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的時代革命．五四運動 (Patreon)

【未奪權的獨裁者】要了解中國近來政治意識形態，以及中共的根，首先要了解五四運動。

我一直都很想以「未奪權的獨裁者」做主題，寫過去百多年來，推動政治運動的人物背後的時空背景和他們的意識形態。

但有一點必須說在前頭：「我並不是想這些人改變了社會的想法；實情剛好相反，他們都只是時代背景之下的產物。」

1919 年的五四運動，長期以來被認為是中國歷史上一個重要的轉折點。雖然它經常被描繪成一場爭取政治和社會改革的民主運動，也就是所謂的「德先生」（Democracy)和「賽先生」，但運動本質實際上是民族主義。

最終新中國既沒有孕育出民主和科學精神，反而在民族主義的基礎上，變成一種與過去切割的思潮。

五四運動的觸發點，是對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凡爾賽條約。當時的中國政府未能在條約談判中捍衛主權利益，特別是山東省，導致知識份子的失望。所謂民族屈辱感和列強瓜分中國領土，點燃了民族主義，亦引發了 1919 年 5 月 4 日的群眾抗議。

五四運動的旗幟是民主與科學精神，但當時新中國的知識份子，並沒有視這兩個歐洲啟蒙時代的價值觀為最終目標，而是將這兩件事當作手段，而最終目標還是國家主權和自強主義。當中的意見領袖，如陳獨秀和李大釗，主張以馬克思主義，作為中國現代化和推進民族主義的手段。雖然該運動確實提倡社會和政治改革，但這些目標往往次於民族主義目標。運動參與者尋求使中國現代化，是因為要建立強大、獨立的國家，以不是相信人的本質，也就是人人生而平等的意義。

但在當時的環境，歐洲傳統的古典自由，對很多人來說是帝國主義的延伸，所以也難怪當時的知識份子將馬克思主義和民族主義視為中國的出路。

縱觀歷史，民族主義從來都是塑造政治意識形態的重要力量。十九世紀的歐洲，見證了民族主義的興起，成為各國統一和獨立的動力。十九世紀的民族主義，重點是民族自決、文化統一以及抵禦外國統治；手段是透過建構民族歷史觀、語言和文化，作為國家的基礎。意大利和德國的統一，都反映了民族主義的力量。

Benedict Anderson 在《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提出，十九世紀的報紙、小冊子和書籍，主要的傳播手段，但這個假說的大前提是群眾已經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最低限度也要有一定的識字率。在教育不普及的社會，建立民族主義的過程也有極大的分別；而廿世紀初的中國大陸，識字率極低，這也是為何當時的知識份子只是極少數，而他們亦急於要改造當時中國大陸的狀況，並提出簡化字，以及要徹底地與舊中國的文化割裂，尤其是針對儒家思想。

其實在 1919 年之前，新中國已經醞釀這一股與過去割裂的情緒。1915 年陳獨秀在上海創立《青年雜誌》，後來改名為《新青年》；雜誌的洋文為 Le Jeunesse ，可見其針對讀者群是少數知識份子，而不是一般民眾。

最初《新青年》所針對的，也不是甚麼列強，而是當時的北洋政府，而當時的北洋政府提出「尊孔」，新文化運動的代表人物之一白易沙在《青年雜誌》 1 卷 6 號和《新青年》 2 卷 1 號上發表《孔子平議》，提出：「中國二千年尊孔之大秘密⋯⋯就在利用孔子為傀儡，壟斷天下之思想，使失其自由。」

1921 年之後，新文化運動也出現了分裂。一方是主張徹底改變中國文化，以馬克斯主義和共產主義作為藍本建立新中國；這一派的代表人物就是陳獨秀和李大釗等中國共產黨的元祖，而這一派人也是更傾向以行動去改變社會。另一方面就是胡適等相對學院派和保守主義者，這一派人相信教化和循序漸進的改變，慢慢與世界接軌。

有兩派思潮本來也不是壞事。但從以上的分野也可以見到，在中國大陸的意識形態兩個主流，甚至跨越當時的社會環境，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後來的歷史。但是兩派陣營的共通之處，也可以說是在中國大陸最強大的意識形態力量，還是民族主義。

從 1920 年代一直到第二次大戰結束，可以見到兩個意識形態陣營微妙的變化。掌握了權力的一方，往往在不知不覺間，變成保守的一派，將傳統的儒家文化融入自己的統治手段。另一方在野的中共，自然地繼承了徹底改變社會的主張。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國共之爭很快就有結果。以馬列主義為綱，奪得統治地位的中共，在初期完全是以徹底改變社會為目標。到 1950 年代尾，土法炮製的計劃經濟，對人命和經濟的破壞比戰爭更大。當時在中共內部也漸漸出現一股希望放慢步伐，以適應當時實際情況的想法；主流的觀點認為，這也是後來毛澤東發勳文化大革命，借紅衛兵二次奪權的主因。

