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安全網 (Patreon)

今日，我想談論的不僅是秀茂坪慘案本身，而是更廣泛地探討香港的社會安全網，以及「社會安全網」這一概念到底意味著甚麼。

在網上看到有關香港勞福局局長孫玉菡的一些評論。他表示，由於兩名死者沒有向政府尋求幫助，因此政府無法介入。這一言論引發了大量批評，人們認為他冷血和官僚。

然而，在這個訊息爆炸的時代，我們應更加謹慎地對待任何在網絡上看到的訊息。我進一步查找其他報道和資料；孫玉菡確實表示死者沒有尋求政府幫助，但他也有強調政府對此事高度關注和痛心。只可以說，他始終是官僚心態；即對他們來說，是否應對這一事件負責，比事件本身更為重要。

但我覺得有必要提醒大家，在這種情況下，人們往往會感到悲傷或憤怒，並尋找一個目標來指責，而且通常是政府。不過，對於官僚而言，事件過後太陽如常升起；對他們來講，最終反而可以乘機爭取更多資源，但做出來的事，卻未必可以惠及民眾。

政府在慘案後幾日，宣布了一系列措施，包括廿四小時熱線和一站式照顧者網站等；但我對政府是否能有效提供這些服務持懷疑態度。坦白說，這種條件反射式的回應，結果往往是「做咗當得咗」。

傳媒對這宗慘案的報道，不少都加上「懷疑因為兩個死者不能照顧自己而餓死」這樣的講法？但究竟這是記者的猜測？還是基於證據？一位 YouTube 觀眾也留言表示很難想像香港會有人因為飢餓而死。

我也注意到，有社福機構也宣布將會提供照顧者支持平台。事實上，隨著香港人口老化，照顧者和被照顧者的年齡層也在變化，這的確是個值得關注的問題。

但回到最基本的問題，究竟甚麼是社會安全網？為甚麼要有社會安全網？

社會安全網是甚麼？

我也見到報道提到，兩名死者過去其實有接受過香港公共醫療體系的跟進，但自 2018 年後就沒有再就醫；他們在母親入院後，亦有自行到醫院探病，而且二人亦有另一位弟弟。所以，值得深思是，悲劇是否因為經濟原因？還是兩名死者無法自我照顧？或者是其他更深層的原因？

我亦不禁想，如果在以前的香港，會否這是發生這樣的慘案？這個地方是否還是我們熟悉的香港。

在過去的香港，社會安全網的第一道防線，可能是媒體和社福機構。例如，我以前在蘋果日報工作時，我們就有一個慈善基金來幫助有需要的人。但很可惜，現在這些公民社會活動在香港已經受到嚴重打壓。

社會安全網，不僅是24小時支援熱線或一站式網站，更重要是它反映了一個社會是否健康和健全。我們要從根本上思考，為甚麼我們需要社會安全網？

社會安全網之所以存在，最基本理由是因為我們作為正常人，都應具備一定程度的同理心和同情心。人自然會追求自身的利益，但大多數人在不影響自己利益的前提下，也不希望看到他人受苦。當我們見到別人遭受不幸，自己也會感到不舒服。這就是社會安全網存在的第一個原因，即追求共同的幸福感。

雖然官員經常提到「幸福感」，但我很懷疑他們是否真正了解如何讓人民感到幸福？

社會安全網存在的第二個原因，是經濟上的考慮。在 Telegram 群組中有朋友問到一個有關如何分配資金到股票和固定收入的問題，我建議他們不要過於複雜，固定收入的部分，簡單的定期存款就足夠。

要有現金儲蓄原因有兩個：一是為了抓住偶發的投機機會，二是為了應對突發情況。

我也在這個概念上加了一句補充：在這個層面上，保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當一個人有充足的保險，他就可以釋放出更多資金去進行高回報的投資。如果從社會層面來看，社會保障使個人不用儲備大量資金以應對不時之需，從而有更多的資源可以投資更高潛在回報的領域。我第一次聽到這個講法是出自前美國總統奧巴馬的演說；儘管我個人認為他是一位社會主義者，但這並不意味著他的所有觀點都是錯誤的。

社會安全網存在的第三個原因，是為了社會穩定；一個健全的社會安全網可以防止人們因為極度貧窮而走上犯罪的道路。換句話說，這也是一種社會契約。

社會安全網不僅是一種社會保障機制，更不只是單靠政府。以上所提到的三個層次，第一個其實最主要靠公民社會，第二個其實是自由市場機制，第三個才是政府。

公民社會：被剝削了的社會安全網

社會上的公民社會組織、鄰里、家庭，甚至更廣泛的家族，都會發揮社會安全網的作用。然而，在現今的香港社會，特別是高度城市化的地區，社會連結正在逐漸減弱。例如，在多層住宅大廈中，鄰居之間可能連基本的社交都很少，這無疑加劇了社會疏離的問題。

