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師傅飛仔黎 (Patreon)

【是日隨筆】記在世界新聞自由日

「今日世界新聞自由日，你不如寫啲嘢，關於 Jimmy 對新聞自由嘅貢獻，我哋幫你宣傳吓吖。」Mark Clifford 是前南早和虎報老總，後來又被邀請出任壹傳媒的董事；現在他是 Committee for Freedom in Hong Kong 的主席。還有他正在為黎智英寫傳記；每星期我們都有三十分鐘的電話對話，我口述外人可能不知道的壹傳媒故事，由他去執筆寫這段歷史。

「嗯，我覺得其實佢係一個被政治耽誤的創業家。」我說。

黎智英對我有知遇之恩，所以我一定是偏心的；心底裡我除了覺得他「好勁」和「好有好奇心」，以前給他打工的時候，最希望是有一朝可以成為他的左右手，最終在他退休之後，做壹傳媒的 CEO 。

最初加入蘋果，我是「從天而降」；黎智英親自請回來的，一入職就是主筆。報紙的主筆，尤其是像蘋果日報這份大報，嘩，不得了，主筆都是有多年傳媒經驗的老江湖，而我只是一個三十歲不到，也沒有傳媒經驗的新鮮人。我知道，在很多同事眼中，如果不是皇親國戚，又怎麼可以輕易得到這個位置？

不，當年我真的只是一個不知地厚天高，毛遂自薦的年青人。或者，在我摸上門找他的一天，那短短的對話，讓他有親切的感覺吧。

其實當時我只是因為搞智庫，想請他支持，想不到他說：「你想推廣自由市場，唔做生意去搞智庫，你一定會唔會成功。你一定要識得做生意。咁喇，你入蘋果幫我做嘢，學吓點做生意喇。」

就是這樣，我入了蘋果。當時是 2005 年的秋天。但過了不到幾個星期，他便對我說：「我想你去搵啲人返來寫嘢。」換了其他人，可能會想多了，以為是不是因為自己寫得不好。但是我當年也沒有想其他的：「好呀。」

我找了一些朋友，像孫柏文、宋漢生、尹思哲、高明輝等。這個小小的蘋果批團隊，我自己還起了一個別號，叫自己做「蘋果批辦公室」，我自封做「蘋果批辦公室主任」。

有一天，他又叫我：「你去財經版，我想將佢改革；要生動有趣啲，依家太悶喇。」改革一份報紙，最難是每日的工作已經鋪排得滿滿，同事都沒有空閒去做其他的事。但當時我們見到有個空檔，就是每個星期一，通常都沒有甚麼新聞，所以我建議不如逢星期一，將財經版變成雜誌式的做法，有長篇專題，有些實驗性的內容，例如用對話形式，寫一式內幕八卦。

大家可以想像，對原有的班底，這個空降的幹部不知又要搞甚麼。老派的報人，也覺得我們這些沒有經驗的外人，最多做幾次就會掃興而回。所以編採管理層雖然沒有拒絕老闆的意思，但也說明沒有人手，我要做的話，就要自己想辦法。

蘋果批辦公室的班底，其實也不夠人手；我也不管壹傳媒山頭文化的傳統，自己到不同部組去找義工。無錯，當時自願加入的同事，要冒著得罪高層的風險；又或者他們相信我的後台夠硬淨吧。

就是這樣我在財經組以外，成立了一個財經研究部。最初幾期，我們沒有經驗嘛，所以花了很多時間。我試過由星期五晚沒有離開公司，一直做到星期日晚上；當中就只有每晚在蘋批辦打地鋪睡幾小時。其實，那種死拼的經驗，是很過癮的。

結果，我也記不起做了幾多期，財經組也改組了，將財經研究部也吸納了。團隊化整為零，我也沒有甚麼 hard feeling ，不但因為這個經驗難能可貴，而且蘋果財經版的風格也變得娛樂化。我不敢說是蘋果財經開創了一種特別的風格，但後來者青出於藍，這件小事，我想也值得記下一筆。

當時應該是 2006 年中左右吧；老闆已經想將改革深化到其他部組，當時他想令蘋果與讀者更互動，要做 live ，要 video 。就是這樣，我又被調到去開一個新的部門。由於之前空降的經驗，在很多部組同事眼中，我就像一個甚麼黨委書記，但也有些老報人私下叫我做紅衛兵頭目。