文革可以說是人類歷史上，一次離奇的政治鬥爭。在中共奪得統治權之後，其實已經透過土改和沒收企業資產，幾乎完全摧毀了這兩個階級敵人。而當時中國大陸，仍然是以農村社會為主，知識份子人數不多，亦沒有多少的影響力。所以，在文革被批鬥的人，實在對毛澤東的統治沒有正面威脅，但卻勞師動眾舉國上下地發動群眾運動，作為宮廷政治的手段。

我不敢說以下是唯一解釋，但是當社會在完全與舊社會脫節的情況下，很容易有這種回歸到蠻荒社會的現象；而這種價值真空的情況，其實在美洲新大陸的初期，以及歐洲十九世紀，甚至乎廿世紀不少亞洲和非洲國家，一樣有出現過。

最終填補了那一塊價值的空缺，還是民族主義；也就是一個想像的共同體。

1978 年後，中國大陸彷彿回到一個稍為正常的軌跡上。往後的廿年，基本上是沒有甚麼主流的意識形態，但唯一仍然潛藏於民眾集體意識的共同價值，亦可能是那未完成的民族主義思想。

20 世紀後期的新民族主義浪潮，其實不只在中國大陸出現。蘇聯解體後，各國最先出現的就是新民族主義思想。甚至乎在歐洲和美國，一樣有新民族主義的衝擊，甚至被稱為民粹主義。這一浪新民族主義思想，與過去的最大分別，是這次更針對全球化而來，與此同時這個時空下，大眾媒體如報章雜誌電台電視，影響力亦不如互聯網；尤其是社交媒體與即時通訊軟件，令新民族主義的浪潮顯得更複雜，更難以理解。

20 世紀後期，新媒體環境下訊息、思想和宣傳，傳播速度更快，新民族主義運動接觸到更多的受眾，亦更有效地動員支持者，甚至突破傳統地理界限，促進了跨國民族主義網絡的出現。

新民族主義，對中、俄這種極權專制社會，既是威脅亦是機遇；這些國家政府的對應策略，就是將對它們不利的，說成是「顏色革命」，是美國的陰謀。畢竟，美國代表了全球化，也就是這場意識形態之爭的對立面。對內，則以重建偉大民族身份認同，來凝聚政治共識。

最後，回到五四運動所高舉的旗幟，就是民主和科學精神。

可能有些人會認為這兩件事是風馬牛不相及，但如果細心去思考就會明白，兩個想法都是建基於同一個價值。科學精神在於只看證據，而不是信奉權威。甚至乎應該說，科學精神就是反權威的。任何人只要拿得出實證，也可以合情合理地推翻權威的理論。至於民主，也不是簡單的少數服從多數，而是在人人生而平等的基礎上，透過制度去處理社會問題，而所謂的制度，包括了言論自由、議會論政以至司法制度中的辯證。兩套二而為一的框架，本來就是自啟蒙時代一直發展下來的現代化進程。

中國大陸失落了現代化。但在歐美各國，也一樣出現倒退的跡象。不論是科學精神抑或傳統的民主價值，都受到兩方面的夾擊。人類文明的發展，也不是一條直線；走回頭路的例子，多不勝數。或者每個時代，對個人的價值、自由、尊重和保障，其實都是脆弱的。

我們可以做的，就是不斷提醒自己，令自己做一個獨立、理智的人，不要將理想當作事實，但也不要因為現實而放棄理想。社會是錯縱複雜的，不會在一時三刻變天，但破壞了的制度卻未必那麼容易重建。一個自由主義者經常要反省的問題，不是自己有自由去做甚麼，而是我們做一個怎樣的人。

＝ 我是分隔線 ＝

順帶又一提，正如以上所提到，歐美其實一樣有這種反全球化的新民族主義者。甚至有美國的「大右派」，在俄烏戰爭當中，竟然站在俄羅斯的一方，認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是因為北約擴張。表面上，美國右派應該視俄羅斯為威脅，但如果放諸在新民族主義的思想路徑上分析，就不難明白為何會有這種怪異的立場。更正確一點說，這些新民族主義者眼中最大的威脅，不是任何一個國家，而是掌握了全球化經濟的 Globalist ，也是他們口中的 Deep State。他們也會將其他社會的現象，例如新左翼的各種主張，如 LGBTQ+ 等，視為 Globalist 的陰謀。

正如我之前在「英雄造時勢」的分享所講：Nothing in biology make sense except in the light of evolution ；對社會和政治現象，我們也應該用同樣的分析方法，從一路走來的過程，了解為甚麼會出現某些想法，這些想法背景的環境和條件限制是甚麼。社會現象並非任何個人主觀意願的結果；意見領袖也只不過是一個時空下的產物。

我知道有些朋友，甚至這裡的讀者，也會有這種想法。以上我也沒有深入討論新民族主義的前因後果；希望有機會的話，我會再跟大家解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