在香港的社區中，大廈管理員往往成為了許多社會問題的第一線處理者。理論上，他們就像一個資訊平台，但這種連接遠不如真正的人際關係來得強大和有效。但畢竟，管理員並非專門為解決這些問題而受訓，他們的角色因此變得相對薄弱。

至於社福機構的員工，雖然他們的初衷是幫助有需要的人，但在資源匱乏和官僚壓力下，他們往往無法全心全意地為人們提供服務。我記得有一年，政府為醫管局撥款數億以增聘職業治療師，但由於官僚的作風，令這些職業治療師反而用多了時間在行政工作上，少了時間服務有需要的人。與此同時，由於全香港職業治療師的人數根本不足， 醫管局以外的社福機構和私人護理中心，亦更難請到職業治療師。結果，這筆錢不但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是好心做壞事。

以上的例子說明了，香港社會安全網的漏洞，不僅是資源多寡的問題，而是分配是否有效的問題，是制度性的問題。政府往往認為，只要投入了資源或金錢，問題就可以解決。但實際情況遠比這複雜得多。

很可惜，公民社會的作用被削弱，原因是政府從來都不鼓勵民間的自發性互助行為。其次，即使有社福機構，它們經過行政吸納之後，也越來越像是行政機構，已經不是真正能解決問題的平台。

香港的一些大型慈善機構，如馬會，已經忘記了初衷；原本應該用於社會福利的資金，現在卻被用於其他不太相關的項目，例如甚麼故宮博物院。

市場：有效但不完美的社會安全網

家父在生時，因為缺乏照料的人，需要入住院舍，市場機制確實發揮了作用。政府購買的院舍位子，和中間的代理機構相對有效地將需求和供應配對起來。這讓我親自感受到，一定程度的市場化並非壞事。

當然，像這種社會福利服務，多少也存在資訊不對稱的問題；例如被照顧的人，無論是兒童、殘疾人還是老人，由於處於劣勢，社會網絡通常較差，面對不公或不人道的待遇時，他們往往無法求助。所以到最終還是要有一定的監管。

另外，剛才提到保險和經濟誘因。購買保險，的確能釋放一部分儲蓄，讓資源有更高效的分配。許多人購買醫療保險，主要是因為私家醫院提供更快捷的服務。

無疑，私家醫院確實有其優勢，例如短期內就能完成手術。相對之下，公立醫院可能需要等待數年。但許多嚴重疾病和緊急情況，私家醫院卻往往應付不了，原因是香港公私營醫療嚴重失衡。這個失衡問題已經存在多年，並非短期內能解決，醫療融資改革也無補於事。至於公營醫療的擴張和臃腫，以及既得利益的扭曲，使問題更加複雜。

有些問題，市場力量亦不能撥亂反正。

政府：社會安全網的最弱一環

香港的公民社會和自由媒體，已經被政權嚴重打壓。加上近年的移民潮，有理由相信社福界也嚴重人手短缺。這些因素，都可能增加更多不同的慘案發生的機會。

當政府在討論人力資源政策時，往往只知金融和科技專才，忽略了社會需要多元化的職業，包括社工、教師、廚師等。難道金融和科技專才就沒有其他的生活需要嗎？官僚的這種偏見不僅影響了社會結構，也可能導致社會安全網的破裂。

雖然，香港的現狀，並未至於是一個「悲慘世界」，但確實存在許多效率低下和資源錯配的問題。這不僅僅是財政問題，更多的是制度和執行問題。說到底，香港政府若然不能重新定位，將香港作為政策制定的出發點，香港多年來積壓的問題永遠都解決不了。

事實上，港官也樂於做國家政策的執行者。歷任行政長官，董建華和曾蔭權是對北京馬首是瞻，例如高鐵計劃，即使這對香港本身的利益存疑。但曾蔭權始終相對上還是會考慮到香港人的利益，因此相對受到一些好評。但由梁振英到林鄭月娥，甚至李家超，這些行政長官似乎完全忽視香港人真正需要。

這樣的政府，即使推出各種政策和服務，也難以解決根本問題；正如一開始所講，這個政府往往是「做咗當得咗」。

香港從多個層面，包括政治、社會甚至市場，都顯示扭曲和墮落越來越嚴重。歸根究底，是甚麼原因令大批港人離開？是甚麼原因令到港官不再以香港為政策的首要考慮？是甚麼原因令公民社會窒息？難道這些都是偶發的現象嗎？

作為普通市民，雖然我們不能立即改變整個制度，但至少可以從自身做起，為自己，為身邊的人自己的一份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