如是者，我的工作就是到處踩場；當然，也有些同事覺得，本來好好的做報紙，就正正經經去做，報要有報格⋯⋯（下刪幾千字）。

但是回想起來，蘋果的基因，本來應該就是有這種矛盾。蘋果有它像工廠般的流水作業；而講求效率的運作，日子久了，就會成為習慣，少不免會犧牲一點創意。創意，就像老闆所講，不是天馬行空的，而是要切切實實解決問題。解決問題，又不可以脫離現實，必須要經過測試，甚至明知有失敗的可能，找出行不通的路。所以，撞板不是錯，錯是撞板之後沒有反省。所以，有人說老闆的管理哲學是製造矛盾，但我看來他是從一而終的，只相信實驗過後的結果。

老闆的管理哲學，也改變了我的人生態度；記得最初他對我說，入蘋果是讓我學做生意。他履行了最初的承諾，只是用了非常的方法，但如果沒有這些經歷，我想自己也不會對傳媒這個行業有自己的看法。

我不敢寫黎智英對新聞自由的貢獻，因為我相信他自己也對這種題目不感興趣。但是他對我的栽培，我想我也有資格寫一筆吧。

但在寫這篇的時候，我也去找他從前寫的文章；一口氣便將他寫的《事實與偏見．九．創業》由頭到尾看了一遍。這部單行本，主題是創業；我覺得這是他寫得最好的其中系列，而且都是他自己的個人經歷。以上我所寫的個人經歷，不論筆觸和思路，多少都有受到他的影響吧。不過，我想最大的兩個反省是：

一，我更加肯定他是一個被政治耽誤的創業家；正如第一次見面時他對我說，要改變社會，沒有甚麼比做生意更直接有效。他真正的興趣，除了食，就是做生意。

二，如果拜他為師，最簡單直接就是要實事求是地去解決問題。我經常說自己有拖延症，那可不是講笑的。我最大的問題是很多想做的事，這也是當年他經常說我不專注。當時我以為他只想我做一件事：「咪又係你叫我去唔同嘅部組嘅～」如今想回來，其實真正的問題是我的信心不夠，所以往往想後路，想 exit option ，想如何讓自己全身而退。無錯，當時我總是在想：「如果執行的項目失敗了，甚至失業了，怎麼算？」就像很多做大傳媒的人，我當時也為自己留了一手，就是借自己的平台去建立人脈關係。如今看來，其實他應該知道我有這種想法，所以才對我說要專注手上的問題，而不是想各種退路。

他就是這樣的一個人，從來都不會先想退路。可能有很多人會覺得，這種想法很瘋狂，但能夠做大事的人，就不是一般人吧。他有沒有想過甚麼新聞自由甚麼的？我不敢說沒有，但對他來講，更重要的問題是每日的經營，如果令報紙能更貼近市場需要，如何做得出別人做不到的事；尤其是最後一點，別人做不到的事，往往就是一盤生意不斷存在的意義，賺錢只是市場給我們的回應。如果只是一直在想賺夠，收山，享福，那就不是黎智英了。

過去兩年，從不同的人口中，聽到了在獄中的他好像曾經講過，如果他重獲自由的話，他也不會再做生意了。這句話令我感到很傷感。傷感的原因，是這個如此熱愛創業的人，竟然也說不想做生意？但從 Mark Clifford 的轉述，好像又不是。總之，我就是想像不到，老闆會放棄創業，因為那是他最大的人生意義。

囚禁了黎智英，扼殺言論自由，固然是對香港的傷害，但如果問我，因為政治而浪費了他這樣一個有創業精神的人，那才是香港最大的損失。看著今天香港的那些尋租者，令我對這個城市更感到悲傷。

當然，我不是說言論自由不重要，新聞自由不重要。不，這不是我的意思。我也不是說，創業精神比以上的更重要。我是想借以上的經歷，分享一個簡單的道理：以上的一切都是一整套而來的，不可以選擇性地分拆成獨立的部份。香港被扼殺的是像黎智英般自力更生的故事，那個曾經可以讓一個童工變成創業家的社會。

最後，我在 substack 上開了另一個 blog 重新連載老闆過去寫過的文章。在未來的兩個月，我會將 《事實與偏見．九．創業》原原本本的放到網上。這個習作最主要是讓我重新思考自己的路向和人生，但同時也公諸同好。

有興趣的朋友，可以到以下網址訂閱：

黎智英．事實與偏見 | Simon Lee | 利世民 | Substa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