去太平洋最快的路線就是經巴拿馬運河,而一直以來美國也是最主要用這條運河的國家。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商船是非常少量,歐洲就更加少。所以過去一直以來美國都是控制著巴拿馬運河,直到1999年才將控制權交回給巴拿馬政府。有理由相信特朗普是想收回對運河的控制。

至於格陵蘭,其實在地理位置上的確是更加接近北美,更重要的一點是自從2009年丹麥政府透過了自治法,格陵蘭理論上是可以發起獨立公投。2024年格陵蘭政府也將獨立公投列為今年選舉的議題。所以美國提出要買起格陵蘭,也可能是出於對於美國地緣政治的考慮,因為由美國東岸如果要經過北極去到亞洲,格陵蘭就是一個重要的據點。在這個時候美國表明對格陵蘭有興趣,最主要是跟其他國家說你們不要打這個地方主義了。

那麼最終美國會不會擴張領土呢?我覺得更應該問的問題是,美國認為自己的國家利益究竟去到多遠呢?19世紀末美國的領土範圍曾經去到太平洋另一邊的菲律賓,但是最終因為沒有辦法有效地去統治這個文化和經濟都有這麼大落差的社會,最終是寧願選擇給菲律賓獨立。而阿拉斯加和夏威夷其實文化、社會上和美國本土都有很大分別,但是為什麼1959年就會納入成為美國聯邦的一部分呢?原因當然是冷戰。至於其他地方好像波多黎各、關島,為什麼一直沒有加入聯邦呢?因為到目前為止好像波多黎各、關島這些地方,最大的價值就是一個旅遊目的地。所以說要加拿大成為美國第51個州,我覺得特朗普純粹是想「搵交嗌」,看看加拿大人可以有多憤怒,真的認真就輸。至於格陵蘭就真的很難說,假如今年格陵蘭透過獨立公投,美國會不會走去和格陵蘭政府談保護協議呢?反過來說,如果根據Polymarket的賠率,格陵蘭獨立公投透過的機會率只有兩成,可見的將來格陵蘭仍然會是丹麥的領土。我也很難想像美國會出兵去攻打另一個北約的成員國。

無論是美國優先(America First)又或者是MAGA,其實我們是不可以用外面的人的角度去想美國人究竟在想什麼。我們要從美國人的美國夢去理解,就是說每個美國人有間獨立屋,每個成年人有自己的車,這就是偉大的美國。美國人其實和全世界人一樣,肯定最優先關心的是自己的生活,外面的世界發生什麼事是次要。這種覺得有溫飽,國家就很偉大的想法,是不是有點似曾相識呢?當然我不是說所有美國人都是這樣想。問題是如果那些很滿足現狀的美國人,又不會那麼關心政治,我認識不少人都是這樣,也就是所謂的沉默大多數。近年又多了一批人,他給那些左翼的政策,例如DEI、Woke、極端的環保主義等等,令到他們變得更加接近MAGA。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他們會覺得不關他們事,甚至乎因為支援烏克蘭的人是左翼,他們就反對到底。我們要知道一個有3億多人的國家,真的會有不少人是這樣想。他們也會覺得好像加拿大、墨西哥這些,根本就是依附著美國而存在,沒有了美國,你什麼都不是。

最後就是亞洲印太政策。有些人覺得這是兩黨少有的共識,就是對中共的政策。但是如果我們用一個同心圓的角度去看美國的世界觀,他們會覺得美國的國家安全紅線,第一肯定是北美的範圍,然後就延伸到周圍的海洋,去到太平洋另一邊,似乎最遠也只不過是去到第一島鏈。而且就算發生什麼事,都應該由當地的人自己去防禦自己的領土。而現實考慮就是,他們會覺得美國都過不了大海,又有哪個國家可以由大海的另一邊過來美國呢?所以美國最主要的利益,都只不過是要堅持在公海上船隻的自由航行,尤其是和美國相關的船隻。另外近年最多就加多一個議題,就是那些海底光纖,就是這麼多了。

有些人很一廂情願地希望美國會對中共強硬。他們以為民主黨軟弱,得個講字不會行動。其實唐納·特朗普也很可能只是講就兇狠。其實無論是中共還是美國政府,他的首要考慮是政權自己本身設身利益,其次是現實上的限制。從政的人,他講什麼反而是很次要。正如一開始所說,從歷史我們可以更清楚地看到,政權他設身的利益,他的環境限制。至於那些政工作者、政客講什麼,其實最主要都是照顧他關鍵支持者的感受。當然,如果從政的人,他們所說的話是打動不了任何人的,那就是徹底的失敗。但是從來都不會有任何從政的人,他講的話可以打動得到全世界的人。所以有人會全情投入地支援某些政工作者,也會有些人全情投入地反對某些政工作者。我自己認為,做時事評論,就是要對任何掌握了權力的人抱有懷疑的態度,如果不是其實就是很天真很傻。不過有些評論人,他會寧願去選擇其中一邊去支援,這是搭政治信風車的做法,其實也是非常理性。

簡單總結一下今天,其實在1960年代美國政府對外的政策已經有改變,退場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甚至乎很多美國人是質疑究竟韓戰、越戰、波斯灣戰爭、出兵阿富汗、伊拉克是否真的有必要,尤其是在擊殺了拉登之後。也就是由2011年開始,美國已經部署撤出中東、中亞。美國也有不少人覺得,歐洲的事就由歐洲自己去解決,反正歐洲的民眾對美國也沒什麼好感。至於印太、亞洲,我也見不到美國有什麼動機要投入這麼多資源。至於對中國,雖然有兩黨共識,但是如果我們將美國的利益形象化成為一個同心圓,美國優先要考慮的,其實反而是控制南北兩個接壤的國家,以及有經濟利益的公海。中共在他自己境內做些什麼,只要不干犯到美國的直接利益,美國政府很可能都是隻眼開隻眼閉。有關這方面的問題,我就會在這個系列第三集去詳細分析。

下一集的內容,我主要是針對環球金融、經濟,以至到是各種科技的進步,帶來的衝擊、挑戰和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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