結界中的香港 (Patreon)

如何避免迷失自己

廿三條立法在即，未來的香港，或多或少資訊流動將會有更多限制；最壞的情況，我姑且稱之為「資訊結界」。

究竟在這個情況下，我們應該如何應對？是否單單靠 VPN 翻牆就可以確保自己獲得資訊的自由不受限制？

今日這篇我刻意不錄影，不錄音；我知道有些朋友覺得「聽」來得更方便，但是這正是今日想提醒大家的其中一個重點：

「閱讀過程中，讀者有更多思考的機會；聽雖然方便，但大多數聽眾只記得模糊的感覺，亦未必有思考的機會。」

其實不論是甚麼社會，極權專制的，自由開放的，政府都想影響輿論，只不過是程度有別。我甚至會說，在自由開放的社會，政府影響輿論的手段更高明；反而在封閉的社會，極權專制的宣傳無論怎樣看，卻是那麼粗糙簡陋。

有競爭和冇競爭的環境，結果自然有分別。

所以，真正的問題是：「既然是低層次的政治文宣，為甚麼會有人相信？」

任何人，都會有思想的盲點，只會見到自己希望見到的事。我的 YouTube 頻道節目有句開場白：「以下內容涉及獨立思考，歡迎陪同家人收看。」早幾日有觀眾問我為甚麼要有這句開場白，彷彿是貶低了觀眾的水平。

實情是，我也肯定自己有思想盲點；所以，當我說內容涉及獨立思考，意思不是說我比別人更清醒，而是我相信在主流的聲音以外，保留另類的聲音。我也希望大家會發現，其實我是很刻意要與其他的評論保持一定距離。

真正獨立思考，要挑戰的不是別人的觀點，而是連自己都可能信以為真的事。

回到今日的主題：廿三條與資訊結界。觀察今時今日的中國大陸，似乎中共的目標，就是要絕大多數身處香港的人，由只聽到一種聲音，變成只想聽到一種聲音。兩者的分別，就是要令香港人變得像小粉紅一樣，對外面的世界充滿莫名其妙的厭惡和仇恨。

當然，很難想像目前的香港人在短時間內 180 度轉變；但十年、廿年後呢？更重要的問題是，究竟中共是想怎樣去改變香港。

其實，中共也不只一次投訴，香港遲遲未能「人心回歸」，這是特區政府的責任。言下之意是，中共要香港變得像大陸一樣，而且是要由香港自行自發地去改變。

國安法是由北京強加到香港，但廿三條卻是要香港自行立法，自行執法。可能有人會問既然已經有國安法以及整個國安體系，為甚麼還要廿三條立法？難道只是要政府在姿態上表示忠誠？

今次的廿三條立法，應該不會再有任何人會出來說不。所以，對比起幾年前，情況真的有很大分別；至少由特區一眾官員到中聯辦、港澳辦等，都可以聲稱這次反映了香港的轉變。

極權統治者清楚知道，某些人的服從，只是膚淺的表演。甚至乎，極權統治者的生存條件之一，就是假設身邊每個人的服從，都是為了生存而作出的妥協；尤其是在權力核心裡面，大家都不會相信自己和別人講過的每句說話。這種文化，正是極權統治的必要條件。

所以中共很清楚，假如透過北京的高壓手段去改變香港，結果就會像過去廿多年來那樣，每幾年就出現一次反作用，而且每次的反作用力都比之前的一次大。

當然，也有一派想法認為，過去北京對香港的手段不夠強硬，所以當反作用力越大，鎮壓的力量也越大。從中共的角度，香港只是七百萬人，大陸有十四億人，如果用強權高壓，最終亦一定能夠將香港人輾壓到完全無反抗之力。以上就是過去幾年在香港發生的事。

中共絕對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地，將所有反對聲音鎮壓，而這也是中共必然會做的事。不過，嚴格來說，中共真正的憂慮，卻不是香港人反抗，甚至不是怕因為香港人反抗令大陸民眾亦有樣學樣。中共其實最怕的是內鬥；在習近平執政前，就曾經出現過薄熙來企圖奪權。自從習近平執政後，就連中國大陸的氣氛也變得更肅殺，更毫不掩飾。

香港是中共不同派系鬥爭的變數。不但中共高層將自己的家人和財產藏於香港這個「和平飯店」【1】 ，過去有不少揭發中共高層內部矛盾的資訊，也是借香港「出口轉內銷」。過去，蘋果日報、壹週刊揭露過不少中共權貴家屬在香港的財富和商業勾當；當中絕大多數都是「知情人士」報料，而報料者想達到甚麼目的，亦不言而喻。

所以，不論是送中抑或是廿三條，我們一般民眾會以這是用來對自己，但更重要是杜絕一切可能影響到權力結構的因素。可能有讀者會對極權統治者的作為，感到難以理解；因為畢竟是我們是從平民百姓的角度去思考問題。

統治者關心的，是自己能否繼續目前的權力結構；他們會寧願做窮國君，也不想做太平盛世的普通人。

從前的香港，是一個中共不能完全被控制的地方；這既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必要的條件，但也是令中共權力核心寢食難安的一個「國家安全」漏洞。畢竟，當中共不能信任任何人的同時，其實亦沒有人會相信中共的一套。香港的一國兩制，其實是保護著中共的防火牆；一方面可以繼續牆內的極權，另一方面又可以獲得牆外自由世界，尤其是各種物質生活上的好處【2】。

可是，物資生活的進步，可不是從天而降。沒有競爭和各種在最初看來妙想天開的構思，社會不可能推陳出新。牆內的神奇國度，每隔一百幾十年，便發現自己落後於時代，面對各種衝擊，要急起直追，這絕非偶然。我甚至覺得，這是一個文化的現象。

假如香港沒有在 1842 年被英國解放，其實我們在文化上仍然是與中國人無很大的分別。甚至乎，今時今日香港人的身份認同，也只不過是在七、八零年後，才漸漸變得更實在。

我這樣說，不是想證明或者肯定中共統治香港的合理性；我只是希望大家明白：「改變香港其實比很多人想像的要來得容易。」

甚至乎，我知道仍然有些人會認為，只要香港繼續帶來大量物資上的利益，中共就不會輕舉妄動。但是由 2000 年後開始，香港不但佔中國大陸經濟的份額比例越來越低，而且中共亦自持掌握了資本市場的遊戲規則，可以不用再依賴這個地方。甚至到後來，中共甚至認為可以不再依賴西方；更正確一點應該說，中共認為自己不可以完全依賴西方。而香港的價值，就是在於連繫著「牆國」與外面的世界；香港對神奇國度帶來的價值越來越低，但政治上對中共內部團結的影響和副作用，卻越來越大。

從歷史角度分析，一切都彷彿是宿命安排的結果；但對香港人來講，那就是當年最可怕預言最終成為事實。

八、九零年代，美麗的誤會是以為，中國有朝一日會「進步」成一個像香港般的社會；從中共的角度，深圳、上海早就已經是「像香港般的社會」，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共希望人人都相信，物資生活上的享受，就等於是社會的進步；只要物資生活得到滿足，其他的事情就盡量維持不變，尤其是權力結構。甚至乎，某些香港的藍朋友也是這樣想。

我並是否定物資生活的重要；我只是想再一次提醒大家，極權統治的最大問題，在於缺乏一個和平的方式去轉移和繼承權力，結果因宮廷政治而影響到社會的其他發展。那怕在今時今日的世界，明知有其他更低成本的方法去組織社會，某些神奇國度仍然因為文化的韌性，而停滯不前；而我們所認識的這個神奇國度，甚至不可以算是孤例。

回到今日的主題，建立資訊的結界，我認為除了是要令民眾變得更易統治，同時也是為了減少那脆弱的權力結構可能面對的各種變數；兩個目標是沒有矛盾的。

被洗腦的人，甚至可以說是這個體制模式下的副產品。記得在這篇文章最初，我提到一個問題：「為何極權社會政府的文宣雖然粗糙簡陋，卻仍然有那麼多人深信不疑？」像那些小粉紅，他們的狂熱甚至是去到一個地步，就是除了這些聲音以外，他們甚麼都不願意去了解，不想聽到。

大家不要以為資訊不對稱的出現，是因為某些人接觸不到外面世界的資訊。其實他們所真正缺乏的，是處理資訊的能力，以及明白別人感受的同理心。

資訊不只是「事實」（hard facts），更重要是每個人對事情的主觀感受。在一個封閉的社會，人與人之間的溝通變得越來越膚淺和虛偽，關係變得疏離，越來越難有互信的基礎，甚至變得猜疑成性，生怕別人都是不懷好意。以上都是香港內捲到牆內的過程中，會發生的現象。

至於處理資訊的能力，其實這是一個更抽象的概念，也是個更大的題目；但請容許我用一個形象化的方法去描述：

世界上的各種事情，就像一個網絡上的不同連接點，我們所謂的資訊，其實是這些「點」之間的連線。這些連線其實本身是不存在的；但人卻會在點與點之間，找出關聯。當然，有些連線，本身可能是沒有意義的；但是當連線的關係變得越來越複雜，有些本來顯得沒有意義的連線，又忽然變得有意義。【3】

在封閉的社會，只有一言堂，一種觀點，以至很多人甚至連接受不同觀點的能力亦漸漸消失。但是在自由開放的社會，由於有更多人可以表達自己的觀點，令社會整體的資訊量以幾何級數地倍增。所以，從封閉社會走到自由開放社會的人，第一時間受到的衝擊，往往不是物質生活上的，而是不知道如何面對不同的觀點和價值觀。

另外，在多元社會裡面，對某些人來講，「默契」（tacit knowledge）的分寸很難拿捏得準繩。舉個簡單的例子，很多人自以為知書識禮得中國人，其實只是知道教條式的禮貌，一旦身處於陌生的地方，立時會因為不懂得從觀察學習其他人的風俗習慣而不知所措。

要令香港轉風易俗，其實真的不難；當群眾只想聽到一種聲音，那就已經是改造香港的第一步。實情是，有這種傾向的香港人的確也越來越多。記住，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是對等的；當中共強加它們的一套在我們身上，我們也在抵抗的過程中，不知不覺地，變成像他們那樣，充滿猜疑和仇恨。

【1】根據維基百科，和平飯店一齣 1995 年的電影，由韋家輝執導和編劇，故事中的和平飯店，是個「避難所」，只要進來住宿的人，無論他得罪了什麼幫派，都不許前來挑釁生事，但不保證離開後的安全；葉童飾演的歌女邵小曼，卻破壞了江湖規矩，也為和平飯店內每個人惹來殺身之禍。當中有沒有政治隱喻，就只有韋家輝才最清楚。

【2】資本市場是甚麼？說穿了，資本就是願意冒險創新的精神；沒有這種精神，社會就不會進步。中共只是想要資本市場帶來的結果，也就是物質上的享受越來越豐裕，但不容許社會的進步。

【3】以上對資訊的描述，其實就是目前人工智能技術的基礎 - 人工神經網絡（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